嗨，新的一天又開始了，我是你們的小可愛。
打遊戲一夜爆紅後，腦癱少年王濤的生活被重塑了，從流浪街頭到入住新房，王濤變身一名遊戲主播。但這份榮耀並未持續太久，熱度快速消失，王濤不可抗拒地，淪落為流量的棄兒。
腦癱少年王濤沒想過，一條60s的短視頻，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2018年8月，一則名為“靠兩根手指成為‘王者’，腦癱小夥街頭代練遊戲”的視頻，在微博上流傳。視頻中的王濤，以腦癱患者常見的看起來有些扭曲的姿勢，坐在廈門市中山路街頭，腳上穿着拖鞋。他的右臂不自覺地抬起，手指向下蜷曲着。手機被他簡單地摁在膝蓋上，好像隨時會掉下去，他用左手的兩隻手指，在屏幕上用力地滑動。
王濤一邊操作，一邊吃力地回答視頻拍攝者拋出的問題：“（每天工作）七八個小時、王者（段位）、（月收入）不到一千……”
這些關鍵詞，拼湊出過去半年王濤的街頭代練生涯。他的業務是陪玩和代練王者榮耀，陪玩一局遊戲5元，代練則視段位難度收費。
在代練前，王濤的收入來自乞討和撿垃圾。他總結出技巧，要去美食街乞討，因為別人在吃東西，不急着走；現在年輕人出門基本不帶零錢，向年紀大些的人乞討成功率更高。最順利時，王濤一天能要到50元。
與之前比，王濤更喜歡代練這份體面的工作，“通過直播打遊戲，可以證明我智商沒問題”。由於王濤異於常人的體態和語言，他常被人認為是傻子。這是對腦癱患者的誤解，智力正常的腦癱患者約佔羣體的四分之一，腦癱和智力障礙並沒絕對的伴發關係，卻讓患者在社會中飽受歧視。
找不到工作，王濤發現了代練這條新出路，8月12日，他的代練視頻出現在網上後，王濤馬上把它轉發到朋友圈，配文“希望能火”，“火”意味着擺脱現狀：在街頭流浪的王濤，已二十多天沒洗過澡。
他的願望成真，這個視頻很快上了熱搜，播放量突破百萬。廈門本地的媒體對王濤進行了專訪，緊接着，兩家遊戲直播公司找到王濤，希望與他簽約。
一家公司開出3000元的底薪，要求王濤每個月得刷到1萬元的禮物，不包食宿；另一家公司提供的待遇是底薪5000，為期3年，提供住處，並告訴王濤，市場缺乏勵志型主播，他需要做的就是打好遊戲。
王濤沒有太多猶豫，選擇了條件更好的後者，簽約的當天下午，他就搬進了新家。王濤家當不多，只有一個雙肩包、幾件衣服和一雙運動鞋、拖鞋，總價不到100元。
新家是酒店式的公寓，十三四平米，單間帶衞生間，王濤馬上撥通親戚的電話，連問對方好幾遍：“你看到我的房子了嗎？可大呢！”看到熱水器、空調，王濤第一反應是詢問電器耗不耗電，得到否定答覆後，他迅速洗了一個熱水澡。
第二天，王濤開啓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作為遊戲主播，王濤的工資由底薪和提成組成，每個月播滿150個小時，理論上可以拿到5000元的底薪，提成按照直播間產生的禮物計算，公司和平台收走70%，主播拿到30%。
開播的頭三天，王濤迎來高光時刻。公司花了不少廣告費，把他的直播預告放在平台的推薦位，將王濤稱為“王者單手大神”，直播間湧進了四千多人。
王濤第一次感到自己融入了集體。為歡迎他入職，公司還組織了一場友誼賽，比賽現場很熱鬧，王濤能感到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交流結束後，兩三個同事一起走過來，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説“今後就是朋友”。
