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慧就義細節曝光 揭秘其死亡真相
楊開慧就義細節曝光 揭秘其死亡真相
1957年，毛澤東滿懷深情地書寫了《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稱頌楊開慧烈士為“驕楊”，並向一位友人解釋“驕楊”時説：“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其後，很多人誤認為楊開慧犧牲時“喪其元”，即“掉腦袋”的意思。今年清明前夕，正在寫作《毛澤東VS蔣介石：都有一本難唸的經》一書的老作家金振林，向記者披露了該書的一個章節
楊開慧就義細節曝光 揭秘其死亡真相
被捕入獄：何鍵並未對楊開慧用重刑
《晚晚報》採訪員問楊開慧：你犯了法曉得麼?楊開慧答：我沒有犯法，是何鍵犯了法
1930年8月，圍攻長沙的工農紅軍撤退後，湖南省“清鄉”司令部司令何鍵捲土重來，在全省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組織“鏟共義勇隊”和“清鄉隊”四處捕人，並懸賞1000大洋捉拿“毛澤東的妻子楊氏”。
是年10月24日這個晚上，化裝成販賣陶罐的小商人並在板倉一帶盯梢的密探餘連珊領着何鍵武術訓練班教官、長沙縣福臨鄉鄉長範瑾熙等60多個清鄉隊員，衝進了長沙縣板倉的楊宅，將楊開慧和8歲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陳玉英一併用當時農村流行的運輸工具—雞公車，一路吱吱呀呀地推向了長沙城的司禁灣陸軍監獄署……這一天是毛岸英的8歲生日。
據楊開慧的同獄難友楊經武於1963年6月16日回憶，當時，司禁灣陸軍監獄署拘禁的人很多，而且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一天下晚將暮時，來了一個《晚晚報》的採訪員大喊楊開慧的名字，“我心裏一動，隨聲看去，看到楊開慧着一件淺藍色竹布單長衫，穿一雙青布鞋，面部表情鎮靜而嚴肅。”
採訪員先是問了問楊開慧的一些基本情況，然後對她説：“你為何要做共產黨?你犯了法曉得麼?”楊開慧回道：“我沒有犯法，是何鍵犯了法。”採訪員又説，“現在你能悔過自新就無生命危險了。”楊開慧説：“我誓不屈服。關於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計較，不成功便成仁。”採訪員再問：“還有什麼話要説沒有?”楊開慧答：“我的話説完了。”
楊開慧入獄後，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濟青布莊店員楊振湘護送楊開慧母親向振熙去南京，與正在南京的楊開慧的胞兄楊開智一道找到楊開慧父親楊昌濟老友章士釗、蔡元培、譚延闓等教授、名流營救楊開慧，他們曾聯名向國民黨當局致函。南京政府屈於外界壓力，致電何鍵，囑其緩刑。
號稱“殺人魔王”的何鍵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並未在獄中對楊開慧施以重刑。“過去，有很多書裏都寫到楊開慧在獄中如何受盡折磨。其實，真相併不完全是這樣一回事。何鍵‘優待’楊開慧一是與章士釗等人的營救分不開，二是因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佈同毛澤東脱離關係即可自由。但楊開慧則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自從《晚晚報》採訪員與楊開慧那番對話後，楊開慧就已經意識到了死神的臨近。當時毛、楊兩家都無人在長沙，住在長沙的楊開慧的六舅媽嚴嘉就托住在離監獄不遠的堂兄向澍霖，打聽獄中動態，以便相機行事。她還帶着女兒探監送物，傳遞消息。楊開慧對他們説：“屋裏有塊青布料子，給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時穿的，年少時，家父有訓戒：我楊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舉!”
勸降不了楊開慧，外部壓力又很大，何鍵等深知事久多變。他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電報壓下，另一方面通過製造謠言，策劃遊行示威，並叫囂説：“毛澤東的堂客不殺，別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殺了……”同時，本欲將楊開慧“斬首示眾”的何鍵改為“槍決、暴屍三日”。
刑場就義：楊開慧身中兩槍後又被補一槍
楊開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跡，血還在流，還有一絲氣息。披肝瀝膽的痛苦，她的嘴裏已啃滿了泥沙，兩隻手深深地摳進了泥土裏，地上留下了兩個大坑!
