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書法家任平、魯應紅、京劇表演藝術家王椿立。在當代，書法家可謂多如牛毛，一個省就有好幾萬不同層次的書協會員，未加入正式組織的民間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更是數不勝數。書法家要脱穎而出，相當艱難了。但是，在30年前的1980年代就容易嗎？對於那些寫傳統書法的人確實是不錯的年代。
説起來，在1980年代，舉辦了好多次全國書法大賽。其中，全國硬筆書法大賽也舉辦了好幾次。在那個時代，幾乎沒有“醜書”的概念。硬筆書法是個新事物，也依舊評出了一批優秀的書法人才。這些人的字大都瀟灑、昂揚，守規矩而且能寫出新意，直接將硬筆書法推向了一個新高度。
那個時代推出的顧仲安、張秀等人，成了專職的書法家。尤其是顧仲安，當時的名氣似乎和田英章齊名，也出了不少書法字帖，在全國範圍內獲得較高的知名度。事實上，在最初，還有一位和他年紀相仿，也和他一樣連續獲得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鋼筆書法比賽的“狀元”，他就是任平。
任平，祖籍江蘇如東，1978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1991年杭州大學博士畢業。曾任浙江大學教授、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客座教授等職，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任平硬筆書法佈局錯落有致，疏密得體，風流瀟灑，線條、結體皆美觀。
近年來，任平早已經轉型成為毛筆、硬筆兼能的書法名家，已經邁向實力派全能書法家的行列。他的毛筆書法能融匯隸、篆書筆意於一體，文從沈夢認為，他的字頗有大師風範，大概是因為他早年曾受業於陸維釗先生的緣故吧！
好的書法，先是得讓人看得懂，然後才可能讓人看了拍案稱絕。王羲之、蘇東坡是如此，近代的沙孟海、沈尹默等書法大家，他們的作品也均如斯！書法家任平也應如此！
理查德·塞勒獲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行為經濟學有何貢獻？
2017-10-09
瞭望
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是他在行為經濟學的貢獻
誰是理查德·塞勒？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行為金融學奠基者、芝加哥大學教授。國籍美國，出生於新澤西州 ，生於1945年，畢業於羅徹斯特大學 。
理查德·塞勒1945年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曾先後在羅徹斯特取得文學碩士（1970）和哲學博士（1974）學位。先後執教於羅徹斯特大學（1971-1978）和康奈爾大學（1978-1995），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行為科學與經濟學教授、決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現為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系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塞勒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方面，塞勒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並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塞勒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領導的一個委員會的委員，其任務是向總統的科學顧問提交關於決策與問題求解的研究報告。（來源：新浪財經）
延伸閲讀：理查德·塞勒對行為經濟學有何貢獻？
理查德·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
——2015年度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學術貢獻評介
文/鄒新月、陳玉琳
刊於《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1期
2015年度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是美國著名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家。他於1945年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1967年獲凱斯西儲大學學士學位；1970和1974年分獲羅徹斯特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執教於羅徹斯特大學(1971-1978)和康奈爾大學(1978-1995)，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行為科學與經濟學教授、決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同時兼職於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塞勒主要致力於心理學、經濟學等交叉學科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中，他對反常行為、經濟人假設、稟賦效應、跨期選擇、心理賬户和股票市場等方面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在實際應用上，他分析和解釋了消費者行為、社會福利政策、儲蓄投資政策等行為經濟案例。其代表作有《贏者的詛咒》（R.Thaler,1991a）、《準理性經濟學》（R. Thaler，1991b）和《助推》（Sunstein & Thaler，2008）等。
一、塞勒關於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觀點
（一）塞勒早期對反常現象研究的視角
塞勒於1974年在羅徹斯特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將自己第一個研究方向確定為行為經濟學，並對人類生活的貨幣價值做出理論研究。也是從那時開始，塞勒養成了收集經濟學中反常現象的習慣，而這些有趣反常行為來源正是其同事或親朋好友。1974年是他執教的第一年，他邀請同事參加晚宴，晚宴開胃菜是腰果，每個客人都很喜歡吃，但當他把這道菜撤入廚房時，客人們卻為這一決定叫好。塞勒在同事謝弗林（H.Shefrin)幫助下，運用委託-代理理論框架對晚宴中腰果插曲進行分析並得出結論：人由兩種心理控制，一種希望獲得立即滿足，另一種理智地權衡現在與未來。塞勒身邊許多人選擇犧牲現有價值獲取未來12個月而不是9個月的價值，他們支持價格隨機遊走卻一直試圖在股票市場裏進行波段操作，同時把退休基金投資於債券，儘管歷史上它的回報率低於股票。這些人的反常選擇又是源自什麼？塞勒對這些生活中反常現象的思考，構成了他獨特的研究視角，正是這種新的研究視角使塞勒的研究成果具有獨創性與開拓性。
塞勒獨特的視角開始並沒有引起羅徹斯特商學院同事們的重視，因而他轉到了康奈爾大學，並在那裏繼續深入地追求自己的研究目標。塞勒對於如何運用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解釋人類行為做了進一步的探索。舉例來説，A先生鄰居兒子願意以8美元價格幫他除草，他選擇拒絕，同時，他也拒絕以20美元價格幫鄰居除草；B先生付了300美元會費加入了網球俱樂部，雖然肘部受傷，但他卻堅持練習，因為他不想浪費這300美元；這些有趣的問題均在塞勒的研究範圍之內。1976年卡內曼的研究助理費斯科霍夫（B.Fischhoff)首次將特沃斯基和卡內曼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塞勒，當看到特沃斯基和卡內曼合作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試探與偏見》（Tversky & Kahneman,1974）一文時，塞勒終於為自己收集到的那些關於決策選擇時不太嚴謹的事實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與此同時也確立了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幾年後，特沃斯基和卡內曼發表的《前景理論：風險決策分析》（Tversky & Kahneman,1979），是一篇關於人們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方法的突破性論文。塞勒在該文的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部分發現了自己以前缺乏的東西，即為他所研究的反常行為找到了理論解釋。這一發現對他日後的研究創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隨後的許多研究都是運用預期理論中的價值函數替代傳統經濟學中的效用函數來進行研究，從而取得豐碩成果的。但塞勒大部分創新反常行為研究成果卻並沒有立即公開發表，這是因為塞勒學術觀點認為經濟主體實際選擇行為與主流經濟學所做的預測不一致，而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塞勒學術觀點對系統性中不一致現象的解釋力極其有限。主流經濟學理論被反常行為衝擊，甚至部分舊的經濟理論被創新的經濟理論取代，而塞勒在經濟學領域中的作用就是加速了這個進程。
（二）塞勒對理性行為的批判
塞勒在1987至1990年間在《經濟展望期刊》開設專欄，將自己對反常現象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隨後，他將其中的13篇專業論文彙集成冊，出版了題為《贏者的詛咒》（R.Thaler,1991a）的著作。在這些研究工作中，塞勒運用博弈論、金融學、勞動經濟學和心理學等眾多交叉學科領域知識，在消費者選擇、自我控制、儲蓄行為和金融領域做出了巨大理論貢獻，與此同時，塞勒發現經濟學理論基本假設、偏好理論及其基本假設、有效市場假説等一些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假設存在着一些缺陷。他認為經濟學基本假設的缺陷在於：無論是企業理論、金融市場還是消費者選擇理論，個人在所有經濟現象分析中均被假設成是理性和自利的，同時會盡可能地追求最大利益。然而，現實中的個人往往依靠直覺來解決問題，而且就算人們謹遵各種假設，也會經常犯錯誤，所以説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往往是一種理想的、簡化的假設。現實世界紛繁複雜，個體之間千差萬別，不可能用一個假設束縛住所有個體。塞勒認為自利原則（R.Tha ler,1988a）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們會通過合作來產生共贏，甚至會無私地犧牲掉自己的利益來進行慈善捐贈。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個非完全理性的個體。
塞勒等在《合作》（Dawes & Thaler，1988）一文中，基於單次博弈和重複博弈兩種情況考察了許多的合作行為，並引出阿克塞爾羅德（Axelrod，1996）的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得到了一個經典結論：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沒有佔對方便宜，人們總是傾向於選擇合作。經濟學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人基於利己主義做出相互選擇，他們往往所得到的只是總體的次優選擇，而“明智的合作者”才會得到最優的收益。塞勒在《最後通牒博弈》（R.Thaler,1988b）一文中通過觀察最後通牒博弈這種遊戲得出一個結論：公平概念在決定談判結果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從公平問題出發，又引申到“公平人”和“經濟人”問題，在試驗中有些人看重公平，有些人看重博弈。塞勒認為經濟學家存在一種思維模式，他們認為自己和模型中的人都是頭腦冷靜、不講情面、斤斤計較的，同時他們關心財富超過關心公平；而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往往認為人們都是“老好先生”。塞勒要做的研究並不是試圖去證明哪一種行為占主導地位，而是要着眼於研究產生各種行為的原因。他在《贏者的詛咒》（R.Thaler,1988a）一文中提出，投標人會犯系統性錯誤，然而這些錯誤被傳統經濟理論排除在外，這就會使經濟學研究不符合事實。塞勒和特沃斯基（Tversky & Thaler,1990）在偏好理論研究方面突出探索了偏好反轉現象(preference reversal)。偏好反轉現象向傳統假説提出了挑戰，對經濟學和決策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傳統假説認為，決策者有固定的偏好順序，人們可以像翻書那樣“查”到他們的偏好，但他們通過實驗證據得出結論認為，不同的誘導方法能夠改變偏好因素的相對權重，從而產生不同的偏好順序，或者説，價值和偏好通常是在誘導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塞勒認為經濟學基本假設和偏好理論的缺陷只是現有經濟學理論缺陷的一個部分，有效市場假説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等均被發現存在一些不足。
（三）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建樹
塞勒針對經濟學現有理論體系中的某些缺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貢獻了諸多理論研究成果。
1.稟賦效應。稟賦效應概念由塞勒(R.Thaler,1980a)首先提出，但其理論基礎源於特沃斯基和卡[內曼的前景理論。塞勒認為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大於對“趨利”的考慮，這充分體現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傳統經濟學理論往往會假設決策制訂者把損失的費用等同於機會成本，但相對於機會成本來説，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更重視自己的損失。舉例來説，工資按工作時間給付，若你在每週工作50小時的同時可以有一個在工作時間內休息5小時的機會，你是否會選擇休息？若你在每週工作45小時的同時有一個再工作5小時的機會，你是否會選擇工作？當視工資的減少為損失的費用、額外收入為機會成本時，答案是否定的。稟賦效應的提出引起了人們巨大的爭議，因為它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消費者選擇的分析基礎，即效用決定於客觀資產價值，而且它的提出衝擊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即只要交易成本為零，財產的法定所有權分配就不會影響經濟運行效率，資源配置最終狀態與產權配置的初始狀態無關。按照科斯定理，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儘量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使產權明晰，市場效率趨於最優。然而，當考慮到稟賦效應以後，政府僅僅做出這樣的努力或許還不夠，初始的產權配置對最終資源分配有着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政府應該考慮到市場效率的低下，在分配產權開始階段就必須更注重效率，而不能指望過分依賴市場調節。
2.跨期選擇。塞勒及其合作者（Loewen stein & Thaler，1989）指出跨期選擇是對成本與收益分散在各個期間進行決策。當一個人面對自己的衝動性時，一般的解決方法就是試圖控制自己未來的行為，但在很多涉及跨期選擇的情形下，學界對個體做出長期理性選擇的能力存在質疑。例如，當消費者面臨選擇一台比同型號少花60元卻每年多花60元電費的空調時，如何選擇才更理性；10年後拯救10條性命和今年拯救10條性命是否無差異；這些問題均沒有固定的答案，均會因人而異。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人的心理對於決策制定而言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而塞勒在學術研究時經常提供一些個人違反理性選擇假説的證據，但是又提不出一套能很容易地和經濟學模型相結合的替代性假説。塞勒認為心理學對決策制定作用既有破壞性又有建設性，而他所堅持的研究方法就是強調理論和經驗性研究的緊密結合。
3.心理賬户和儲蓄理論。塞勒對心理賬户和儲蓄理論的研究有突出的貢獻。人們如何評價不同經濟交易下的公平？人們何時會把兩件事情的效用合併起來看？什麼時候又會把兩件事情分開來計算？在公平問題上，塞勒(R.Thaler,1990a)給出的答案是消費者經常會從價格比較中提取積極的或者消極的交易效用，並與自己的消費偏好相結合從而得到相應的公平標準。事實上，相對於吃虧本身來説，消費者更在意的是這種“傷害”是否會加強另一方的有利地位。在合併或分解兩個事件效用方面，人們更傾向於把小的損失和大的收穫合併起來對待。心理賬户概念最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它假定人們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也會在心裏記賬。消費者在不同來源收入下的儲蓄傾向和消費傾向不同，即一個擁有20萬元股票投資組合的人不太可能會因為這個投資組合增值2萬元而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但如果這兩萬元收入來自於賭博、獎金或者税收折扣，那他很可能在短期內增加自己的消費。
經濟學中關於儲蓄的標準模型源於莫迪利亞尼（F.Modigliani)的生命週期理論(life cycle theory)，但塞勒等(Thaler & Shefrin,1988)發現消費經驗證據與理論模型有兩點不一致。其一，消費似乎對於收入過於敏感，而且各種形式的財富似乎不像生命週期理論所設想的那樣具有很強的替代性，塞勒通過經驗和實驗數據完善了生命週期理論，即首先修正了可替代性假設。其二，人們均缺乏耐心，特別是短期內的個體行為顯示，他們的貼現率似乎超過了利率，當然短期內過高的貼現率又會導致新的問題——自我控制。對此，塞勒提出採取一些無法反悔的措施和內部強制策略來解決這些問題。