王濤和一個16歲的主播同事投緣，當時對方還沒租到房子，就在王濤的公寓借住了一個月，“晚上睡一張牀，人家不嫌棄我。”王濤坦然地説。有人向王濤借500元，他也爽快答應了，這是王濤第一次借錢給別人，他覺得自己和其他人“越來越平等”。
入職後的第二個月，扣除税費，王濤收到4800元工資，他馬上拿出1500元，準備轉給大姨，而不是他的親生父母。
1996年出生的王濤是河南人，家裏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父母是四處做小生意的走販。
出生幾個月後，王濤被醫生診斷為腦癱，窮困的父母自顧不暇，將他寄住在大姨家。王濤很少見到父母，回父母家“像走親戚，坐一會就走”。
由於肌肉無力，王濤11歲才學會走路。在此之前，大姨大概每週一次，會背王濤去院子裏曬太陽。15歲時，王濤在大姨努力下，終於進了村小讀書，同班孩子年齡都比王濤小，每到下課時間，一羣男孩子圍住他，謾罵、推擠，鬧劇的頻率高到讓老師失去耐心。
有一次，幾個男生衝着王濤臉上噴水，他睜不開眼睛，扶着牆去辦公室找到老師，努力描述事情經過，老師只抬頭撇了王濤一眼，什麼都沒説，繼續批改作業。王濤渾身濕透，覺得自己委屈又可笑。
他在村小隻讀了一學期，因為學校不願再接收他，理由是別的孩子經常看王濤，不好好上課。“我想上學，但不想去學校。”王濤説，“學校裏沒有人喜歡我。”
表姐給王濤買了台二手的點讀機，200塊錢，他把裏面的三字經和唐詩宋詞反覆學了很多遍，在他看來，用點讀機學習比在學校效率高多了。王濤也發現了自己的新大陸——一家黑網吧，他每天在網吧裏泡五六個小時，看別人打遊戲，偶爾自己也打。
但王濤只有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可以靈活使用，右手常不受控制，電腦遊戲常需要兩隻手操作，一局幾分鐘的遊戲中，他需要不斷調整身體位置，渾身抽動，五官扭曲。熟悉一款新遊戲，王濤要比其他人花費數倍的時間，好在他有的是時間。得到表姐退下來的諾基亞，王濤也花了半年多，才能熟練打字。
2013年，大姨家娶了媳婦，他不想再給大姨添麻煩，自覺地回父母家住。父母很少主動和王濤説話，家裏拍全家福，從來沒有他的位子。2014年，家人要去廈門打工，王濤也想去，媽媽以“出租屋住不下”為由拒絕了他。
家人離開後，王濤第一次覺得自己無處可去，在大姨、表姐家輾轉，“下一頓去哪吃”成了每天最沉重的問題。大姨給王濤媽媽打電話：“你們不帶着他，是想讓他餓死在家裏嗎？”
王濤媽媽最終同意帶王濤去廈門，離家前，姐姐帶他辦身份證。那一年王濤20歲，他從沒過過生日，拿到證件時，才知道自己出生在1996年。
2016年1月，王濤隨家人來到廈門，媽媽建議他去乞討。王濤不甘心，在網上瀏覽了幾百條招工信息，終於看到一則沒要求“身體健康”的，那是家電子廠，管吃管住。王濤抱着一絲希望，第二天獨自坐了兩小時公交車來到工廠，可剛到門口，他就被保安趕了出來。
之後，王濤又嘗試看門、網管這類似乎不需要動手的工作，多數時候，招工方甚至不給他開口的機會。應聘均以失敗告終，一個月後，王濤接受現實，拿起塑料碗，開始在中山路乞討。
乞討加上撿垃圾，王濤攢下一些錢，買了部799元的新手機，代替快要報廢的諾基亞。