何鍵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御林軍——特務營，幾乎全是從他老家招來的兵。特務四連二排擔任了槍殺楊開慧的任務。
1930年11月14日，秋風肅殺。這天早飯以後，特務四連的值星官、也是監斬官之一的晏國務不斷地吹哨子，邊發號施令：“今天辦人，辦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別注意警戒。”
士兵荷槍實彈分兩列面對面站立在清鄉司令部的“法堂”裏，形成了兩三尺寬的一條人巷。盡頭的大堂中央擺了一張長方條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標子”，白色的紙上已寫好了“槍決女共犯楊開慧一名”10個粗黑的大字。“標子”旁邊有一個大硯台，裏面有一汪血紅的墨水……
不久，羅國林、姚楚忠、黃正榜等四五人押來了楊開慧。此時，楊開慧仍舊一副大家閨秀的風範，面不改色地穿過“人巷”，走到執法處長李瓊的面前。李瓊板着面孔，向扶綁的羅國林、姚楚忠做了個手勢，二人給楊開慧鬆綁，然後，脱下楊開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單薄內衣。
李瓊拿着一張狀子向楊開慧宣讀，接着，從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筆，在血紅的硯台裏蘸飽，對着“標子”上白紙黑字的“楊開慧”三字從上至下一筆勾下，隨後朝上一帶，丟掉筆，把滴着紅墨汁的“標子”扔到地上，旁若無人地掉頭走進了裏屋。羅國林、姚楚忠又用麻繩重將楊開慧綁緊，站在一旁的黃正榜將“標子”從地上撿起，狠心地插到楊開慧的後頸衣服裏。所謂的宣判過程，不到5分鐘。
行刑的隊伍從位於教育坪的清鄉司令部出來，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後在學院街口的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時，特務兵不知從哪裏搞來了一部黃包車，他們將楊開慧架到車上坐下，爬到天心閣，繞到瀏陽門外，向識字嶺刑場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號兵譚青雲和唐冬初，後面是晏國務和清鄉司令部的監斬官鍾呂潛，他們騎着大黃馬，殺氣騰騰。馬後，便是坐在黃包車上的楊開慧，在她的身後，是兩列全副武裝的士兵。
經過近一小時的示眾，行刑隊伍出了瀏陽門。打眼一望，馬路那邊便是丘陵山地識字嶺了。自始至終一聲不吭、大義凜然的楊開慧用她那特有的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與憤怒。她從容地步下黃包車，徑直走向一較高的墳堆。
此刻，秋野一片荒涼。晏國務一聲令下，尾隨楊開慧的劊子手帥保雲抬起了罪惡的駁殼槍，朝楊開慧的背心砰砰就是兩槍，楊開慧應聲撲倒在地，轉臉瞪了帥保雲一眼，帥低着頭也看了一眼楊開慧的屍身，便將駁殼槍插到腰裏，轉身離開。羅國林和姚楚忠給楊開慧的屍身鬆開繩索，緊隨大隊人馬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剛剛吃了飯，衞兵向晏國務報告“上邊來了通知，上午打的那個女人沒死!”晏國務當即命令道：“副目姚楚忠，你去補槍!”
