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安格斯·坎貝爾下令澳大利亞陸軍預備役少將、新南威爾士州法官保羅·布雷頓領導一個獨立委員會，對有關澳大利亞特種部隊成員在阿富汗行動中“違反武裝衝突法”的傳言進行事實調查。
澳大利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罪行調查——“布雷頓調查”正式拉開序幕。而布雷頓被任命之時，他的任務被廣泛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眾人看來，以珀斯為基地的特種空勤團（SASR）和以悉尼為基地的突擊隊（Commandos）有着牢不可破的“壁壘”，布雷頓成功的機會幾乎為零。
“他不可能做到，”2017年，一名澳軍特種空勤團士兵在珀斯的一次聚會上誇口道。
在完全不被看好的背景下，布雷頓帶領調查人員親自前往阿富汗收集證據，對423位證人進行了510次對話，審查了2萬多份文檔及2.5萬餘張圖片，最終歷時4年完成了這項任務。
據澳大利亞《時代報》報道，當事實浮出水面時，這名誇口的士兵正是犯下罪行的人之一，他在2009年曾下令處決囚犯。
↑《布雷頓報告》揭露了澳特種部隊士兵的戰爭罪行 圖據《衞報》
11月19日，安格斯·坎貝爾對外公佈了長達465頁的《布雷頓報告》，親自向公眾揭露了這場規模驚人的戰爭罪行，引發一片譁然。在當天新聞發佈會上，坎貝爾痛斥了犯下戰爭罪的士兵，他們涉嫌謀殺了39名阿富汗囚犯和平民，他們的行為是對該國國防力量“可恥及深刻的背叛”。
而在這四年裏，布雷頓究竟做了什麼？他又是如何打破特種部隊“堅如磐石的保密壁壘”？
在特種部隊“保密壁壘”上撕開口子
2005年8月，保羅·布雷頓被任命為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時，正沿着父親的腳印一步步前行。他的父親——拉塞爾·布雷頓法官，已在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任職20年。和他父親一樣，布雷頓也成為了預備役的一名高級軍官。那時人們不會預料到，他將接手澳大利亞史上最為艱鉅的一次調查任務。
2016年4月，澳軍方顧問克倫普沃茨博士提交了一份令人震驚的初步的內部調查——特種部隊中一些士兵“濫殺無辜”，而這些戰爭罪行被視作“常態化”。隨後，布雷頓受命尋找更多證據來支持或否認這些指控。
↑保羅·布雷頓 圖據《時代報》
無論是布雷頓本人還是澳國防部內部人士都深知，這一任務的難度“不可言喻”。除了調查對象是一向神秘而不為人知的特種部隊，來自公眾和輿論的壓力同樣不可避免，再加之被指控者及其支持者也在“竭盡一切”詆譭着“布雷頓調查”。
然而，迄今為止，布雷頓本人從未公開談論過正在進行的工作。但澳大利亞媒體通過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今年2月發佈的一份年度報告，首次透露了這位法官的工作。
據《時代報》報道，在被任命啓動調查後，布雷頓沒有選擇大肆招兵買馬，而是啓用了一個由資深律師馬特·維斯珀領導的軍方律師小團隊。其原因是，更多的人手本雖然能加快調查，但一個規模更大、凝聚力更弱的特別工作組可能會讓工作偏離關鍵的調查路線。
相反，布雷頓的小團隊一開始就專注於與兩支特種部隊的內部告密者建立個人信任關係，因為他們深知，想要突破特種兵的心理防線太難。
↑特種部隊人員都接受過“反審訊”訓練 圖據《時代報》
在《布雷頓報告》中，布雷頓寫道，“在封閉、緊密聯繫、高度隔離的特殊部隊羣體中，要想獲得真實的信息，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在這個羣體裏，對同事、直系上司和單位的忠誠被視為最重要的，保密同樣是極為重要的，那些泄密者令人深惡痛絕。”
據澳大利亞ABC新聞報道，所有接受調查小組採訪的特種部隊人員都接受過“反審訊”訓練，被教導如何忍受酷刑、毆打和剝奪睡眠等極端手段，以防被突破心理防線。因此，如何揭開特種部隊的秘密面具，成為了這項調查的最大挑戰。
布雷頓在報告中稱，在這樣“善於保密”的環境中，真相的顯現必然需要時間、機會和鼓勵。真相併不一定是在第一次機會或採訪時就能得以顯現，“通常需要多次對話採訪，信任的建立和告密者的良知戰勝一切阻礙都需要時間。”他寫道。
由於《布雷頓報告》中的大多數證人都曾在阿富汗部隊服役，也因此而留下了精神上的創傷。為此，布雷頓還專門任命了一名負責證人福利的官員，特別是有精神健康壓力的證人。
↑前特種空勤團醫生達斯提·米勒 圖據《時代報》
為數不多的公開告密者之一、前特種空勤團醫生達斯提·米勒在今年8月的一次採訪中曾講述，布雷頓究竟是如何煞費苦心。
2012年，米勒在阿富汗執行任務時，救治了一位受傷男子。然而隨後，一名資深士兵走過來，強行將男子帶走。第二天，米勒得知這名阿富汗男子已經死了。米勒表示，自從回到澳大利亞後，自己每晚都會想起這個他還不知道名字的阿富汗男子。而每天早晨醒來的時候都充滿了悔意，他説：“我當時應該説不。”
2018年，米勒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2018年9月，正在病房中的米勒接到了布雷頓的電話。在與布雷頓會面後，他終於知道了阿富汗男子的名字——哈吉·薩達爾。