4.行為金融理論。塞勒在行為金融研究學的研究方面貢獻頗豐。在股票溢價之謎這個問題上，塞勒等（Shlomo & Thaler，1995）給出解釋，當投資者經常性地評價他們的投資組合時，短視的厭惡損失就會令很大一部分投資者放棄股票投資的長期高回報率，而投資於具有穩定回報率的債券，因為股票收益在短期內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根據弱勢有效市場假説，一個投資者無法利用過去的價格信息來獲得超額收益，也就是説股票價格純粹服從隨機遊走，但塞勒等（De Bondt & Thaler,1985）曾發現了“輸者贏者效應”，即投資者對過去輸者組合過分悲觀，對過去的贏者組合過分樂觀，導致股價偏離其基本價值，待一段時間之後市場自動修正，前期的輸者將贏得正的超額收益，前期贏者的超額收益則為負。據此，他們提出了預測股票收益的新方法：採用反轉策略(contrarian strategy)，買進過去3至5年內輸者組合，賣出贏者組合，這一策略可以使投資者在未來3至5年內獲得超額收益。塞勒等（De Bondt & Thaler,1985）認為過度反應產生於投資者並沒有使用貝葉斯法則(Bayes theorem)對客觀信念和行為進行調整，而是在忽視歷史概率的情況下高估新信息的重要性，導致市場價格與基本價值產生過高或過低的偏離，這個結論也激勵了更多的學者來研究和解釋均值迴歸現象。塞勒（R.Thaler，1987a，1987b）對股票市場中的日曆效應（calendar effect）也進行了研究。日曆效應是指金融市場與日期相聯繫的非正常收益、非正常波動及其他非正常高階矩，主要包括季節效應（seasonal effect）、月份效應（mon th of the year effect）、星期效應（week effect）和假日效應（holiday effect）。
塞勒在股市和股票研究方面取得了三項主要成果：（1）價格變動可能與影響資金進出市場的習俗有關；（2）機構投資者對它們的投資組合進行季節性調整的原因是一種被文雅地稱作“裝飾門面”的活動；（3）對日曆效應另一種不同類型的解釋是，它們與好消息和壞消息發佈時間的選擇有關；這三項研究成果均無法與有效市場假説相容，並且這些發現意味着資本資產定價理論亦被推翻。此外，塞勒等(Lee，Shleifep & Thaler，1990)對封閉式基金(closed end funds)的研究成果豐碩：（1）新基金上市存在規律性表現；（2）封閉式基金通常均以相對於其淨資產價值較大的折扣進行交易；（3）折價（或溢價）的變動範圍很大，因不同時間、不同基金而異；（4）當封閉式基金通過兼併、變現或者轉變為開放式基金而終止時，價格就與淨資產價值趨於一致。塞勒的這四項發現有兩個解釋，一種是建立在基金管理者的錯誤行為之上，另一種建立在淨資產價值的錯誤計算之上，並且塞勒等得到一個本質性啓示，即“證券價格等於其內在價值”的論斷只是一個可檢驗的命題，而不是一個公理。
二、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理論的應用
塞勒在2000年後逐漸將其思想運用於分析消費者行為和政府政策之中，並利用助推和選擇設計等思想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
（一）助推與選擇設計等思想應用
“助推”一詞來自於塞勒與桑思坦合著的標誌性作品《助推》（Sunstein & Thaler,2008）一書。該書將我們引入一個比較和選擇的世界，創造性地論述瞭如何運用選擇設計這一新興思想對人們施加助推力，從而使人們能夠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決策。作者分別對個人、社會、政府行為的研究範式和相關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總結，並闡述了助推力在實際生活中會產生顛覆性的作用,並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兩大觀點：（1）看似微不足道的社會現象會對人們的行為造成很大的影響，其實助推力無所不在，只是容易被我們忽略，而這當中選擇設計師的存在對人的決定形成關鍵的影響。塞勒等將人類的思考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假思索的直覺，稱為自動系統；另外一種是比較刻意的理性思考，稱為省思系統。2008年以後塞勒分別從定錨、可得性、代表性等視角，具體闡述了近年來心理學家逐漸運用經驗法則與偏見（或者説省思系統和自動系統）來進行的研究。與此同時，對於過度樂觀和自信，比如投資者認為他們對股票價值瞭解詳細，而他們實際知道的卻並不全面，這在金融學中它也可以應用於解釋過度波動、慣性和有足夠的交易量以保證市場運行等現象。塞勒把過度自信也應用到了其他方面，如在尋找伴侶、創辦公司或是作為電視股評家謀生時，人們會高估自己目前狀況下的安全性，而不會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由於人的惰性存在，即便是一種改變對自身有利，人們在面對這種情況時也寧願維持不變，因此略加助推則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2）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liberal mild despotism）中“自由” 和“專制”並非矛盾，是選擇設計師在不犧牲自由選擇權的前提下，運用助推去幫助政府和人民改善生活。塞勒等利用行為經濟學方法和手段來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如何提升貸款監管、改善醫療保險處方藥、改革公立學校和婚姻制度等，甚至構建了一種新的思考模式，無論左翼政黨還是右翼政黨都可以共同使用這種思考模式，這就很有可能成為政府可行的“第三條道路”。
助推思想體現的是一種全新並且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他們把這種模式稱為“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並且進行了實踐。桑思坦的朋友巴拉克·奧巴馬將行為主義觀點融入到了總統競選當中，在奧巴馬當選總統後任命桑思坦擔任政府“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英國保守黨領袖戴維·卡梅倫也曾直言不諱地稱他很欣賞塞勒和桑思坦的研究工作。
（二）消費者行為的研究應用
1.心理賬户視角。塞勒（R.Thaler，1990a）用心理賬户來分析行為，採用一種內在的控制機制，如今許多家庭都用這套機制來評估、調節和處理家庭的預算。他指出每個人都會使用心理賬户，只是有的人不自知而已。通俗地説，為什麼很多家庭主婦不會用交水費的錢來交房租？大家都明白錢是可替換的，但是當我們在心裏設定不同的賬户時，即默認不同賬户間是不同的。這就可以引申為企業為了控制支出，訂立不同項目的預算，當企業需要購買一項重要的東西時，因為原先購買該物資的預算賬户不夠而不得支用。同樣的，賭場中賭徒下賭注時也會用心理賬户對自己的錢和贏來的錢進行區別對待(Thaler & John son,1990b)。善於使用心理賬户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很有價值的，生活可以變得輕鬆、有趣和安穩，這就相當於在我們心裏設立一條無形的界線，讓我們在目前區間內最大效益地安排生活。
2.社會感染力視角。塞勒等（Sunstein & Thaler，2003）認為社會感染力有兩點比較重要：一是多數人都是把別人作為學習對象；二是社會感染力是達到效益最大化的一種很有效的方式。社會感染力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與氛圍有關，當很多人都表現出同樣的行為或者是抱着同樣的想法時，他們的行為或想法就會相互影響。第二種來自周圍人的壓力，如果你在乎別人怎麼看你，那麼就會迫於外界的壓力來保持和大多數人同樣的行為。我們經常受到其他人飲食習慣的影響，比如，一個食量小的人在大食量的人羣中會吃得更多。同樣，在公選候選人或者是政黨時，他們常會強調多數人已經轉而支持其推薦的人選，希望説出這句話就能讓它成真。一旦感覺到民眾已經集體背離某位候選人時，那個人離失敗也就不遠了。社會感染力除了影響飲食和政治，甚至會左右金融市場，就連投機風潮和金融危機都與它脱不了關係。因此，塞勒建議政策制定者可以從中學習到當人們開始互相影響時，市場的急速上揚對投資人以及整體經濟也會產生不容忽視的風險。塞勒還提醒我們，選擇設計師要讓人們知道其他人的選擇，就可以通過助推去改變人們的行為。
3.信息技術進步視角。塞勒等在《幫助消費者認清自己》（Kamenica, Mullainathan & Thaler,2011）一文中提出，現代的信息技術使得出售方比消費者本身更加了解消費者的購物習慣。比如，通信供應[JP]商可以保留和分析消費者具體的通訊記錄與詳細的使用細節。同樣，信用卡公司可以通過顧客的生活細節來判斷其繳納滯納金的可能性。在很多的例子中，這些信息允許賣方提高他們的服務，而這種信息不對稱讓賣方利用信息的優勢去構建特別的優惠來使消費者過度消費。我們將這稱為目標反轉（adverse targeting），即信息不對稱容易造成逆向選擇。但是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説，現代技術也會讓消費者成為一個更好的購物者，當我們提供價格和使用數據給消費者時，消費者就可以反轉信息不對稱。按照RECAP規則,即記錄(Record)、評估(Evaluate)、比較不同價格(Compare Alternative Price)的規則，可以幫助消費者明白真正價值並做出更好的選擇，與此同時，RECAP也提供了一種監控的方式來防止濫用價格策略。規則的制定者將會運用可讀性數據和信息透明性來幫助市場進行更好的自我管理。
（三）政府政策行為應用
塞勒借用弗裏德曼(M.Friedman)用過的一個詞，“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來研究儲蓄、社會福利、信用市場、環保政策、醫療保險，婚姻制度等議題，促進了大眾對選擇設計和助推的瞭解，進而在其他領域激發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創意。助推思想主張不採用強制手段，而是改變相應的經濟動機與行為使之更加優化。
1.社會福利政策。根據卡羅爾（Carroll）在民營化社會安全制度上的研究，以民眾選擇權至上的瑞典模式主張提供儘可能多的選項，然後讓民眾自行決定，而且可以看到政策的設計者幾乎在每個階段都採取自由放任。塞勒（R.Thaler，2008）提醒我們，當給民眾選擇愈多，便應該提供更多的資源協助人們做出選擇。但是，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設計處方藥計劃（the Federal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s）則是一個反例。該項計劃也是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話題，當時副總統戈爾（Gore）提出一項典型的政府指令，將處方藥保險以單一計劃納入聯邦醫療保險，然後將此方案提供給所有老人；而當時共和黨布什則是提供許多種藥物計劃，消費者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以及加入哪一種計劃。事實上，雖然大家都認為處方藥保險能符合計劃者最初預期，但從選擇設計角度上説，若因為對美國老人太有信心而將選擇權完全交給他們，將更不利於他們去做出明智的決策。提供多種選擇通常是好的，但若涉及複雜問題，高明的選擇設計卻能引導人們做出更多明智的決定。設計者要創造對使用者有利的設計，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種服務以外，還要注意簡單至上。
2.器官移植政策。2006年1月美國有將近9萬多患者在等待着器官的移植。許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並且在等待中死亡的人數每年還以12%的速度增長。於是塞勒（R.Thaler，2008）將這個議題提出，他相信通過簡單的措施就可以拯救成千上萬條性命，所用的方法就是運用選擇設計來提高捐贈率，而提高捐贈率所面對的主要障礙就是獲得家屬的同意。原先在美國多數州中，採取的是明確同意原則，即是指民眾必須採取登記等具體的行動來表明願意捐贈，但是作為一般人羣中的個體，惰性給每個人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如果可以預設規則那將會帶來不一樣的結果。於是塞勒（R.Thaler，2008）提出認定同意制，既保留了選擇的自由，但又與明確同意制不同；根據這項規定，所有民眾都被認定為同意捐贈，但還是可以登記不願意，並且登記的方式特別容易。這裏又要提及之前所説的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其主要精神就是讓人在實現自由意志時只需付出極低的代價，最好是不付出任何代價。在Johnson & Goldstein（2006）的實驗中即可以得出答案，預設規定的設計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民眾必須同意才捐贈時，只有42%的人會做，但是如果必須同意才能不捐贈時，則有82%的人同意捐贈，即便是中立模式，也有79%的人同意。雖然認定同意制好，但是塞勒提出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基本架構，才可以成功地將死亡捐獻者的器官移植給需要的人。2006年伊利諾伊州通過第一個同意登記法，此法規吸引了230多萬人登記器官捐贈，其核心特色就是，即使家屬不同意，只要本人表示同意即可捐贈，其中設計簡明的登記網址就是最高明的助推力。政府強調問題的重要性，內容直接訴諸社會影響力，網頁連接到Myspace可以直接彰顯愛心，由此可以看出，好的預設規則可以帶來很好的結果，實驗的結果對於以後美國政策的制定會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
3.儲蓄投資政策。塞勒對於儲蓄投資問題一直給予高度關注。塞勒與其同事謝弗林就這一問題撰寫了一篇題名為《自我控制的經濟理論》（Shefrin & Thaler，1981）的論文，論文討論了有關人類優化選擇的事例——“聖誕俱樂部”賬户，該賬户每個月能夠從銀行客户的賬户中扣除預設的金額，以存下來作為他們的年終購物資金。用行為主義的術語來講，這種做法叫作“捆綁”，因為它將一整年眾多有關花費或保存的決定合併成一個年初的單一決定。美國401（k）計劃就是像聖誕俱樂部模式一樣的一個混合體，這是一個存款工具，它每次從薪水中自動扣除。是否為退休保存足夠的錢，這樣一個大而簡單的決定被分成了一系列複雜的選擇：你是否願意參加401（k）計劃？你想留出收入的多少參與？這37種不同的共同基金中你想選擇哪種方式將錢存進去？對於數百萬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的回答是：我不想思索這些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塞勒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什洛莫偶然發現了一種方法來對付這種衝動，隨後他們合作發表了《儲蓄計劃貢獻的多元化定義》（Shlomo & Thaler，2001）、《退休儲蓄行為的直觀推斷和偏見》（Shlomo & Thaler，2007）、《行為經濟學與退休儲蓄危機》（Shlomo & Thaler，2013）等論文，論文中寫到許多國家正面臨退休儲蓄的危機，例如，在美國傳統養老金福利減少，個人儲蓄率低下，很大一部分人冒着未來資金不足的風險，用透支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慣有的生活方式。而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員工數量不足，加上經濟危機復甦緩慢等一系列的因素，將導致美國史上可能出現的最大退休危機。很顯然，大多數家庭都需要增加退休金儲蓄，但儘管如此，由於數目缺額過大，人們只能延長工作時間，否則就會面臨退休後生活質量下降的可能性。幸運的是，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除了合理的財政政策，我們可以利用行為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去改變退休計劃的架構，並且鼓勵所有人蔘加一系列的退休計劃。塞勒和什洛莫（2001)認為，實行以工資為基礎的儲蓄計劃是中產階級最有效的儲蓄方式，但是實行計劃的關鍵在於每個人都能夠參與其中。對於任何一個要使退休儲蓄金變得充足的綜合性計劃來説，有四個至關重要的基本部分：通用性、自動登記、自動投資和自動升級。通用性是指每個人應該可以很容易地進入這項計劃，通過自動登記系統使人們更方便地進入這些計劃和克服阻礙簽約的拖延。塞勒所發表的《為明天儲蓄更多：用行為經濟學來提高僱員儲蓄》(2004)一文，基於行為金融的研究，設計了一個“為明天儲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的方案，它要求美國401（k）計劃的參與者在每次加薪後同意自動提升他們的貢獻率，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鈎，要求員工從現在到今後提高他們的儲蓄金，並且利用慣性使人們留在這項計劃中。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參加過這項計劃的員工最終儲蓄率從3.5%增長到13.6%，幾乎4倍的增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里·馬科維茨自己所在的一家公司也為401（k）參與者提供過指導，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夏普則用此項方案成立了另一家公司，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此項計劃的成功。與此同時，塞勒在2009年9月15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説道：“我認為在21世紀的後幾十年中，美國從中國經濟增長上獲利頗多，美國的儲蓄率幾乎是零。現在危機發生後，我們需要更多資金來刺激經濟，儲蓄率也暫時上升。”奧巴馬總統認識到，美國需要更多資金來刺激經濟，但也需要注意赤字問題，他最近也宣佈了一個計劃，以更好地幫助美國人儲蓄，改進現在的退休金儲蓄政策，為普通美國人蔘與養老儲蓄提供更多機會。這是使用了行為經濟學中助推思想——推動更多的人蔘與，併為明天的生活儲蓄。
這種儲蓄的例子也可以應用在其他領域，例如醫療保健開支的巨大增長不僅僅是醫療體制的問題，也是我們沒有更好地鼓勵人們去追求健康的生活。如果我們能夠引導人們進行一種健康飲食和多運動的生活方式，我們最終交付治療的花費會更少，政府適當地利用行為金融的角度去引導人們的日常行為，比僅僅在財政上刺激會更加有效。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對政策進行優化設計，引導人們在教育、投資、衞生、保健、抵押貸款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做出更加健康、富有、快樂的選擇。