姚楚忠帶了兩個士兵，提着駁殼槍直奔識字嶺。只見楊開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跡，血還在流，還有一絲氣息。披肝瀝膽的痛苦，她的嘴裏已啃滿了泥沙，兩隻手深深地摳進了泥土裏，地上留下了兩個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見此並沒有半點憐憫，而是朝楊開慧舉起了駁殼槍……
這一年，楊開慧29歲。
主席寄情：“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楊開慧在一封未發出的給堂弟楊開明的信中寫道：我好像已經看見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説到死，本來而我並不懼怕，且可以説是我喜歡的事……
楊開慧犧牲後，她的遺體被親友連夜運回板倉，葬在青松環繞的棉花坡上。
此時，在江西指揮紅軍反“圍剿”的毛澤東，得知楊開慧犧牲的消息，寄信給楊家説：“開慧之死，百身莫贖。”同時，毛澤東寄來30塊銀元，以楊開慧的3個兒子名義立碑，墓碑上刻着：“毛母楊開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龍刻，民國十九年冬立。”
1980年10月，金振林將所撰《毛岸青》第一版的樣書寄給毛澤民夫人錢希均。書中就提到了毛澤東在聞之楊開慧犧牲後寄錢的事情。翌年1月，錢希均回信説：“毛主席寄30元錢作開慧安葬費一事，可能有誤。當時，毛主席是沒有錢的，紅軍非常窮。”
解放後，毛澤東仍常懷念楊開慧。1957年，他給故人柳直荀的遺孀李淑一回信時，寫下了《蝶戀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驕楊君失柳”。對女子的稱呼本應用“嬌”字，章士釗曾問“驕楊”當作何解，毛澤東説：“女子為革命而喪其元(頭)，焉得不驕?”
“由於這一説法，很多人誤認為楊開慧犧牲是殺頭而死。其實，我開始也是這樣認為的，直到我在醴陵看到姚楚忠的交待後，才有重新的認識。”金振林説，解放後，姚楚忠一直隱藏了下來。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陽市華容縣建新農場勞動改造時，將他殺害楊開慧的情形坦白了出來。1974年7月，姚楚忠被當時的醴陵縣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殺人罪判處了死刑並被立即執行。
關於楊開慧烈士犧牲時的悲壯場面，正是金振林根據這些解密的檔案整理出來的。
1982年3月，長沙縣人民政府在修繕楊開慧烈士的故居——板倉楊家老屋時，在住房的磚縫中發現了楊開慧《偶感》、《見欣賞人頭而起的悲感》及本人“自傳”等7篇手稿。其實，早在1929年3月，楊開慧瞭解到革命處於低潮的井岡山的情況，她深知敵人不會放過她，自己不能不有犧牲的準備。她在一封未發出的給堂弟楊開明的信中寫道：我好像已經看見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説到死，本來而我並不懼怕，且可以説是我喜歡的事……
3月25日，記者電話採訪了在長沙縣政府工作的作家章庭傑，他曾於1989年6月至1993年12月在北京協助毛岸青和邵華做文字工作。“我在北京時，聽毛家人説起楊開慧犧牲的情形時，都説後又有人補了槍……我理解毛主席説‘女子為革命而喪其元’這句話時，認為應該不是指斷頭，而是指犧牲。”章庭傑説。
老範説話 最重要的是真實
坐在金振林老師簡陋的鄉村書房兼卧室裏聊起關於楊開慧犧牲時的場景，我的身體一陣陣顫慄。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許多革命志士都殘忍地被殺害。今天，我們在清明節前夕來寫其中一位最優秀代表，將是對所有烈士最好的紀念。
我雖然讀過不少歷史書籍，但要去做學問還是困難重重。不過，我深深地覺得，歷史畢竟是歷史，大可不必為尊者諱。搞清楚烈士犧牲時的壯烈場面，只會使後人對烈士更加尊敬和崇拜。
在這方面，金振林老師無疑是一個非常執著和認真的人。他在寫作中並不被一些既有的觀點所折服，相反，而是注重調查和實證。“經過多方調查瞭解，楊開慧在犧牲時並沒有像某些書裏寫的那樣高喊革命口號。她是大家閨秀，從小做人做事就不落俗套。當然，她沒喊口號的另一個原因是劊子手從背後打的槍，也許她還來不及喊。”金振林老師説。
我不認為烈士在犧牲時沒喊口號就不偉大。我以為，一些故意拔高的描述都是對烈士的不敬。我之所以説這些，是基於我們在對先進人物的宣傳時，有時故意拔高這樣一個事實。其實，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效果不佳，甚至還會適得其反。任何宣傳，包括我們所寫的一切新聞報道，最重要的無非就是真實。在此，我想將這句話與我的同行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