那段時間，王濤還認識了個同鄉女孩，對方在奶茶店工作，有時會給王濤買份10元的快餐。兩人熟悉後，王濤覺得喜歡上人家，在微信裏表了白，他沒有説“我喜歡你”，而是説“我想喜歡你”。女孩回覆王濤，自己有男朋友了。這件事讓王濤消沉了一陣子。
為排解鬱悶，他迷上王者榮耀，“每天打遊戲，沒時間想亂七八糟的事”。
跟王濤之前玩過的所有遊戲一樣，起初他沒法正常操作，拖了隊友後腿，常被人舉報，甚至被封號。王濤不服氣，一閒下來就練英雄，花了半年，王濤打上王者段位。王者榮耀當時的用户規模突破兩億，遊戲內按戰績分段位，王者是最高段，一度只佔全部玩家的3.19%。在中山路一個店主建議下，王濤決定發掘這項技能，開始擺攤代練，同時直播。
帶給王濤成就感的這份工作，很快遇到阻礙。和所有在中山路擺攤的小販一樣，王濤常被城管驅趕。
一次，城管沒收了王濤的廣告牌，他想要拿回來，雙方僵持不下。爭執中，城管動了手，一巴掌扇在王濤臉上，他跌坐在地上，眼淚奪眶而出，“好多人看，但沒一個人管我”。
禍不單行，2018年7月，王濤的媽媽生病，準備回老家醫治，退掉了租住的房子。王濤感到有點不甘心，不願回去。父母沒有多勸他，只留下300塊錢，讓他自己“找地方住”。
父母離開後，王濤開始在街頭流浪。他白天撿垃圾，晚上擺攤。收工後，王濤和七八個流浪漢一起，去商場找一張長椅過夜。
附近最便宜的房子，一個月要800元，為儘快租到房子，他能省則省，到了飯點，就去美食街，在餐桌上找沒被收走的剩菜。
對於王濤來説，租不到房子的原因不僅是缺錢，看到他的樣貌，很多房東不願意租房給他。流浪十幾天後，在另一個店主的擔保下，王濤終於住進一間三平米的棚屋，月租250元，只有一張木板搭成的牀。
圖 | 棚屋的樓道只有一人寬
棚屋沒水沒電，夏天晚上太熱，王濤乾脆睡在街邊的長椅上，直到那個視頻爆火，改變了他的命運。
每天至少5小時的直播時間，比王濤想的要疲憊。他很難長時間集中注意力，身體常不自覺抽搐。每個月有一週，王濤還會被安排在凌晨12點到6點直播。
對於遊戲主播來説，吸引粉絲一靠競技水平，二靠有趣的直播間氛圍，王濤水平不差，但在高強度的競技中，他只能靠兩隻手指操作。由於語言障礙，王濤沒法在直播時和粉絲交流。多數時間，直播間冷冷清清，偶爾有粉絲誇獎王濤的操作，他只能簡單打字回覆“謝謝”。
即便如此，他還是常在打字的功夫被對手擊殺。公司的運營只好在直播間添加提示語：“主播腦癱後遺症，不會説話。”
為解決這一問題，公司承諾給王濤安排專職的解説，一直沒招到合適的人，便沒了下文。為打破尷尬的氣氛，王濤試着在直播時放動感的背景音樂，甚至放岳雲鵬的相聲，收效甚微。
王濤着急了，如果無法成為大主播，三年後不能和公司續約，他可能又會回到原點；“別人可以回去讀書、找工作，我只能接着睡大街。”
王濤每天按時上下班，一週七天從不請假，但觀看他直播的人數停留在三百左右，他每個月的禮物收入，只有一兩百元。
圖 | 王濤做直播
12月，公司領導頻繁找王濤談話。他明白自己沒做出成績，簽約時領導口頭答應的五險一金，他識趣地沒再提起。2019年1月，由於王濤流量過低，公司把他的底薪降到1000元，並收回了入職時贈送他的直播手機。
成為主播後，王濤吃飯不是點外賣，就是到公司附近的小店點餐，開銷比以往大。發現工資不夠用，王濤不想再麻煩家人，權衡下，他借了筆2000元的網貸。
2月，王濤自己的直播手機壞了，覺得手機是讓他翻身的工具，他又借了5000元，買了台二手iPhone，“不能心疼錢，反正有工資，可以慢慢還”。