三、簡評
塞勒被認為是現代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領域的重要先驅者。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行為經濟學家卡內曼甚至將自己的獲獎歸功於塞勒，稱他是“首位將心理學引入經濟學，開創了行為經濟學”的學者。當然，塞勒可能也是最有爭議的經濟學家之一，爭議的焦點源於他傾向於強調事實與權威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不一致。其實，塞勒所提倡的經濟學研究方法歷史久遠，比如，馬歇爾和凱恩斯等經濟學家就經常從人們的日常行為角度對當時的經濟理論進行反思。二戰後經濟學家們強調數學結果和理想化假設下的研究結論，但其實許多經濟現象和事實卻不是這樣，塞勒從心理學角度呼籲經濟學家們從理想化假設中解脱出來，因此可以説塞勒是延續了一種因數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而被打斷的、始於亞當·斯密的傳統經濟學。
塞勒研究了很多反常現象，不過他自己也承認，其研究目的不是顛覆傳統經濟理論，而是希望學者們對反常事物有一個認知並以此推動傳統經濟理論的不斷完善。塞勒對反常現象的思考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理論的思考，即當現有經濟學理論不能很好地指導我們決策的時候，唯一的途徑似乎正是按照塞勒所追求的，關注人的行為，不斷質疑、不斷思考。彌補現有經濟學理論的缺陷。此外，塞勒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還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學術研究緊緊圍繞行為經濟學前沿理論，更重要的是因為塞勒循循善誘的行文特色及通俗易懂的魅力語言，感染了經濟學界的學者們去探究人類至今未知的知識領域。
刊於《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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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 | 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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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9)
一隻小小的果蠅體內，竟有揭示人類生物鐘機制的基因密碼。
三位“40”後美國科學家歷時幾十年，從果蠅處見微知著，發現了其中的奧秘。
瑞典卡羅琳醫學院2日宣佈，將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美國科學家傑弗裏·霍爾、邁克爾·羅斯巴什和邁克爾·揚，以表彰他們在研究生物鐘運行的分子機制方面的成就。
科學家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開始了生物鐘相關基因的研究。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生於1940年代的這三位美國科學家才從果蠅中分離出一種能夠控制晝夜節律的基因，由此逐步揭示了生物鐘的奧秘。
羅斯巴什：“我為果蠅感到高興”
73歲的邁克爾·羅斯巴什的生物鐘在凌晨五點零九分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亂了。
“一般來説，固定電話在那個時候響起，多半是因為有人死了，”他告訴美聯社記者。在睡夢中驚醒，得知自己摘得諾獎後，他先是沉默了一陣子，然後説：“你是在開玩笑嗎？”
瑞典中央通訊社援引羅斯巴什的話説，他接到電話後穿着睡衣和妻子坐在沙發上，“大腦一片空白，還沒顧得上告訴同事們，甚至還沒來得及喝上一杯咖啡。”
等他終於反應過來時，他説：“我特別高興，為這個領域感到高興，為果蠅感到高興。對學校來説這也是很棒的事情。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他看來，這樣一項基礎研究發現能夠引起關注令人欣慰。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羅斯巴什稱自己與一同獲獎的霍爾既是好友，也是非常長久的完美合作伙伴。
羅斯巴什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城，1970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隨後3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做博士後。自1974年起，他一直任職於美國布蘭代斯大學。1982年，他開始了針對生物鐘的相關研究。
霍爾：“這些有趣的小生物”
72歲的傑弗裏·霍爾在談及自己的研究生涯時，除了要感謝自己在求學階段的列位導師，還要特別感謝果蠅。
“它們其實是非常複雜的生物體，其構造精密而有趣，”傑弗裏此前接受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採訪時説，他坦言隨着研究的深入，他“愛上了果蠅”。
霍爾1945年出生於美國紐約。他的父親曾是美聯社記者，不過霍爾沒有子承父業，而是在一位果蠅遺傳學家的引導下踏上了基礎生物學研究之路。
他於1971年從美國華盛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1年至1973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後，1974年加入布蘭代斯大學。
2002年起，他開始在緬因大學任教。那時他住在一處荒無人煙的地方，每天騎着哈雷摩托車去上班，他説這除了能往返160多公里體驗荒野，還能在集中精力駕車時暫時拋掉實驗室的煩惱。
揚：“達爾文的啓示”
68歲的邁克爾·揚回憶，他曾經每天都要和同事們安排一批果蠅模擬體驗從紐約到舊金山的時差。
他的實驗室中有兩台冰箱大小的培養箱，一台貼着“紐約”字樣，另一台貼着“舊金山”。培養箱裏的燈早上六點開，模擬日出，晚上六點關，模擬日落。這些需要“倒時差”的果蠅幫助他揭示人體生物鐘的秘密。
揚1949年出生於美國邁阿密，儘管他的父母僅高中畢業，並無科研背景，但卻一直支持他對科學的興趣。他們為揚買了天文望遠鏡，幷包容了他的化學實驗設施對地板的“毀滅性打擊”。
“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父母給我買了一本講達爾文進化論的書，當中有關於生物鐘如何控制花兒開放和鳥兒、昆蟲遷徙的描述，並提到這一機制還是個謎，”揚在獲得2013年邵逸夫生命科學及醫學獎時回憶道。自家後院裏一株白天閉合、晚上綻放的花朵更讓他決心探索其中的奧秘。
1975年，揚從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75年至1977年，在斯坦福大學做博士後研究。1978年起，他任職於美國洛克菲勒大學。1983年，揚的研究小組在洛克菲勒大學進行了一項試驗，觀察由於基因突變而作息紊亂的果蠅。
經過連續四個晝夜的觀察記錄，用掉了6米多厚的圖表紙後，揚終於確信，他們將調控生物鐘的基因成功轉移到了本已生物鐘混亂的果蠅體內，使它們恢復了規律作息。這次實驗一發不可收拾，在接下來的30多年裏，揚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越鑽越深。
-END-
(2017-10-03)
沒想到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他
2017-10-09
虎嗅APP
今天下午5時45分（瑞典斯德哥爾摩時間10月9日上午11時45分），2017年諾貝爾獎的最後一個懸念——經濟學獎被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將獎項頒給了對行為經濟學產生貢獻和影響的美國經濟學獎、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
理查德·泰勒是誰？行為經濟學是什麼？
先簡單介紹一下這位誰都沒猜對的經濟學家。
泰勒於1945年出生。1974年畢業於羅徹斯特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商學院，Robert P. Gwinn金融和行為科學教授，行為決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在國民經濟研究局主管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工作。
除了行為經濟學，泰勒的研究領域還包括金融學領域、決策心理學。
泰勒的學術觀點是：
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不可能存在，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經濟行為必然會受到各種“非理性”的影響。很多從傳統經濟學角度看來是“錯誤”的行為，經常被忽視，但往往正是這些行為導致了那些“看起來很美”的決策最終失效乃至釀成惡果。
1980年，泰勒提出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也稱原賦效應）：指的是當一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那麼他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未擁有之前大大增加。
假設5年前，你花50美元買了一幅油畫。這位藝術家成名，油畫價值漲到1000美元。設想你願意出售這幅畫的最低價位，同時你願付多少錢買幅品質相當的油畫。可能的結果，是多數人在賣油畫時要價較高，而買相似品質的油畫時願意支付的價錢較低。
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大於對“趨利”的考慮。由於害怕損失，人們在出賣商品時會索要過高的價格。
宣佈獲獎後，瑞典皇家科學院這樣描述泰勒的研究（非全部內容）：
理查德·泰勒將心理上的現實假設納入到經濟決策分析中。通過探索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後果，他展示了這些人格特質如何系統地影響個人決策以及市場成果。
理性有限：泰勒開發了精神會計理論，解釋了人們如何通過在自己的頭腦中創建單獨的賬户來簡化財務決策，重點關注每個決策的狹隘影響，而不是整體效應。他還表明，如何厭惡損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在擁有它時比其他人更重視同一項目，而不是不稱為稟賦效應的現象。
泰勒是行為金融領域的創始人之一，研究認知限制如何影響金融市場。
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理查德·泰勒的貢獻在於：在個人決策的經濟和心理分析之間建立了橋樑。
2017年呼聲最高的經濟學獎“候選人”都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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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來自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憑藉在契約領域（關於合同、執行薪酬等）的貢獻獲得諾獎。
在過去的獲獎者中，已經有關於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和博弈論等領域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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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一直很難預測，不論是大眾參與感更高的文學獎，還是高深莫測的物理學獎、化學獎，最終的獲獎者總是與熱門預測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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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預測經濟學獎的難點在於，不僅提名名單保密，而且候選人的學術研究涵蓋氣候變化、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等眾多領域。
不過，吃瓜羣眾還是會從“引文桂冠獎”（被稱為“諾獎風向標”）中尋找線索。
科睿維安公司於9月21日宣佈了“2017年科睿維安引文桂冠獎”（原名“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更名為“科睿維安引文桂冠獎”）。評選出3組引文桂冠獎，共計7位經濟學家入選：
1. 加州理工學院行為金融學和經濟學教授科林·凱莫勒（Colin F. Camerer）及卡耐基梅隆大學經濟學和心理學教授喬治·列文斯坦（George F．Loewenstein），因對行為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進行了開創性研究而獲獎；
2.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經濟學教授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獲獎原因是，對勞動生產力的分析及其對經濟衰退和失業的研究。
3. 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榮譽教授邁克爾·詹森（Michael C. Jensen）、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榮譽教授斯圖爾特.梅爾斯（Stewart C. Myers）、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拉格拉姆·拉揚（Raghuram G. Rajan）。獲獎理由：在闡明企業融資決策維度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2002年至2016年，已有43位引文桂冠獎得主獲得了諾貝爾獎。
除此之外，去年“落選”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M.Romer）因其著名的“內生增長理論”再一次成為今年呼聲最高的人選之一。
除此之外，有三位常年的熱門候選人（也是“引文桂冠獎得主”），因於今年去世而失去參評資格：
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前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高級研究員，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因提出“鮑莫爾成本疾病”而聞名；
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前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高級研究員。他在收入不平衡、福利國家的貢獻以及公共部門經濟學等領域有深入研究；
斯蒂芬·羅斯（Stephen A. Ross），套利定價理論（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的創始人。
自1969年以來頒發的48個獎項中有一半被兩三名經濟學家分享；只有過一位女性獲獎者；獲獎者的平均年齡是67歲。
相對於那些高深莫測的研究，泰勒的研究顯得更加“親民”，而且，他贏得了諾貝爾獎的青睞。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身世
説起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身世有些“淒涼”。
1896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遺囑中只設立了5個領域的獎項：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和平。也就是説，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的“親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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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一個很長的原名：“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簡稱是：“瑞典銀行經濟學獎”。它是1968年，瑞典國家銀行為了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所以，它比1901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獎晚了好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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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血統不純正的問題，經濟學獎常常被人詬病。有人懷疑瑞典國家銀行的真正目的是“為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説爭取公信力”。一些諾貝爾家族的後人主張將其更名或徹底廢除。
2001年，諾貝爾頒獎典禮100週年時，四位諾貝爾家族的成員在《瑞典日報》上發表了一封信，堅稱這所謂的經濟學獎貶低了真正的諾貝爾獎的格調；
2005年，諾貝爾的曾侄孫彼得·諾貝爾（Peter Nobel）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説：“經濟學獎把自己打造得好像真的是諾貝爾獎一樣，但實際上卻只是經濟學家為了提高自己的名聲而採取的公關策略。”
被當做公關策略、金融市場投機者的獎勵、蹭熱，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歷了不少坎坷。不過，“乾兒子”還是得到了諾貝爾的公平待遇，其提名流程、評選標準以及頒獎儀式和與諾貝爾其他獎項一樣，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頒發。?
