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火速蔓延的騷亂對特朗普政府衝擊有多大？

美國種族歧視問題根深蒂固，由來已久。黑人遭遇暴力執法的案例也屢見不鮮，甚至司空見慣。關於美國社會存在的種族、民族、性別等諸多不平等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近些年來，有識之士一直都在呼籲：制定新一代的民權法迫在眉睫。而今，白人警察將黑人公民“跪壓”致死的畫面再度揭開這一殘酷真相：歧視與壓迫在特朗普時代已愈演愈烈。

制度的改革是否真能改變美國黑人的處境？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騷亂又能對特朗普政府造成多大沖擊？

《顧問》本期訪談嘉賓：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劉衞東

對抗的根源

顧問：弗洛伊德事件應不應該被當作個案來看待？從整體的社會環境來看，發生類似事件有沒有必然性？

劉衞東：本身確實是個案，但又是眾多個案中的一個，這種事早晚會發生，在美國社會也經常發生，只不過有的被披露，有的不被披露，引起的後果也不同，但它反映出一種總體的傾向和必然性。

種族矛盾歷來是美國國內最敏感的話題之一，從歷史上來看，導致美國國民最大傷亡的南北戰爭就起於種族矛盾，南北戰爭造成的傷亡遠超美國在一戰和二戰中的傷亡總和，足見其複雜性和敏感性。

另外，這起事件和特朗普當政以來美國國內白人至上主義的提升有很大關係，有別於過去歷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並不致力於彌合社會分裂，而是堂而皇之取悦於核心選民，其主體就是白人，白人藍領大概佔其選民總量的44%，這批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很明顯，在移民與種族等問題上有非常強烈的反對意見，在核心選民意見和政治正確之間，特朗普的態度模稜兩可，導致整個社會更加混亂。

此次事件迅速席捲全美還有多重原因，比如，政府沒有及時道歉，在應對抗議的過程中，對白人的個性張揚不加管制，對黑人卻採取雙重標準，而期間發生的打砸搶就明顯動機不純了，如果沒有當下的疫情，大概也不會引發如此激烈的反應。

顧問：民權法案（1964年）通過後的幾年裏，據説美國社會不平等情況有所改善，但隨後不久，支持種族隔離與歧視的勢力就發動了反擊，社會進步停滯不前。此次事件發生後，有參議員呼籲，結構性種族主義影響了美國法律的執行，必須進行制度性改革。

劉衞東：結構性改革是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因為種族不平等不只是政府政策導致的，其實也有很多客觀的原因。比如，黑人最初作為奴隸被綁架到美國本土，相對白人來説，他們屬於外來人口，而且一直都是少數族裔，無法在美國政治中形成足夠的影響力；從價值觀上來看，黑人跟白人之間也有較大差異，白人通常認為，自由勝過民主和人權，黑人則往往陷入生孩子多、受教育少、經濟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開支的惡性循環。

另外，其他種族尤其是民粹主義者認為，政府給予黑人的照顧對其他種族構成了反向歧視，包括在招生和救濟等方面的優待。

隨着美國社會多元化色彩越來越濃厚，白人選民的比例持續下降，有人預測，到2045年，白人將成為美國少數族裔。因此，儘管從法律層面來看，這兩個種族沒有多大差別，但實際上，他們的對抗是深刻的。

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法律，而在社會。艾森豪威爾曾經派遣軍隊護送黑人孩子就讀白人學校，但是，這種強制性的做法並不能帶來白人和黑人的融合，反而造成白人對黑人更加牴觸，也導致白人對政府的牴觸。這種做法也與追求機會均等的美國基本價值觀相對立，這種價值觀的本意是，你只有通過努力，才能獲得與別人同等的結果。

和亞裔不太一樣的是，黑人整體上對於通過求學改變命運的意願並不那麼強烈。因此，那位參議員聲稱的制度性改革或立法改革更多是一種口號，或者説是在大選中吸引少數族裔選民的手段，實際操作沒有多少空間。

騷亂的結果

顧問：令人震驚的還有抗議過程中的打砸搶燒，其中不乏白人民眾渾水摸魚。馬丁·路德·金的女兒公開發聲：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美國黑人能不能通過和平示威表達訴求或者改變遭遇暴力執法的現狀？

劉衞東：少數族裔的遊行抗議對政府的施壓力度很有限，也不可能對其造成真正的衝擊。就算是非常大的規模，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持續很長時間，也未必會成功，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不僅和平示威的方式不太可能解決問題，現在這種無組織的暴力或騷亂，如果有其正面意義，最多也只是喚起民眾對黑人待遇的關注。

顧問：也有媒體提到，非洲裔美國人的新冠肺炎發病率和死亡率高於其他族羣。新冠死亡率的差異背後存在政策上的歧視問題嗎？

劉衞東：造成新冠疫情中不同種族死亡率不同的原因很複雜，首先是貧富差距，黑人處在收入底層，其居住環境和防護條件也相對更差。因為收入低，黑人在疫情之下還不得不去工作，其暴露的幾率也就更大，因為收入低，其接受檢測和治療的可能也更小，這一系列因素導致黑人感染率或死亡率更高。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關於應對疫情政策上存在種族差異的報道，從醫院的角度而言，他們可能都會秉持年輕人優先的原則。

防範疫情主要看主觀能力和客觀條件，黑人本身的社會地位和家庭收入使其主觀上缺乏防範的意願，他們大多是民主黨的鐵桿支持者，根據研究，有個奇怪的發現，民主黨的選民大多喜歡聚居，而且希望自己的鄰居也是民主黨支持者，這跟共和黨有很大差別，後者更傾向於分散居住，也不在意自己的鄰居的政治屬性。羣居可能也是感染率高的原因。

總而言之，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至於出台明顯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政策。

顧問：此次事件發生在特朗普當政時期，而且發生在疫情期間，有沒有不同於過去的標誌性意義？又會以什麼方式結束？

劉衞東：種族歧視和疫情並無本質關聯，疫情只是激發人們更多的不滿和憤懣，弗洛伊德之死跟以往那些因種族歧視導致黑人死亡的事件並沒有本質差別，最後的結束方式也會跟過去一樣，先是引發騷亂，而後達到高潮，最後平息下來，都會有個過程。

隨着打砸搶的升温，更多州和地方會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民眾會譴責政府不作為，譴責政府對白人警察的庇護，同時也會呼籲抗議者保持冷靜，停止在疫情之下大規模的聚集，也呼籲大家停止打砸搶的活動，在民眾的怨氣大概發泄完之後，加上政府的應對，騷亂會慢慢平息。

顧問：非盟重提1964年非洲各國領導人曾就美國種族歧視問題做出的決議，俄羅斯敦促美方尊重人權，伊朗認為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國對外政策與當前世界秩序造成的結果。怎麼看國際上的這些聲音？

劉衞東：俄羅斯、伊朗等國的譴責更多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非洲國家之所以指責，主要是因為受害者同為黑人，這種指責當然也不會有實質性的行動。

目前還沒有看到西方國家或美國的盟友發出類似指責，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仍是美國的一個國內問題，具體的解決有賴於政治家的智慧，但其難度可想而知，只能儘量不讓其頻繁發生或上升到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