拿到新手機後，王濤嘗試自救，聯繫到幾個人氣不高，但聲音甜美的女主播，自己掏錢請她們做解説，每小時15元。直播間雖然漲了幾百個觀眾，但禮物數量仍不足，入不敷出，王濤只好放棄這個方式。
“請些人氣大的女主播或許會有用，但公司當時已經完全不管我了。”在王濤看來，公司在斷定他火不起來後，就任由他自生自滅。王濤寄希望於像去年夏天那樣再火一把，他白天上班，晚上又回到中山路擺攤代練，同時用公司的賬號直播。
可那個月，公司以直播時長不夠為由，停發了王濤的工資。後台顯示，那月王濤的直播時長超過200個小時，超過規定時長，但公司認為，王濤的擺攤直播是個人的行為，不該算在工時裏。
王濤拿着當初和公司籤的文件去法院維權，對方告訴他：他簽署的主播協議，不是勞務合同，沒有法律效力。王濤在那一刻明白，“他們是在蹭我的熱度”。
很快，公司撤掉負責王濤的運營，頻繁找他談話，暗示他自謀出路。王濤忽略暗示，每天照例去公司上班。同事們都儘量避免和他説話。
王濤成了公司裏的隱形人。有次，一個主播搶佔王濤的直播間，王濤去找管理人員理論：“粉絲多可以為所欲為嗎？”對方態度冷淡，只讓王濤明天再來。
圖 | 王濤
導演阿仁和王濤是在他擺攤時結識的。
阿仁有一個患有腦癱、常年卧牀的哥哥，基於哥哥的經歷，阿仁準備拍一部表現腦癱患者生理慾望的短片。王濤是阿仁心中的主角，阿仁告訴王濤，這部片子一定會改變他。當時王濤的直播收入幾乎為零，每月還需還一千多的網貸，他把這部“或許能火”短片當做救命稻草。
片子在3月正式開拍，拍了一週，王濤拿到一千多塊片酬。忙於拍戲，那個月王濤的直播時長不足150小時。他知道公司開除自己只是時間問題，嘗試找新出路。
王濤聯繫到了之前採訪他的記者，請對方幫找“穩定的工作”。記者對接到一家公益機構，機構願幫王濤制定救助方案。雙方約定了見面的時間。但這天王濤已答應阿仁去補拍戲，猶豫後，王濤選擇了阿仁。覺得愧疚，王濤沒再請記者幫忙，救助的事最終擱淺。
6月，短片製作完成，在香港首映。阿仁帶王濤去了展映現場。展映結束後的交流環節，阿仁告訴觀眾，這是王濤第一次拍戲。人羣中發出一陣驚呼，這是王濤人生中第二次高光時刻。觀眾接着問阿仁拍攝的初衷，阿仁回答，這部片子致敬、獻給他的哥哥。
王濤在一旁垂下頭，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之前姐姐結婚，他很想回家看看，但家人並沒有讓他回來的意願。
由於短片尚未公開片源，王濤期待的改變並沒有發生，在香港短暫停留後，他回到了廈門。
圖 | 王濤
不久，王濤所在的公司正式倒閉，此時，他已經近半年沒收到工資。與公司解約時，王濤討要拖欠的工資，公司當場拒絕，提出要收回王濤的公寓。王濤覺得 “底薪5000、為期3年”的承諾，寫進了當地報紙，即便沒有法律效力，也有據可查，他當場報警。警察協調的結果是：他無法要回工資，但公司得延期一個月收回公寓，讓王濤找到新的住處。
王濤沒想過回家，更不想去找當時在廈門做快遞員的哥哥，“他有自己的一家四口要養。”王濤説。
在好心人幫助下，王濤在距中山路20多公里的集美區租了間房子，房租不到四百元。他每天搭地鐵去中山路“謀生”，殘疾人能免費坐地鐵，這為王濤省下一天的飯錢。
但網貸的催款短信把王濤壓得喘不過氣，通過擺攤和撿垃圾，他只能維持生存。王濤放下維持近兩年的自尊，重新向路人乞討，他覺得翻身的唯一辦法，“就是再火一把”。