只不過，在諾獎的網站上，可以赫然看到幾個大字：“Not a Nobel Prize”——你不是我親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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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雨漸夢幻”：這行為經濟學是比較實用的
(2017-10-09)
(2017-10-11)
學校概述
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UChicago)，簡稱芝大，位於美國國際金融中心芝加哥，
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 。
這裏誕生了“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School of Enocomics)”等以人文社科為主的眾多芝加哥學派，走出了世界約40%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芝加哥大學1890年由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創辦，素以盛產諾貝爾獎得主而聞名。按高校官方數據，截止至2014年共有89位獲得諾貝爾獎得主在芝大工作或學習
僅次於劍橋大學(90位)排名全球第二，領先於麻省理工學院(84位)、哥倫比亞大學(82位)、加州大學(61位)、哈佛大學(48位)等其它高校。
世界排名
QS：10
U.S News 3
THE 10
地理位置
芝加哥大學是一所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的私立研究型大學。該大學包括本科學院以及由4個系、6所職業學院和1所繼續教育學院組成的各種研究生項目和跨學科委員會。
芝加哥大學有約5000名本科生和10,000名研究生。
芝大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有89位教師和校友曾獲諾貝爾獎，為美國大學中最多。2位校友曾獲圖靈獎，12位教授榮獲過國家科學獎章，現任教授中有超過60位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家醫學科學院院士。
芝加哥大學是培養華人精英的兩個搖籃之一
（另一個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培養了李政道，楊振寧和崔琦三個華人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李政道和楊振寧實現華人諾獎零的突破。
著名華裔政治家有中華民國前副總統、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保釣運動健將林孝信教授，世界銀行前高級副總裁林毅夫等亦畢業於芝加哥大學。
院校設置
芝加哥大學本科教育提供49個主修專業和22個輔修專業的理學學士和文學學士。
學制四年，大致分為數理學，生物學，人文學，社會科學和新大學學院（交叉學科）五個方向。
住宿條件
在芝加哥大學，住宿生活與在家的生活幾乎一樣。學校內嵌居住社區，11所宿舍樓包括了38所公寓，每間公寓大約有70名學生，學生可以在這裏一起用餐，交流和娛樂。
四年之內，學生都可以選擇在校居住。
芝加哥大學要求新生的第一學年都要在學校的House System中居住。而轉學過來的學生則沒有硬性要求。
寢室的分配基於學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興趣愛好，讓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拓寬自己的視野。
而在公寓的選擇上，每個公寓的學生都會告訴你他們公寓的優勢在哪裏，從建築風格，地理位置，到文化和傳統。
在這些因素中，你需要考慮是獨處還是與舍友一起生活，是否需要舍友和你有着接近的生活規律，是喜歡愛乾淨的室友或是專注於學習和學生工作的室友，這些都可以由你選擇。
學生也可以選擇異性舍友，但是芝加哥大學不鼓勵新生這麼做。
學生註冊並交款後，根據時間順序被排入寢室分配隊列，遵循先到先得原則分配寢室。大多數學生會對自己的寢室感到滿意。
如果希望調整寢室，可以在秋季的寢室調整期向住宿主管報告。
(2017-09-25)
他是諾獎經濟學獎得主，拍過電影，炒股打敗99%同行
2017-10-10
正和島
瑞典皇家科學院北京時間10月9日宣佈，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又譯理查德·泰勒），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的貢獻。
曾經預測到金融危機爆發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這樣評價塞勒：“過去30年，經濟學領域正在發生一場最重要的革命，他就是這場革命的中心人物。”
隨着各種報道的深入，塞勒的多重身份也逐漸浮現出來。套用當下流行的網絡用語“斜槓青年”，這位滿頭銀髮、72歲的老人當之無愧地是一枚“斜槓老年”，其跨界的領域之多超乎一般人想象。
擁有文學、哲學專業背景的他，搞起經濟學喜歡研究“常人乾的蠢事”，長期被視為“學術叛徒”，很多日後影響深遠的論文遭到多家期刊退稿。
塞勒是第一個提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討論中並發展出行為經濟學的學者，尤其熱衷於向經濟學家普及心理知識，他甚至巧用心理學幫助奧巴馬在競選中勝出。
學術研究之外，他還經營着基金公司，連續十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長，曾打敗99%的同行，使基金規模增至37億美元，是名副其實的“股神”。
一個有意思的傳聞是，塞勒堅信有一天自己會獲得諾貝爾獎，所以每逢諾獎公佈前夕，他都會提前理髮，好等記者上門留一個好印象。
被導師視為“庸碌者”，差點輟學
上世紀70年代，他在羅徹斯特大學就讀哲學博士期間，他的導師一度認為他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學生，天性也比較疏懶，論文也沒法發表，差點輟學，剛畢業時也找不到工作。
不過，最後他去了該校商學院找到了一份講師的工作，從此踏上了學術研究之路，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是行為經濟學的最知名的理論家之一。
在朋友看來，“塞勒之所以特別，因為他是一個很懶惰的人。”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認，自己懶惰且不擅長數學，對哲學議題也不太有耐心。
“非理性”始終是和塞勒緊密相連的關鍵詞。但被記者問到“怎麼花掉900萬瑞典克朗（約730萬人民幣）的獎金？”一輩子都在提倡理性消費的塞勒沉思片刻，然後半開玩笑地説，“根據我的理論，當然是怎麼不理性怎麼花了！”
曾經的“學術叛徒”
儘管行為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研究中的“顯學”，但它曾不為主流所容，今年已經72歲的塞勒也長期被視為“學術叛徒”，有些影響深遠的論文當初曾遭到多家期刊退稿。
善於洞悉人性的弱點的塞勒認為“當傳統智慧犯錯，推翻它的第一步就是睜大眼看看周遭的世界”。如今我們從結果來看，雖屬不當行為，卻也無比理性。雖然他自己承認懶惰且不擅數學，對哲學議題不太有耐性，但是他觀察力相當敏鋭，可以憑實際觀察獲得可貴洞見。
早年，塞勒曾把調查結果給指導教授羅森看，羅森叫他別再浪費時間，但是他仍沉迷於這個議題。塞勒開始蒐集反常現象，最後列出他所謂的“清單”。這份清單反映理性經濟人（經濟學家常討論的一個虛構物種）與真實人類（我們這個物種）之間的差異。
有人對地上掉的一分錢毫不理會，卻忙着去搶微信裏同樣價值的紅包。為什麼？塞勒會告訴你，因為人人心裏都有好幾本賬。在他看來，這些“反常”卻是正常，因為人類心理模式存在着弱點。
基本上，傳統經濟學家的論點認為，即使個人會犯錯，競爭市場與看不見的手仍會解決問題，最終修正錯誤。但是塞勒説，這些經濟學家即使用上雙手，依然無法讓這個理論變得完備。“看不見的手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否則他們沒有其他合理方式能做出市場將人類轉化為理性主體的結論。”他確實知道以複雜的經濟理論來看，由於市場壓力之故，即使個人不理性，價錢可能終將全然符合理性，但他認為“這套説法確實聽似合理，甚至還挺有説服力。但它恰巧是錯的。”
經濟學界的“心靈捕手”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通常諾獎委員會在頒獎時會明確強調獲獎經濟學家的具體貢獻，但對於塞勒教授，卻是給了一個領域——行為經濟學。這是對塞勒教授的肯定，更是對行為經濟學的認可。
與經典的經濟學不同，行為經濟學強調人並非完全理性，很多決策會受到心理因素影響，是真正“走心”的經濟學。自新世紀以來，行為經濟學研究兩獲諾獎，三位行為經濟學家獲得諾獎，不得不説，“走心”的行為經濟學越來越流行。
2002年丹尼爾·卡尼曼教授是第一個因“走心”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經濟學家，他還是《思考，快與慢》一書的作者。卡尼曼認為，塞勒是第一個提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討論中並發展出行為經濟學的學者。當年獲獎後，卡尼曼説，“我並不想放棄委員會對我個人貢獻的肯定，但是我要説實際上大部分心理學與經濟學的整合工作是由塞勒完成的。”
由此可見，稱塞勒為最“走心”的諾獎經濟學家，也並非言過其實，也因此，他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實至名歸。
塞勒被美國經濟學界調侃為“最喜歡向經濟學家普及心理知識的人”，坊間此前曾流傳一個好玩的傳聞：塞勒知道自己遲早也會獲獎，所以，他總是在諾獎宣佈前就去理一個髮，好等到記者找上門來的時候給大家一個好的印象。
▲當地時間2017年10月9日，美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教授、諾獎得主理查德·塞勒出席芝加哥大學舉辦的慶祝會。
打敗99%同行的“股神”
塞勒不但在學術界頗有成就，在市場上的“實戰”成績也名列前茅。和巴菲特之師本傑明·格雷厄姆將價值投資理論應用到實戰中一樣，塞勒也將行為價值理論用於市場操作。
1993年，塞勒和一名叫富勒的教授共同創建了一家名為“富勒&塞勒”資產管理公司，專注於投資美國小企業股，“贏道”就是利用其他投資者的非理性買賣造成的股價偏差。
很多人以為行為金融學只是研究投資心理學的，其實並非如此，行為金融學一個主要的領域是挖掘出其他人犯錯造成的投資機會。
早在1985年，塞勒就發現，過去表現好的股票在接下來的3-5年會成為輸家，而過去表現差的股票會在接下來的3-5年成為贏家。這個現象用當時的金融理論解釋不了，而塞勒把這個現象歸因於心理學的重要概念“過度自信”。
要測試自己是不是過度自信很簡單，只要問一下覺得自己的開車技術比平均水平高還是低。通常超過90%的人會説自己水平比平均水平高（也就是超過50%），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截至2016年前的15年，塞勒的行為價值基金實現年均10%的增長。2015年，Russell 2000小額股本指數下跌7.5%時，他的小額股共同基金打敗99%的市場同儕，基金規模激增1倍至37億美元，是名副其實的“股神”。在塞勒的行為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公司替摩根大通管理的一隻基金資產規模已達60億美元。
奧巴馬“軍師”
塞勒的第三重身份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資深學術顧問。在奧巴馬競選的時候，塞勒給了一個建議，通過當時深受年輕人歡迎的Facebook來為競選籌款，想出的辦法就是隔一段時間就在籌款人當中抽獎，可以得到和奧巴馬握手和見面的機會。
這個建議實際上是利用了心理學發現的大多數人會“高估小概率”事件的傾向。比如拉斯維加斯賭場槍擊案或者飛機失事報道之後，大家就覺得去賭城玩或者坐飛機不安全了。雖然被抽中可能性很小，但年輕人還是踴躍捐款，使得奧巴馬籌到的款項超過了對手希拉里。
在幫助奧巴馬推動政策時，塞勒建議多采用中性或者正面的關鍵詞彙，因為相比那些負面的詞彙，遇到的阻力會小很多。塞勒把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和經驗寫成了一本書叫做《助推》，書名的含義是在改變人們的行為上，不需要做出大的改變，這樣往往遇到很大的阻力。真正好的政策應該設計得符合大家的心理和行為習慣，只要輕輕一推就能達成良好的效果。
“非著名”電影演員
塞勒除了是一名行為經濟學家外，他還在娛樂圈也留下了自己的影視作品。雖然他作為演員的貢獻遠遠不及作為經濟學家的貢獻，但在亞馬遜網站旗下的互聯網電影資料庫中，還是大名在冊。
塞勒早在2004年開始涉足影視圈，那時他即將60歲，出演的第一部電影是《TAVIS SMILEY》，不過，在2015年客串的《大空頭（The Big Short）》讓他被更多人所關注。
很少有經濟學家客串好萊塢電影，而塞勒本人正是因為經濟學界的名氣，被邀請在2015年的電影《 大空頭》中客串。
▲電影《 大空頭》劇照
《大空頭》是一部解釋2007年金融危機的電影，該片之前還角逐過奧斯卡。與塞勒在一張賭桌上演對手戲的是好萊塢小天后賽蓮娜-格美茲（S elena Gomez）。電影中的他，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家賭場，向人解釋什麼是“擔保債務憑證”。
這部電影中與塞勒相關的經典台詞就是“ 如果你相信人類做事情總有邏輯可循，那簡直是瘋狂之舉。”這句話也被放在了塞勒公司網站介紹的首頁上。
三大研究成果，看穿人性弱點
塞勒將心理學洞察融入經濟分析的嘗試最早見於1980年，在行為經濟學和金融行為學方面貢獻頗多，此次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重點指出的是他在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制。
有限理性：為何人們總是習慣大手大腳花掉“意外之財”
在有限理性方面，塞勒提出了經典的“心理賬户(mental accounting)”理論，即人的頭腦中存在有關消費的心理賬户。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1000塊錢的工資和1000塊錢的中獎彩票並無任何區別，但是由於存在心理賬户，個體在做消費決策時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特別是從理性人角度而言，一個人或家庭可運用的是總體支出，但個體在做決定的時候，卻為每一項都單獨設類。如對於工資，一個消費者有可能會精打細算其用途，但是卻會大手大腳花掉中獎的意外之財，然而其價值本質卻是一樣的。
社會偏好：為何下雨天店家不敢提高雨傘售價
對公平領域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影響深遠。他的研究揭示了消費者的公平偏好可能會使得公司在需求旺盛的情況下，無法提高產品價格。比如，意想不到的雨水可能會對雨傘造成意想不到的高需求，但如果店主提高價格以滿足高需求，許多消費者就會產生負面反應，並認為店主表現得很貪腐。
做決定時，人們不僅要考慮到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他們也有關於什麼是公平的想法，積極地考慮別人的福利，比如通過合作或團結以及消極的方式（嫉妒或惡意）。大規模實驗表明，人們不僅只是採取物質利益來維持他們認為的分配，也準備承擔個人的費用，懲罰違反基本公平規則的人。
缺乏自制：為何72%的新年規劃最後都會落空
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當天，官網發佈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投票：你是否認為新年計劃總是難以落實？72%的人選擇了“是”。塞勒的研究揭示，人們通常缺乏自我控制，總是屈服於短期誘惑，讓長期計劃落空。
塞勒設計了與心理學研究中十分相似的“計劃者—執行者”模型，即解釋“長期計劃”和“短期需求”之間衝突的模型：譬如選擇較長時間接受教育的人在學習期間收入較低，但可以追求未來的收益，這一理論眾人皆知，但是在實踐方面卻並非所有人都有堅持，而這一研究有效地解決了西方養老金的一些難題。
這一理論集中解釋了人對於當下需求和未來需求之間的衝突：人有兩個自我，一個是現在的自我，一個是看得較遠的自我。在傳統的經濟學裏面，一個完全理性的人，會一直考慮到將死之日，給後代留下資金。然而現實中，有可能一個人對今後不是不考慮，而是考慮得不夠，一旦這種個人行為成為羣體行為，若不糾正，就出現了社會問題。
相對於很多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塞勒對於政策的關注更多，更致力於用理論去影響和改變政策。在實踐中，塞勒的理論推動了美國實施“為明天多存錢”養老金計劃，令沒有儲蓄習慣的美國人提前存錢，通過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鈎的方式，令參加美國401(k)養老金計劃的美國人同意在每次加薪後，自動提升他們放入養老金的儲蓄金。