米勒還了解道，他有七個孩子。“但他再也沒能回家了。就像，我是一個父親，你能想象這個場景嗎？”米勒在採訪中説道。對他而言，配合調查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救贖。
有人捂，有人保，也重量級人物支持查下去
《時代報》稱，除了特種部隊內部的“保護主義”，還有諸多原因令人懷疑布雷頓能否完成這項任務。比如，美國和英國對戰爭罪行的調查都在壓力之下“不了了之”，而在澳大利亞，國防部有人也十分善於“掩蓋壞消息”。
在長達4年的調查中，布雷頓拒絕了無數次媒體的採訪請求。他選擇了保持沉默，但他的反對者們卻沒有。《時代報》稱，在調查啓動的同時，特種空勤團內立刻出現了一個小集團，開始策劃如何“歪曲”任何可能傳到布雷頓耳朵裏的指控。
↑在阿富汗的麥田裏，一名特種部隊士兵殺死了一名手無寸鐵的男子 圖據澳大利亞ABC新聞
此前，澳大利亞最高勳章獲得者、前特種空勤團士兵本·羅伯茨-史密斯被澳媒體曝出正在接受調查，涉嫌在2012年將一名戴手銬的囚犯踢下了懸崖。這一消息激怒了羅伯茨-史密斯及其支持者，其律師馬克·奧布萊恩提出了一項指控，稱布雷頓的調查存在偏見，並泄露了信息。
甚至連澳前總理託尼·阿博特也敦促澳大利亞人不要急於評判那些“在戰爭迷霧下激戰”的士兵。羅伯特-史密斯的密友、前國防部長布倫丹·納爾遜也發表了類似的評論。羅伯茨-史密斯本人也加入了“戰局”，在他發表的聲明中，將布雷頓的調查描述成一場收集謠言的演習。
但最終，這些試圖阻撓“布雷頓調查”的行動都以失敗告終。以前特種空勤團上尉、政治家安德魯·黑斯蒂為首的人逐漸站出來支持布雷頓。《時代報》稱，黑斯蒂的立場可能惹惱了一些老戰友，但卻為布雷頓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政治支持。再加上以安格斯·坎貝爾為首的國防部高官的支持，讓調查得以繼續下去。
秘赴阿富汗證實暴行，能否徹底追責仍存疑
對布雷頓而言，他的調查目的一直很明確，不是“戰爭迷霧”或“一時衝動”事件，而是聚焦於那些對阿富汗平民、囚犯的出格行為。
2019年7月下旬，布雷頓在澳聯邦警探的陪同下秘密抵達阿富汗。這是一趟秘密行程，因為他有可能成為武裝分子綁架或暗殺的目標。除了幾位使館及國防部的工作人員外，沒人知道布雷頓此行的使命。
↑澳大利亞特種部隊士兵搜查阿富汗烏魯茲甘省的一個村莊 圖據《每日電訊報》
《時代報》稱，布雷頓之所以能不被人察覺順利入境阿富汗，是因為幾乎沒有人料到他為了調查澳士兵在這場戰爭中是否犯下了戰爭罪，親自前往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
布雷頓的阿富汗之行收穫頗多，而在抵達喀布爾前，他已成功打破了特種空勤團的沉默規則。澳國防部的多個消息來源證實，告密者已經宣誓承認自己曾處決，或曾目睹同伴殺害了阿富汗囚犯。
根據當地消息來源，布雷頓在阿富汗走訪了該國南部的村民，他們的説法進一步證實了這些事件的真實性。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調查進行至2019年底時，已有多名特種部隊士兵向布雷頓坦承，的確處決了一些囚犯。“（我們）沒有回頭路可走，”一位高級國防官員表示。在2020年過去的日子裏，仍不斷有新的招供出現。
↑《布雷頓報告》 圖據《衞報》
今年11月6日，布雷頓提交了這項調查的最終版本，圓滿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確定這些指控是否有足夠的實質證據，以便進行下一步刑事調查，從而提起訴訟。
11月19日，安格斯·坎貝爾在報告發布的當天表示，25名被指控的現役或退役士兵中的19人將面臨刑事調查，他們的勳章也可能被剝奪。
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已批准任命戰爭罪行特別調查員駐紮內政部，以確保調查的獨立性，他們將繼續收集證據，並轉交聯邦檢察官。而據央視新聞報道，一些澳大利亞法律專家表示，“相關刑事起訴過程將相當複雜，追責能否落實仍存疑問。”
此外，澳政府還宣佈成立一個新的獨立監督小組直接向國防部長琳達·雷諾茲報告，以推動軍隊內部的文化變革，並實施《布雷頓報告》中的建議。
然而，《時代報》指出，儘管《布雷頓報告》勢必將給澳軍方帶來了巨大沖擊，但此事離結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新華社3日報道指出，這一調查在移交特別檢察官後就沒有對外公佈實質性進展，澳政府在賠償受害者的問題上也未表明態度，令各界對澳方能否徹底追責感到擔憂。《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引用澳法院方面的表態稱，除非修改《證據法》，否則報告中的相關證據不能用於案件審理。
阿富汗人權與民主組織執行主任賈瓦德·扎烏利斯塔尼則指出，根據受害者家屬和目擊者的説法，澳軍的實際犯罪行為要遠多於被曝光的內容。事實上，當被問及澳軍在阿富汗是否進行了更多殺戮時，安格斯·坎貝爾承認確實“有這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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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新聞記者 徐緩
編輯 張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