為增加曝光量，王濤儘量延長擺攤的時間，直到8月的一天，他被路邊的一個瘋漢砍了一刀。
被砍後，王濤拖着受傷的胳膊轉身就跑，血流了一地，隨即癱倒在路邊。路人幫王濤叫了救護車，半小時後，他被送到醫院。
醫生建議立刻動手術。聽到術前需要家屬簽字時，王濤感到絕望。警察先聯繫王濤身在廈門的哥哥，告訴他不需要付醫藥費，只用來簽字，哥哥表示不願意來；警察又聯繫了王濤在河南的媽媽，媽媽説自己還在住院。最後，醫院同意在沒有家屬簽字的情況下，給王濤動手術。在受傷近三小時後，王濤才被打了全身麻醉，送進手術室。
雖然手術順利，但王濤一直擔心醫藥費太高，他負擔不起。一週後，醫生直接告訴王濤，可以出院了。王濤雖然疑惑，但沒敢多問。
出院後不久，王濤在路邊看到睡着的瘋漢，立即報警。兩人被帶到派出所。王濤的媽媽這時也從河南趕到了廈門。警察希望雙方可以和解，媽媽態度堅決：要麼賠錢，要麼判刑。在王濤印象裏，這是媽媽為數不多為自己出頭的時刻。
可瘋漢身無分文，還被查出肝癌晚期。最終，派出所放了瘋漢，警察們湊出3000塊賠給王濤母子。媽媽拿走一千，返回了河南。
幾天後，王濤對時不時在街頭出現的瘋漢有所忌憚，也踏上回家的列車。這是王濤時隔三年第一次回家，“腦癱少年代練爆紅”的故事，周圍幾乎沒人知曉。手臂上那條十幾釐米的傷疤，成了王濤遠行的唯一印記。
在家待了三個月後，王濤發現自己低估了網貸利息和違約金的增長速度，欠款很快逼近1萬。老家沒有掙錢的機會，想盡快還錢，王濤再次回到廈門。
他重新租住在集美區，白天撿廢品，晚上幫人代練，雖然每天的收入只夠吃飯，但王濤覺得只要他人在中山路，就有翻身的機會。
直到疫情爆發，王濤的希望徹底破滅。中山路陷入停擺，王濤被困在出租屋裏，大姨打來兩三百塊生活費，王濤囤了一袋米和一些蔬菜，靠一袋火鍋底料捱過一週，然後在超市買了兩箱方便麪。方便麪吃完後，他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
居家隔離時，王濤只接到過老客户下的三個陪練單。熬到2020年4月，王濤本想開工，但沒了遊客的中山路，冷冷清清。失去收入，吃住對王濤都是大花銷，他發現自己連回家的路費都湊不齊。王濤只好賣掉遊戲賬號，換得兩千塊，買票回家。
這一次，他斷了不切實際的念想。到家後，立即去殘聯尋求工作機會，對方留了王濤的電話，至今沒有消息。
欠下網貸的事，王濤沒和家人提過，他斷定説了也於事無補。每天，王濤都會收到催款短信，提示他徵信記錄會影響子女入學。王濤苦笑：“我這樣的人會有子女嗎？”
他又回到了來廈門前的狀態，在親生父母和大姨家兩頭住着，除打遊戲外無所事事，常隨意搭上一輛公交車，繞着縣城漫無目的地閒逛。
只是在廈門的四年，讓王濤一度以為，自己成了故事的主角。
圖 | 王濤
*王德賽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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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孟健
編輯 | 張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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