▲Richard Thaler 著作《“錯誤”的行為》，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資料來源：
誰都不是“明白人”——從邊緣走向主流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新華網）
經濟學諾獎得主塞勒：善用人性的弱點（第一財經日報）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被稱股神（騰訊財經）
美國“異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被稱搖滾明星（環球時報）
理查德·塞勒——最“走心”的諾獎經濟學家（滬步尚書）
文中配圖來自網絡
編 輯：葉開甫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户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2017-10-10)
泰勒、燕西整理
北京時間10月9日17時45分，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72歲的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上的貢獻。今年的經濟學諾獎獎金為900萬瑞典克朗（約摺合735萬元人民幣）。
除了經濟學家這個頭銜之外，塞勒還有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身份：演員。在獲得2016年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電影《大空頭》中，塞勒本色出演，客串扮演了一名經濟學家，他和賽琳娜·戈麥斯去了拉斯維加斯的一家賭場，向人解釋什麼是擔保債務憑證。
微博大V@有限次重複博弈做了一點解讀：
而在Thaler獲獎後被問及，“你會怎麼花費9百萬瑞典克朗的獎金？”72歲的老爺子繼續開起了玩笑：“我會盡最大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這些錢花光。”
是不是瞬間覺得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趣多了？來進一步認識這個大神。
一、有限理性
塞勒發展了“心理賬户”理論，解釋了人們是怎樣在內心中通過創建分別的賬户來簡化經濟決策的；人們會聚焦於單個決策的狹隘影響，而不是它們的總體效果。他還向我們展示了厭惡損失能夠如何解釋以下現象：人們如果擁有某件東西，會比沒有的時候更高估其價值，這一現象被稱為“稟賦效應”。塞勒是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奠基人之一，這一學科研究認知限制是如何影響金融市場的。
圖1為了管理我們生活中的眾多財務決策，我們經常會在腦海中把它們計入不同的“賬户”。心理賬户的理論顯示了這樣做可能帶來的意外問題。
二、社會偏好
塞勒關於“公平”的理論和實驗研究很有影響力。他展示了消費者對公平的關注會阻止公司在需求增加的時候漲價，但卻不會阻止公司在成本上升時漲價。塞勒和他的同事還設計了“獨裁者博弈”，這個實驗工具被應用在大量研究中，用於衡量世界各地的不同羣體對於公平的態度。
圖2：不期而遇的降雨增加了雨傘的需求，但是藉機漲價的銷售者卻會被人鄙視。
三、自制力缺乏
我們都知道新年計劃總是難以執行，塞勒給了這個古老的難題一個新的解決方案。他展示瞭如何用計劃者-實施者模型（planner-doer model）分析自控問題，這個模型與現在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用來描述長期計劃與短期執行間的矛盾的框架類似。我們打算存養老金，想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卻經常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會向短期誘惑屈服。在塞勒的應用工作中，他展示瞭如何使用“助推”（nudging，他自創的術語）來幫助人們更好地自控，來存下養老金和完成其他事情。
圖3：奧德修斯和海妖塞壬的傳説，就是關於“長遠計劃的自我”與“短期享樂的自我”之間的對抗。
綜上，理查德·塞勒的貢獻在個體決策的經濟學分析和心理學分析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行為經濟學是一個正在快速擴張的新興領域，而塞勒的實驗結果和理論洞見對於這個領域的誕生至關重要；這個領域還對於經濟學研究和政策的很多方面有着深遠影響。
不一樣的金錢：投資決策中的心理賬户
回到上面的話題，為什麼炒股的人喜歡賣出賺錢的股票而不捨得賣出鉅虧的股票。
首先來考慮一個問題：
你準備去電影院裏看場電影，可就在去電影院的路上，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插曲一：坐車的時候，你發現丟了50元公交卡，這時你還會按照原計劃去電影院花50元錢看嗎？
插曲二：坐車的時候，你發現幾天前花50元買的電影票丟了，這時你還會繼續去電影院重新花50元錢看嗎？
在前一種情況下，大部分人會選擇繼續看電影；而在後一種情況中，大部分人放棄了計劃。他們悻悻地想，看網上的資源也是一樣的。——同樣是損失了50元錢，怎麼就給人帶來不一樣的感受呢？
被測試者內心不自覺會產生兩個心理賬户：“電影賬户”和“公交賬户”。第一種情況，即公交卡丟失時，相當於“公交賬户”受到了意外損失，與電影票本身沒有關係，也沒有理由不去看電影。第二種情況，即電影票丟失時，相當於本來的“電影賬户”忽然遭受損失，人的感覺更可能是“我如果繼續堅持要看電影，就相當於花了多一倍的錢買了一張票”，由於“超支”，最終導致大多數人選擇放棄看電影。
理查德·塞勒在1985年曾進行過一項研究，在這項研究中，他提出了一個如今在經濟心理學中十分熱門的概念：心理賬户（mental accounting）。
所謂心理賬户，就是人們在心裏無意識地把財富劃歸不同的賬户進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賬户有不同的記帳方式和心理運算規則。而這種心理記帳的方式和運算規則，往往與經濟學和數學運算方式並不相同，因此經常會以非預期的方式影響着決策，使個體的決策違背最簡單的理性經濟法則。人們在進行各個賬户的心理運算時，普遍特點是並沒有追求理性認知範疇中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層面上的“滿意最大化”。
當大多數專家把心理賬户作為人的非理性進行批判時，我們應該明白，這種心理因素的存在，對人來講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也沒有被弱化甚至消失。想象我們的祖先在惡劣的環境下，連温飽都沒有保障，首要的因素是長期生存下來，很多時候最優策略是追求風險小到零的“滿意最大化”，而不是“效用最大化”。
比如：區別對待賬面損失和實際損失。
我們容易將拋售後的股票虧損和未拋售的股票虧損劃入不同的心理賬户中，感覺上，拋售之前是賬面虧損，拋售之後才變成實際虧損。而在客觀的時點上，二者沒有實質差異。比如48元的中國石油跌到20元，就是虧損了28元，但持有到這個時候的投資者可能更願意繼續持有，因為這感覺只是賬面虧損，賣出了，就變成實際虧損了。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他繼續持有到10元。決定是否繼續持有，跟虧損多少沒有關係，跟它是否值這個價才有關係。
盈利資金再投資時，謹慎度降低。投資者往往在潛意識裏認為賣掉其他股票的盈利資金，反正是賺來的錢，處理的謹慎程度可能低於工資收入等其他投資資金。
以上是簡單的介紹，下面的內容比較長，來自《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1期。
《理查德·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2015年度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學術貢獻評介》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是美國著名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家。他於1945年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1967年獲凱斯西儲大學學士學位；1970和1974年分獲羅徹斯特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執教於羅徹斯特大學(1971-1978)和康奈爾大學(1978-1995)，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行為科學與經濟學教授、決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同時兼職於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
塞勒主要致力於心理學、經濟學等交叉學科的研究。在理論研究中，他對反常行為、經濟人假設、稟賦效應、跨期選擇、心理賬户和股票市場等方面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在實際應用上，他分析和解釋了消費者行為、社會福利政策、儲蓄投資政策等行為經濟案例。
其代表作有《贏者的詛咒》（R.Thaler,1991a）、《準理性經濟學》（R. Thaler，1991b）和《助推》（Sunstein Thaler，2008）等。
一、塞勒關於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觀點
（一）塞勒早期對反常現象研究的視角
塞勒於1974年在羅徹斯特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將自己第一個研究方向確定為行為經濟學，並對人類生活的貨幣價值做出理論研究。也是從那時開始，塞勒養成了收集經濟學中反常現象的習慣，而這些有趣反常行為來源正是其同事或親朋好友。
1974年是他執教的第一年，他邀請同事參加晚宴，晚宴開胃菜是腰果，每個客人都很喜歡吃，但當他把這道菜撤入廚房時，客人們卻為這一決定叫好。塞勒在同事謝弗林（H.Shefrin)幫助下，運用委託-代理理論框架對晚宴中腰果插曲進行分析並得出結論：人由兩種心理控制，一種希望獲得立即滿足，另一種理智地權衡現在與未來。
塞勒身邊許多人選擇犧牲現有價值獲取未來12個月而不是9個月的價值，他們支持價格隨機遊走卻一直試圖在股票市場裏進行波段操作，同時把退休基金投資於債券，儘管歷史上它的回報率低於股票。這些人的反常選擇又是源自什麼？塞勒對這些生活中反常現象的思考，構成了他獨特的研究視角，正是這種新的研究視角使塞勒的研究成果具有獨創性與開拓性。
塞勒獨特的視角開始並沒有引起羅徹斯特商學院同事們的重視，因而他轉到了康奈爾大學，並在那裏繼續深入地追求自己的研究目標。塞勒對於如何運用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解釋人類行為做了進一步的探索。
舉例來説，A先生鄰居兒子願意以8美元價格幫他除草，他選擇拒絕，同時，他也拒絕以20美元價格幫鄰居除草；B先生付了300美元會費加入了網球俱樂部，雖然肘部受傷，但他卻堅持練習，因為他不想浪費這300美元；這些有趣的問題均在塞勒的研究範圍之內。
1976年卡內曼的研究助理費斯科霍夫（B.Fischhoff)首次將特沃斯基和卡內曼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塞勒，當看到特沃斯基和卡內曼合作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試探與偏見》（Tversky Kahneman,1974）一文時，塞勒終於為自己收集到的那些關於決策選擇時不太嚴謹的事實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與此同時也確立了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幾年後，特沃斯基和卡內曼發表的《前景理論：風險決策分析》（Tversky Kahneman,1979），是一篇關於人們處理不確定性和風險方法的突破性論文。塞勒在該文的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部分發現了自己以前缺乏的東西，即為他所研究的反常行為找到了理論解釋。
這一發現對他日後的研究創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隨後的許多研究都是運用預期理論中的價值函數替代傳統經濟學中的效用函數來進行研究，從而取得豐碩成果的。但塞勒大部分創新反常行為研究成果卻並沒有立即公開發表，這是因為塞勒學術觀點認為經濟主體實際選擇行為與主流經濟學所做的預測不一致，而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塞勒學術觀點對系統性中不一致現象的解釋力極其有限。主流經濟學理論被反常行為衝擊，甚至部分舊的經濟理論被創新的經濟理論取代，而塞勒在經濟學領域中的作用就是加速了這個進程。
（二）塞勒對理性行為的批判
塞勒在1987至1990年間在《經濟展望期刊》開設專欄，將自己對反常現象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隨後，他將其中的13篇專業論文彙集成冊，出版了題為《贏者的詛咒》（R.Thaler,1991a）的著作。
在這些研究工作中，塞勒運用博弈論、金融學、勞動經濟學和心理學等眾多交叉學科領域知識，在消費者選擇、自我控制、儲蓄行為和金融領域做出了巨大理論貢獻，與此同時，塞勒發現經濟學理論基本假設、偏好理論及其基本假設、有效市場假説等一些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假設存在着一些缺陷。
他認為經濟學基本假設的缺陷在於：無論是企業理論、金融市場還是消費者選擇理論，個人在所有經濟現象分析中均被假設成是理性和自利的，同時會盡可能地追求最大利益。然而，現實中的個人往往依靠直覺來解決問題，而且就算人們謹遵各種假設，也會經常犯錯誤，所以説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往往是一種理想的、簡化的假設。現實世界紛繁複雜，個體之間千差萬別，不可能用一個假設束縛住所有個體。
塞勒認為自利原則（R.Tha ler,1988a）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們會通過合作來產生共贏，甚至會無私地犧牲掉自己的利益來進行慈善捐贈。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個非完全理性的個體。
塞勒等在《合作》（Dawes Thaler，1988）一文中，基於單次博弈和重複博弈兩種情況考察了許多的合作行為，並引出阿克塞爾羅德（Axelrod，1996）的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得到了一個經典結論：只要一起合作的人沒有佔對方便宜，人們總是傾向於選擇合作。經濟學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人基於利己主義做出相互選擇，他們往往所得到的只是總體的次優選擇，而“明智的合作者”才會得到最優的收益。
塞勒在《最後通牒博弈》（R.Thaler,1988b）一文中通過觀察最後通牒博弈這種遊戲得出一個結論：公平概念在決定談判結果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從公平問題出發，又引申到“公平人”和“經濟人”問題，在試驗中有些人看重公平，有些人看重博弈。塞勒認為經濟學家存在一種思維模式，他們認為自己和模型中的人都是頭腦冷靜、不講情面、斤斤計較的，同時他們關心財富超過關心公平；而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往往認為人們都是“老好先生”。塞勒要做的研究並不是試圖去證明哪一種行為占主導地位，而是要着眼於研究產生各種行為的原因。
他在《贏者的詛咒》（R.Thaler,1988a）一文中提出，投標人會犯系統性錯誤，然而這些錯誤被傳統經濟理論排除在外，這就會使經濟學研究不符合事實。
塞勒和特沃斯基（Tversky Thaler,1990）在偏好理論研究方面突出探索了偏好反轉現象(preference reversal)。偏好反轉現象向傳統假説提出了挑戰，對經濟學和決策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傳統假説認為，決策者有固定的偏好順序，人們可以像翻書那樣“查”到他們的偏好，但他們通過實驗證據得出結論認為，不同的誘導方法能夠改變偏好因素的相對權重，從而產生不同的偏好順序，或者説，價值和偏好通常是在誘導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塞勒認為經濟學基本假設和偏好理論的缺陷只是現有經濟學理論缺陷的一個部分，有效市場假説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等均被發現存在一些不足。
（三）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建樹
塞勒針對經濟學現有理論體系中的某些缺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貢獻了諸多理論研究成果。
1.稟賦效應。
稟賦效應概念由塞勒(R.Thaler,1980a)首先提出，但其理論基礎源於特沃斯基和卡[內曼的前景理論。塞勒認為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大於對“趨利”的考慮，這充分體現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傳統經濟學理論往往會假設決策制訂者把損失的費用等同於機會成本，但相對於機會成本來説，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更重視自己的損失。
舉例來説，工資按工作時間給付，若你在每週工作50小時的同時可以有一個在工作時間內休息5小時的機會，你是否會選擇休息？若你在每週工作45小時的同時有一個再工作5小時的機會，你是否會選擇工作？當視工資的減少為損失的費用、額外收入為機會成本時，答案是否定的。
稟賦效應的提出引起了人們巨大的爭議，因為它挑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消費者選擇的分析基礎，即效用決定於客觀資產價值，而且它的提出衝擊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即只要交易成本為零，財產的法定所有權分配就不會影響經濟運行效率，資源配置最終狀態與產權配置的初始狀態無關。
按照科斯定理，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儘量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使產權明晰，市場效率趨於最優。然而，當考慮到稟賦效應以後，政府僅僅做出這樣的努力或許還不夠，初始的產權配置對最終資源分配有着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政府應該考慮到市場效率的低下，在分配產權開始階段就必須更注重效率，而不能指望過分依賴市場調節。
2.跨期選擇。
塞勒及其合作者（Loewen stein Thaler，1989）指出跨期選擇是對成本與收益分散在各個期間進行決策。當一個人面對自己的衝動性時，一般的解決方法就是試圖控制自己未來的行為，但在很多涉及跨期選擇的情形下，學界對個體做出長期理性選擇的能力存在質疑。
例如，當消費者面臨選擇一台比同型號少花60元卻每年多花60元電費的空調時，如何選擇才更理性；10年後拯救10條性命和今年拯救10條性命是否無差異；這些問題均沒有固定的答案，均會因人而異。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人的心理對於決策制定而言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而塞勒在學術研究時經常提供一些個人違反理性選擇假説的證據，但是又提不出一套能很容易地和經濟學模型相結合的替代性假説。塞勒認為心理學對決策制定作用既有破壞性又有建設性，而他所堅持的研究方法就是強調理論和經驗性研究的緊密結合。
3.心理賬户和儲蓄理論。
塞勒對心理賬户和儲蓄理論的研究有突出的貢獻。人們如何評價不同經濟交易下的公平？人們何時會把兩件事情的效用合併起來看？什麼時候又會把兩件事情分開來計算？在公平問題上，塞勒(R.Thaler,1990a)給出的答案是消費者經常會從價格比較中提取積極的或者消極的交易效用，並與自己的消費偏好相結合從而得到相應的公平標準。
事實上，相對於吃虧本身來説，消費者更在意的是這種“傷害”是否會加強另一方的有利地位。在合併或分解兩個事件效用方面，人們更傾向於把小的損失和大的收穫合併起來對待。
心理賬户概念最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它假定人們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也會在心裏記賬。消費者在不同來源收入下的儲蓄傾向和消費傾向不同，即一個擁有20萬元股票投資組合的人不太可能會因為這個投資組合增值2萬元而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但如果這兩萬元收入來自於賭博、獎金或者税收折扣，那他很可能在短期內增加自己的消費。
經濟學中關於儲蓄的標準模型源於莫迪利亞尼（F.Modigliani)的生命週期理論(life cycle theory)，但塞勒等(Thaler Shefrin,1988)發現消費經驗證據與理論模型有兩點不一致。
其一，消費似乎對於收入過於敏感，而且各種形式的財富似乎不像生命週期理論所設想的那樣具有很強的替代性，塞勒通過經驗和實驗數據完善了生命週期理論，即首先修正了可替代性假設。
其二，人們均缺乏耐心，特別是短期內的個體行為顯示，他們的貼現率似乎超過了利率，當然短期內過高的貼現率又會導致新的問題——自我控制。對此，塞勒提出採取一些無法反悔的措施和內部強制策略來解決這些問題。
4.行為金融理論。
塞勒在行為金融研究學的研究方面貢獻頗豐。在股票溢價之謎這個問題上，塞勒等（Shlomo Thaler，1995）給出解釋，當投資者經常性地評價他們的投資組合時，短視的厭惡損失就會令很大一部分投資者放棄股票投資的長期高回報率，而投資於具有穩定回報率的債券，因為股票收益在短期內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
根據弱勢有效市場假説，一個投資者無法利用過去的價格信息來獲得超額收益，也就是説股票價格純粹服從隨機遊走，但塞勒等（De Bondt Thaler,1985）曾發現了“輸者贏者效應”，即投資者對過去輸者組合過分悲觀，對過去的贏者組合過分樂觀，導致股價偏離其基本價值，待一段時間之後市場自動修正，前期的輸者將贏得正的超額收益，前期贏者的超額收益則為負。
據此，他們提出了預測股票收益的新方法：採用反轉策略(contrarian strategy)，買進過去3至5年內輸者組合，賣出贏者組合，這一策略可以使投資者在未來3至5年內獲得超額收益。塞勒等（De Bondt Thaler,1985）認為過度反應產生於投資者並沒有使用貝葉斯法則(Bayes theorem)對客觀信念和行為進行調整，而是在忽視歷史概率的情況下高估新信息的重要性，導致市場價格與基本價值產生過高或過低的偏離，這個結論也激勵了更多的學者來研究和解釋均值迴歸現象。
塞勒（R.Thaler，1987a，1987b）對股票市場中的日曆效應（calendar effect）也進行了研究。日曆效應是指金融市場與日期相聯繫的非正常收益、非正常波動及其他非正常高階矩，主要包括季節效應（seasonal effect）、月份效應（mon thoftheyear effect）、星期效應（week effect）和假日效應（holiday effect）。
塞勒在股市和股票研究方面取得了三項主要成果：
（1）價格變動可能與影響資金進出市場的習俗有關；
（2）機構投資者對它們的投資組合進行季節性調整的原因是一種被文雅地稱作“裝飾門面”的活動；
（3）對日曆效應另一種不同類型的解釋是，它們與好消息和壞消息發佈時間的選擇有關；這三項研究成果均無法與有效市場假説相容，並且這些發現意味着資本資產定價理論亦被推翻。
此外，塞勒等(Lee，Shleifep Thaler，1990)對封閉式基金(closedend funds)的研究成果豐碩：
（1）新基金上市存在規律性表現；
（2）封閉式基金通常均以相對於其淨資產價值較大的折扣進行交易；
（3）折價（或溢價）的變動範圍很大，因不同時間、不同基金而異；
（4）當封閉式基金通過兼併、變現或者轉變為開放式基金而終止時，價格就與淨資產價值趨於一致。
塞勒的這四項發現有兩個解釋，一種是建立在基金管理者的錯誤行為之上，另一種建立在淨資產價值的錯誤計算之上，並且塞勒等得到一個本質性啓示，即“證券價格等於其內在價值”的論斷只是一個可檢驗的命題，而不是一個公理。
二、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理論的應用
塞勒在2000年後逐漸將其思想運用於分析消費者行為和政府政策之中，並利用助推和選擇設計等思想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
（一）助推與選擇設計等思想應用
“助推”一詞來自於塞勒與桑思坦合著的標誌性作品《助推》（Sunstein Thaler,2008）一書。該書將我們引入一個比較和選擇的世界，創造性地論述瞭如何運用選擇設計這一新興思想對人們施加助推力，從而使人們能夠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決策。
作者分別對個人、社會、政府行為的研究範式和相關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總結，並闡述了助推力在實際生活中會產生顛覆性的作用,並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兩大觀點：
（1）看似微不足道的社會現象會對人們的行為造成很大的影響，其實助推力無所不在，只是容易被我們忽略，而這當中選擇設計師的存在對人的決定形成關鍵的影響。
塞勒等將人類的思考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假思索的直覺，稱為自動系統；另外一種是比較刻意的理性思考，稱為省思系統。2008年以後塞勒分別從定錨、可得性、代表性等視角，具體闡述了近年來心理學家逐漸運用經驗法則與偏見（或者説省思系統和自動系統）來進行的研究。與此同時，對於過度樂觀和自信，比如投資者認為他們對股票價值瞭解詳細，而他們實際知道的卻並不全面，這在金融學中它也可以應用於解釋過度波動、慣性和有足夠的交易量以保證市場運行等現象。
塞勒把過度自信也應用到了其他方面，如在尋找伴侶、創辦公司或是作為電視股評家謀生時，人們會高估自己目前狀況下的安全性，而不會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由於人的惰性存在，即便是一種改變對自身有利，人們在面對這種情況時也寧願維持不變，因此略加助推則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
（2）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liberal mild despotism）中“自由” 和“專制”並非矛盾，是選擇設計師在不犧牲自由選擇權的前提下，運用助推去幫助政府和人民改善生活。
塞勒等利用行為經濟學方法和手段來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如何提升貸款監管、改善醫療保險處方藥、改革公立學校和婚姻制度等，甚至構建了一種新的思考模式，無論左翼政黨還是右翼政黨都可以共同使用這種思考模式，這就很有可能成為政府可行的“第三條道路”。
助推思想體現的是一種全新並且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他們把這種模式稱為“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並且進行了實踐。桑思坦的朋友巴拉克·奧巴馬將行為主義觀點融入到了總統競選當中，在奧巴馬當選總統後任命桑思坦擔任政府“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英國保守黨領袖戴維·卡梅倫也曾直言不諱地稱他很欣賞塞勒和桑思坦的研究工作。
（二）消費者行為的研究應用
1.心理賬户視角。
塞勒（R.Thaler，1990a）用心理賬户來分析行為，採用一種內在的控制機制，如今許多家庭都用這套機制來評估、調節和處理家庭的預算。他指出每個人都會使用心理賬户，只是有的人不自知而已。
通俗地説，為什麼很多家庭主婦不會用交水費的錢來交房租？大家都明白錢是可替換的，但是當我們在心裏設定不同的賬户時，即默認不同賬户間是不同的。這就可以引申為企業為了控制支出，訂立不同項目的預算，當企業需要購買一項重要的東西時，因為原先購買該物資的預算賬户不夠而不得支用。同樣的，賭場中賭徒下賭注時也會用心理賬户對自己的錢和贏來的錢進行區別對待(Thaler John son,1990b)。
善於使用心理賬户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很有價值的，生活可以變得輕鬆、有趣和安穩，這就相當於在我們心裏設立一條無形的界線，讓我們在目前區間內最大效益地安排生活。
2.社會感染力視角。
塞勒等（Sunstein Thaler，2003）認為社會感染力有兩點比較重要：
一是多數人都是把別人作為學習對象；
二是社會感染力是達到效益最大化的一種很有效的方式。
社會感染力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與氛圍有關，當很多人都表現出同樣的行為或者是抱着同樣的想法時，他們的行為或想法就會相互影響。
第二種來自周圍人的壓力，如果你在乎別人怎麼看你，那麼就會迫於外界的壓力來保持和大多數人同樣的行為。
我們經常受到其他人飲食習慣的影響，比如，一個食量小的人在大食量的人羣中會吃得更多。
同樣，在公選候選人或者是政黨時，他們常會強調多數人已經轉而支持其推薦的人選，希望説出這句話就能讓它成真。一旦感覺到民眾已經集體背離某位候選人時，那個人離失敗也就不遠了。社會感染力除了影響飲食和政治，甚至會左右金融市場，就連投機風潮和金融危機都與它脱不了關係。
因此，塞勒建議政策制定者可以從中學習到當人們開始互相影響時，市場的急速上揚對投資人以及整體經濟也會產生不容忽視的風險。塞勒還提醒我們，選擇設計師要讓人們知道其他人的選擇，就可以通過助推去改變人們的行為。
3.信息技術進步視角。
塞勒等在《幫助消費者認清自己》（Kamenica, Mullainathan Thaler,2011）一文中提出，現代的信息技術使得出售方比消費者本身更加了解消費者的購物習慣。
比如，通信供應[JP]商可以保留和分析消費者具體的通訊記錄與詳細的使用細節。同樣，信用卡公司可以通過顧客的生活細節來判斷其繳納滯納金的可能性。在很多的例子中，這些信息允許賣方提高他們的服務，而這種信息不對稱讓賣方利用信息的優勢去構建特別的優惠來使消費者過度消費。
我們將這稱為目標反轉（adverse targeting），即信息不對稱容易造成逆向選擇。
但是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説，現代技術也會讓消費者成為一個更好的購物者，當我們提供價格和使用數據給消費者時，消費者就可以反轉信息不對稱。
按照RECAP規則,即記錄(Record)、評估(Evaluate)、比較不同價格(Compare Alternative Price)的規則，可以幫助消費者明白真正價值並做出更好的選擇，與此同時，RECAP也提供了一種監控的方式來防止濫用價格策略。規則的制定者將會運用可讀性數據和信息透明性來幫助市場進行更好的自我管理。
（三）政府政策行為應用
塞勒借用弗裏德曼(M.Friedman)用過的一個詞，“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來研究儲蓄、社會福利、信用市場、環保政策、醫療保險，婚姻制度等議題，促進了大眾對選擇設計和助推的瞭解，進而在其他領域激發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創意。助推思想主張不採用強制手段，而是改變相應的經濟動機與行為使之更加優化。
1.社會福利政策。
根據卡羅爾（Carroll）在民營化社會安全制度上的研究，以民眾選擇權至上的瑞典模式主張提供儘可能多的選項，然後讓民眾自行決定，而且可以看到政策的設計者幾乎在每個階段都採取自由放任。
塞勒（R.Thaler，2008）提醒我們，當給民眾選擇愈多，便應該提供更多的資源協助人們做出選擇。但是，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設計處方藥計劃（the Federal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s）則是一個反例。該項計劃也是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熱門話題，當時副總統戈爾（Gore）提出一項典型的政府指令，將處方藥保險以單一計劃納入聯邦醫療保險，然後將此方案提供給所有老人；而當時共和黨布什則是提供許多種藥物計劃，消費者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以及加入哪一種計劃。
事實上，雖然大家都認為處方藥保險能符合計劃者最初預期，但從選擇設計角度上説，若因為對美國老人太有信心而將選擇權完全交給他們，將更不利於他們去做出明智的決策。
提供多種選擇通常是好的，但若涉及複雜問題，高明的選擇設計卻能引導人們做出更多明智的決定。設計者要創造對使用者有利的設計，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種服務以外，還要注意簡單至上。
2.器官移植政策。
2006年1月美國有將近9萬多患者在等待着器官的移植。許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並且在等待中死亡的人數每年還以12%的速度增長。於是塞勒（R.Thaler，2008）將這個議題提出，他相信通過簡單的措施就可以拯救成千上萬條性命，所用的方法就是運用選擇設計來提高捐贈率，而提高捐贈率所面對的主要障礙就是獲得家屬的同意。
原先在美國多數州中，採取的是明確同意原則，即是指民眾必須採取登記等具體的行動來表明願意捐贈，但是作為一般人羣中的個體，惰性給每個人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如果可以預設規則那將會帶來不一樣的結果。於是塞勒（R.Thaler，2008）提出認定同意制，既保留了選擇的自由，但又與明確同意制不同；根據這項規定，所有民眾都被認定為同意捐贈，但還是可以登記不願意，並且登記的方式特別容易。
這裏又要提及之前所説的自由主義的温和專制，其主要精神就是讓人在實現自由意志時只需付出極低的代價，最好是不付出任何代價。在Johnson Goldstein（2006）的實驗中即可以得出答案，預設規定的設計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民眾必須同意才捐贈時，只有42%的人會做，但是如果必須同意才能不捐贈時，則有82%的人同意捐贈，即便是中立模式，也有79%的人同意。雖然認定同意制好，但是塞勒提出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基本架構，才可以成功地將死亡捐獻者的器官移植給需要的人。
2006年伊利諾伊州通過第一個同意登記法，此法規吸引了230多萬人登記器官捐贈，其核心特色就是，即使家屬不同意，只要本人表示同意即可捐贈，其中設計簡明的登記網址就是最高明的助推力。政府強調問題的重要性，內容直接訴諸社會影響力，網頁連接到Myspace可以直接彰顯愛心，由此可以看出，好的預設規則可以帶來很好的結果，實驗的結果對於以後美國政策的制定會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
3.儲蓄投資政策。
塞勒對於儲蓄投資問題一直給予高度關注。塞勒與其同事謝弗林就這一問題撰寫了一篇題名為《自我控制的經濟理論》（Shefrin Thaler，1981）的論文，論文討論了有關人類優化選擇的事例——“聖誕俱樂部”賬户，該賬户每個月能夠從銀行客户的賬户中扣除預設的金額，以存下來作為他們的年終購物資金。
用行為主義的術語來講，這種做法叫作“捆綁”，因為它將一整年眾多有關花費或保存的決定合併成一個年初的單一決定。
美國401（k）計劃就是像聖誕俱樂部模式一樣的一個混合體，這是一個存款工具，它每次從薪水中自動扣除。是否為退休保存足夠的錢，這樣一個大而簡單的決定被分成了一系列複雜的選擇：你是否願意參加401（k）計劃？你想留出收入的多少參與？這37種不同的共同基金中你想選擇哪種方式將錢存進去？對於數百萬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的回答是：我不想思索這些問題。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塞勒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什洛莫偶然發現了一種方法來對付這種衝動，隨後他們合作發表了《儲蓄計劃貢獻的多元化定義》（Shlomo Thaler，2001）、《退休儲蓄行為的直觀推斷和偏見》（Shlomo Thaler，2007）、《行為經濟學與退休儲蓄危機》（Shlomo Thaler，2013）等論文，論文中寫到許多國家正面臨退休儲蓄的危機，例如，在美國傳統養老金福利減少，個人儲蓄率低下，很大一部分人冒着未來資金不足的風險，用透支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慣有的生活方式。而參與養老金計劃的員工數量不足，加上經濟危機復甦緩慢等一系列的因素，將導致美國史上可能出現的最大退休危機。
很顯然，大多數家庭都需要增加退休金儲蓄，但儘管如此，由於數目缺額過大，人們只能延長工作時間，否則就會面臨退休後生活質量下降的可能性。幸運的是，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除了合理的財政政策，我們可以利用行為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去改變退休計劃的架構，並且鼓勵所有人蔘加一系列的退休計劃。
塞勒和什洛莫（2001)認為，實行以工資為基礎的儲蓄計劃是中產階級最有效的儲蓄方式，但是實行計劃的關鍵在於每個人都能夠參與其中。對於任何一個要使退休儲蓄金變得充足的綜合性計劃來説，有四個至關重要的基本部分：通用性、自動登記、自動投資和自動升級。
通用性是指每個人應該可以很容易地進入這項計劃，通過自動登記系統使人們更方便地進入這些計劃和克服阻礙簽約的拖延。塞勒所發表的《為明天儲蓄更多：用行為經濟學來提高僱員儲蓄》(2004)一文，基於行為金融的研究，設計了一個“為明天儲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的方案，它要求美國401（k）計劃的參與者在每次加薪後同意自動提升他們的貢獻率，把儲蓄率和薪酬增長掛鈎，要求員工從現在到今後提高他們的儲蓄金，並且利用慣性使人們留在這項計劃中。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參加過這項計劃的員工最終儲蓄率從3.5%增長到13.6%，幾乎4倍的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里·馬科維茨自己所在的一家公司也為401（k）參與者提供過指導，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夏普則用此項方案成立了另一家公司，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此項計劃的成功。
與此同時，塞勒在2009年9月15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説道：“我認為在21世紀的後幾十年中，美國從中國經濟增長上獲利頗多，美國的儲蓄率幾乎是零。現在危機發生後，我們需要更多資金來刺激經濟，儲蓄率也暫時上升。”奧巴馬總統認識到，美國需要更多資金來刺激經濟，但也需要注意赤字問題，他最近也宣佈了一個計劃，以更好地幫助美國人儲蓄，改進現在的退休金儲蓄政策，為普通美國人蔘與養老儲蓄提供更多機會。這是使用了行為經濟學中助推思想——推動更多的人蔘與，併為明天的生活儲蓄。
這種儲蓄的例子也可以應用在其他領域，例如醫療保健開支的巨大增長不僅僅是醫療體制的問題，也是我們沒有更好地鼓勵人們去追求健康的生活。如果我們能夠引導人們進行一種健康飲食和多運動的生活方式，我們最終交付治療的花費會更少，政府適當地利用行為金融的角度去引導人們的日常行為，比僅僅在財政上刺激會更加有效。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對政策進行優化設計，引導人們在教育、投資、衞生、保健、抵押貸款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做出更加健康、富有、快樂的選擇。
三、簡評
塞勒被認為是現代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領域的重要先驅者。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行為經濟學家卡內曼甚至將自己的獲獎歸功於塞勒，稱他是“首位將心理學引入經濟學，開創了行為經濟學”的學者。當然，塞勒可能也是最有爭議的經濟學家之一，爭議的焦點源於他傾向於強調事實與權威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不一致。
其實，塞勒所提倡的經濟學研究方法歷史久遠，比如，馬歇爾和凱恩斯等經濟學家就經常從人們的日常行為角度對當時的經濟理論進行反思。二戰後經濟學家們強調數學結果和理想化假設下的研究結論，但其實許多經濟現象和事實卻不是這樣，塞勒從心理學角度呼籲經濟學家們從理想化假設中解脱出來，因此可以説塞勒是延續了一種因數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而被打斷的、始於亞當·斯密的傳統經濟學。
塞勒研究了很多反常現象，不過他自己也承認，其研究目的不是顛覆傳統經濟理論，而是希望學者們對反常事物有一個認知並以此推動傳統經濟理論的不斷完善。
塞勒對反常現象的思考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理論的思考，即當現有經濟學理論不能很好地指導我們決策的時候，唯一的途徑似乎正是按照塞勒所追求的，關注人的行為，不斷質疑、不斷思考。彌補現有經濟學理論的缺陷。
此外，塞勒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還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學術研究緊緊圍繞行為經濟學前沿理論，更重要的是因為塞勒循循善誘的行文特色及通俗易懂的魅力語言，感染了經濟學界的學者們去探究人類至今未知的知識領域。
(2017-10-11)
《“錯誤”的行為》&《助推》
理查德·泰勒著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月9日宣佈，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泰勒，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的貢獻。
曾經預測到金融危機爆發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這樣評價塞勒：“過去30年，經濟學領域正在發生一場最重要的革命，他就是這場革命的中心人物。”擁有文學、哲學專業背景的他，搞起經濟學喜歡研究“常人乾的蠢事”，長期被視為“學術叛徒”，很多日後影響深遠的論文都曾遭到多家期刊退稿。
但這不妨礙塞勒是第一個提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討論中並發展出行為經濟學的學者，他的思想濃縮於《“錯誤”的行為》和《助推》兩本書中，他尤其熱衷於向經濟學家普及心理知識，他甚至巧用心理學幫助奧巴馬在競選中勝出。
不僅如此，他還可以用心理學和經濟學來解釋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誘惑，比如吃了就停不下來的腰果和爆米花。
經濟人面前的腰果
好多年以前，泰勒請了一些當時的年輕的經濟學家到家裏吃飯，泰勒先擺上了一大盤腰果，供客人們喝紅酒之用。幾分鐘之後，眼看着這些腰果就要被吃完了，但客人們似乎對不斷端上來的正菜並不感興趣。看到這裏，泰勒便站起身將那盤腰果端回了廚房（當然他也不忘偷偷往自己嘴裏塞上幾個），從而使腰果徹底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
泰勒返回餐廳之後，客人們不禁為他的這一舉動叫好。然後，人們立即轉移了話題，討論起了他們為什麼對這盤腰果從面前消失而感到高興，這件事背後又暗含着什麼樣的理論問題。在經濟活動（以及日常生活）中，人們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選擇的空間越大越好，因為對於那些不好的選擇，人們完全可以拒絕。在泰勒拿走那盤腰果之前，客人們有兩種選擇——吃或者不吃，但在他拿走之後，客人們便只能選擇不吃了。在經濟人看來，對此而感到高興是有悖於原則的！
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例子，讓我們來看一下客人的心理變化歷程。7點15分，在泰勒端走腰果之前，客人們會有三種選擇：吃幾個腰果、將腰果吃光、一個也不吃。一開始，他們的想法很可能是首先吃幾個腰果，然後便不吃了。他們最糟糕的選擇是有意攪亂宴會氣氛而將全部腰果一掃而光。到了7點半，如果不是泰勒將盤子端走，恐怕客人們早已將這一盤腰果吃完了，從而最終無法控制自己做出這一最糟糕的選擇。短短15分鐘之內，客人的想法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或者説，客人的想法真的變了嗎？
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講，客人的行為處於一種“動態矛盾”的過程中。一開始，人們喜歡A而不喜歡B，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們又會認為B比A更好。“動態矛盾”隨處可見。例如，在某個星期六早上，你可能想出去健身而不是看電視，但直到下午你還坐在沙發上觀看電視上的橄欖球比賽。我們應當如何去理解這類行為呢？
為了理解腰果現象，我們需要引入兩個詞：誘惑和無意識。從亞當和夏娃的時代開始，人類便看到這個世界充滿了誘惑。那麼怎樣才算具有誘惑力？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關於色情作品有一句名言：“我知道自己在看些什麼。”誘惑無處不在，卻很難對其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我們要對某件事下一個定義，需要弄懂人們隨時間變化而改變的心理狀態。為了簡便，我們只考慮兩種狀態：衝動和冷靜。例如，薩莉飢餓難耐，這時候從廚房飄過來一股飯菜的香味兒，讓她處於一種“衝動”的狀態；而當薩莉在星期二考慮星期六的宴會開始之前，她應當吃幾個腰果合適時，她便處於一種“冷靜”的狀態。如果我們在“衝動”時比“冷靜”時能吃掉更多，那麼我們便稱這樣東西具備了“誘惑力”。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冷靜”的狀態下做出的決策一定會更好。比如，在克服自己面對全新嘗試的恐懼心理時，我們的確需要使自己“衝動”起來。有時候，甜點的確令人垂涎，我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得到它；有時候，處於熱戀之中是件最幸福的事情。但是，顯而易見，“衝動”的狀態經常會給我們帶來麻煩。
大多數人都知道誘惑的存在，他們也會採取一些措施去抵制誘惑。一個經典的例子是面對令人魂不守舍的海妖賽壬及其美妙歌聲的奧德修斯。在冷靜狀態時，奧德修斯會命令他的手下用蠟封住自己的耳朵，以便不受賽壬歌聲的影響。同時，他還讓手下將自己綁在桅杆上，這樣一來，即使他仍然會隱隱約約聽到賽壬的歌聲，並因此“衝動”起來，他也無法將自己的船划向海妖，從而避免了誘惑背後的風險。
奧德修斯成功解決了自己的問題。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説，他們都會存在自制力的問題，因為他們會低估自己的衝動效應。行為經濟學家喬治·洛温斯坦將此稱為“冷熱移情差異”。當處於冷靜狀態時，我們不會意識到激情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自己的慾望和行為。結果，我們的行為便會反映出自己對環境選擇效應的某種程度上的無知。例如，湯姆正在節食，但他卻必須參加一個商業宴會，因此他計劃只喝一杯紅酒，不吃甜點。然而，當主人拿來第二瓶紅酒，服務員繼續上甜點時，湯姆之前的計劃便被拋到九霄雲外了。瑪麗蓮看到商店搞促銷活動時便走進去，心裏想着只買一些自己的確需要的東西。然而，當她從商場裏走出來時，腳上卻穿了一雙很不合腳的鞋子（只因為這雙鞋打了3折）。此外，人們在戒煙、戒酒以及節約開支方面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關於自制力的問題，我們可以將每個人想象成由兩個半自動部分所組成，一個是高瞻遠矚的“計劃者”，另一個是急功近利的“行動者”。你可以把“計劃者”看作理性思維繫統的代表，或者説是你內心深處的斯波克先生；你可以把“行動者”看作直覺思維繫統的代表，或者説是你內心深處的霍默·辛普森。“計劃者”在計劃自己的長期利益時必須要考慮“行動者”的喜怒哀樂，因為“行動者”總是難以抵制來自各方面的誘惑。在面對誘惑時，我們的大腦中有些部分會中招，而有些部分卻能夠分析面對這一誘惑應當採取的措施，從而使我們能夠理性地面對誘惑力。有時候，大腦的這兩部分會發生嚴重的衝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戰爭。
大嚼過期的爆米花&喝不完的西紅柿湯
腰果的例子所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誘惑力的問題，它還反映出了一種行為的盲目性。在許多情況下，人們會把自己設置為“自動駕駛”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人們不會主動意識到自己究竟在做什麼（直覺思維繫統在這種情況下會感覺非常愜意）。星期六早上，當我們上街隨便逛時，我們經常會突然發現自己走在上班的路上，而不是去目的地—商場的方向。星期天早上，我們會按照慣例喝一杯咖啡，看一看報紙，但我們會突然想起自己約了一個朋友吃飯，而這時距離約會時間僅有一小時了。吃似乎是我們最漫不經心的一項活動了，許多人在吃東西時，只是將眼前的東西一股腦兒塞進嘴裏而已。這也許能夠讓我們明白，為什麼人們會不顧後面會上什麼菜，只顧享用面前的一大盤腰果了。
過了期的爆米花這麼好吃?
爆米花也是如此，即便是過了期的爆米花也會有這樣的效果。幾年前，布賴恩·文森克與幾名同事在芝加哥的一家電影院進行了一次實驗，他們向每位電影觀眾免費發了一桶過了期的爆米花。（這些爆米花是5天前出爐的，但實驗者將它們妥善保存，從而使這些爆米花在5天之後吃起來仍嘎吱作響）。實驗者沒有告訴觀眾這些爆米花已經過期，但他們會感覺到爆米花不太對勁兒。有人説：“這簡直味同嚼蠟。”在實驗中，有一半觀眾拿到的是大桶包裝的爆米花，而另一半觀眾拿到的則是小桶包裝的爆米花。平均下來，拿到大桶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后比拿到小桶的觀眾多吃了53%的爆米花，儘管他們並不喜歡那些爆米花的口味。後來，文森克問那些拿到大桶爆米花的觀眾是否是因為自己的桶大才比別人吃得多時，他們大都不承認：“對這種口味的爆米花我根本沒有興趣。”但他們説錯了。
湯也是如此。2006年，文森克又做了一個經典實驗。他讓人們坐在一大碗西紅柿湯的四周盡全力喝。人們不知道，這個碗被事先做了特殊設計（在桌子底下安裝了一套機械設施），它能夠自動加滿，因此不管人們喝多少，碗裏的西紅柿湯永遠不會被喝完。許多人只管喝，絲毫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喝了很多，直到實驗人員出於人道考慮終止了實驗。大碗和大包裝會使人們吃得更多，它們是選擇體系的形式之一，併成為一種助推方式。（提示：如果你想減肥，請用小碗吃飯併購買小包裝的食品，不要時不時打開冰箱門看一眼自己喜歡的食品。）
自制力差與盲目選擇的交互作用，會使人們遇到一系列的麻煩。儘管有證據證明吸煙會對身體產生嚴重傷害，但是仍有數百萬美國人吸煙，而且他們之中大部分人都信誓旦旦地説要戒煙。此外，幾乎2/3的美國人超重或肥胖；許多人都沒能加入公司的養老金計劃，儘管這一計劃能夠給予個人很大的幫助。
(2017-10-12)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出乎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意料之外。
其實，探究其學術貢獻和對現實生活的指導意義，塞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謂實至名歸。因為，他的貢獻，“在個人決策的心理分析和經濟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他的的實證結果和理論見解可以很好地指導人們的投資決策和消費行為，無論是股票投資，還是買房投資，我們都能從中找到答案。
先來看塞勒的學術研究有多牛？
根據相關文獻，他對行為經濟學至少做出了三大開創性貢獻。
第一，稟賦效應。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塞勒1980年的論文《論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中，其具體內涵為：當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其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沒有擁有它之前大大增加。
為了證實稟賦效應的存在，塞勒和卡內曼共同合作了一項著名的實驗：
他們先發給被試者一個茶杯，並用巧克力去交換茶杯，結果人們都不願意放棄茶杯；而後，他們先發給被試者一塊巧克力，並用茶杯去交換巧克力，結果人們都不願意放棄巧克力。
這個實驗裏的被試者都是隨機抽取的，這就排除了系統性的偏好偏差。
那麼被試者在前後兩次的鐘愛對象為何有所不同呢？
原因就在於稟賦效應的存在——一旦人們擁有了某物，那麼再去放棄它就很難了。所謂“敝帚自珍”，正是這個道理。
稟賦效應的提出，大大挑戰了傳統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著名的“科斯定理”便是其一。根據科斯定理的內容，當交易成本為零的時候，初始產權的劃分並不會影響物品的最終配置狀態，因為人們可以通過交換來讓物品配置到對其評價最高的那個人手裏。但是考慮到“稟賦效應”的存在性，初始產權的配置就顯得極其關鍵了。
第二，心理賬户。這一思想最早與稟賦效應出自於同一篇論文，在塞勒1985年發表的論文《心理賬户和消費者選擇》中，塞勒對心理賬户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所謂心理賬户，説白了就是“人人心裏都有幾本賬”，即：
人們並不會去對某些問題進行統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是會在心裏構建很多個分門別類的賬户，分頭進行計算。
舉個例子，某人擁有十隻不同的股票，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他關注的應該是這十隻股票所構成的這個組合的整體漲跌。但在現實中，這個人除了關注整體的漲跌外，還會關心每隻股票的漲跌狀況。當某些股票跌得很慘時，他很可能不願意選擇“割肉”去把資金放到業績更好的股票上，相反地，他寧願繼續持有該只股票，期待着它回本。
心理賬户同樣對傳統經濟學理論造成了衝擊。例如傳統經濟學中的沉沒成本，是“不應當影響接下來所做決策的成本”，但是鑑於心理賬户的存在，沉沒成本反而會嚴重左右下一步的行為。
第三，跨期選擇和自我控制。傳統經濟學認為，理性經濟人可以對長期的消費和投資做出合理的安排。
然而事實上，人們對明天的關心與明天對後天的關心程度往往是不同的，因此人們可能更傾向於重視當下而忽視未來。
這種現象在行為經濟學中被稱為“雙曲貼現”（HyperbolicDiscounting），也叫“非理性折現”。
如果存在雙曲貼現，那麼人對於未來的規劃就未必是最優的。
至於自我控制，同樣在其中得到體現。人們由於缺乏足夠的自我控制，因此無法做到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依照最初的“合理”規劃方案來進行消費或投資，就像童話故事中的寒號鳥一樣，在冬天來臨之前更願意每天得過且過地叫喊着“明天就壘窩”，而不是每天花一點時間去真正築造抵抗寒風的巢。
該理論對傳統經濟學的衝擊體現在公共政策領域。以社會保障為例，傳統經濟學家認為讓政府辦理社會保障會造成資源浪費，反倒是讓老百姓自行儲蓄可能會效果更好。但是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看，由於自我控制與雙曲貼現的存在，個人儲蓄行為並不能保證是最優結果，這也側面證明了社會保障的合理性。
綜合來看，塞勒在行為經濟學上的研究成果打破了傳統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桎梏，開創了許多全新的研究領域，併為後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別具一格的思路和啓示。
再來看塞勒學術貢獻的現實意義
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價值是指導實踐。那麼，塞勒的學術貢獻究竟有哪些現實意義呢？
在投資領域，塞勒在行為金融學領域曾提出了著名的“輸者贏者效應”：
根據弱勢有效市場假説，一個投資者無法利用過去的價格信息來獲得超額收益，也就是説，股票價格純粹服從隨機遊走，但“輸者贏者效應”表明，投資者對過去的輸者組合過分悲觀，對過去的贏者組合過分樂觀，導致股價偏離其基本價值，待一段時間之後市場自動修正，前期的輸者將贏得正的超額收益，前期贏者的超額收益則為負。
據此，塞勒等人提出了預測股票收益的新方法：採用反轉策略買進過去3-5年內的輸者組合，賣出贏者組合，這一策略可以使投資者在未來3-5年內獲得超額收益。事實證明，這一思路值得投資者們參考。
在生活領域，塞勒學術貢獻的現實意義可以用兩個生動的例子來加以説明：
第一，“止損”和沉沒成本。在塞勒眼中，消費者都會受到現實生活中的“非理性”影響。例如，某人事先買好了球票，但不巧遇到惡劣的颳風或下雨天氣。此時他更可能放棄最優選擇——在家坐沙發看電視，如果頂着大雨去看球，將產生更大的損失。
按照這種邏輯，北京汽車限號可能會成為一個不經濟的辦法。限號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交通擁堵，似乎限制力越強，交通就會越通暢。然而，如果市民私家車被允許上路的時間減少了，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出於“止損”的目的，要麼願意在允許上路的時間內增加出車，要麼會再去買另一輛車。如此一來，反而會出現更多的車在馬路上擁堵，資源大量浪費的同時，道路境況並未出現明顯改善。
同樣的道理，限購也不會真正的降低房價，越限購、房子越珍貴，反而會抬高房價。
第二，不同心理賬户決定不同的消費行為。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好幾個心理賬户，每個賬户上都有不同的存款，到底如何使用這些存款，不僅是理性的貨幣支出行為，更要看具體的心理作用和消費行為。
例如，某人擁有20萬元的股票投資組合，如果因為投資而增值了2萬元，他往往不會立即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但如果這2萬元收入來自買彩票、公司獎金或賭博收益，那他可能立馬會買一部嶄新的iPhone8。
可見，在不同的心理賬户裏，大家的消費行為是不同的，儘管投資所得的2萬元和中彩票所得的2萬元購買力無異，但對消費心理的影響是有差異的。
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也是不勝枚舉：對某些人來説，在夜總會一擲千金很大方，但讓他花錢聽教授講一堂經濟課卻覺得心疼。同樣是200萬元，有些人是奮鬥得來的，有些人是中彩票得來的，他們的消費行為和人生軌跡也會截然不同。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平平安安”：今年房產全國聯網後，如果實施單身人士最多可購買一套房，一個户口家庭最多可購買兩套，人口多的可申請購買三套，之前多出房產的人收取房產税，這樣房價肯定會跌。現有的房產，加上集體土地上的居民房，就足以滿足13億人口的居住需求了。就按萬科，恆大，碧桂園，保利，融創這幾家大地產公司土地庫存量就相當與1.6億套房產，多出來的房產沒辦法購買，你説房價會不會降。
網友“誠祥”：一個外國人不身在其，憑啥能瞭解中國人的思維呢
網友“叫獸♂♀”：這篇文章有矛盾，按照前面説的應該拋出漲的好的股票，如果房產屬於投資的話是不是應該拋了漲的好的房產？後面又説房產還要漲！看不懂
網友“生命太過潦草”：可以
(201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