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默克爾上任以來，德國政府就以固守財政緊縮、反對借債的強硬態度而聞名。而現在，他們同意用發債幫助南歐，徹底打破了人們對德國政府的印象。
默克爾變了，連帶着她內閣中的“左膀右臂”一起變了。
180度的轉變就發生在剛剛過去的5月——默克爾同意向較弱的歐盟成員國提供規模高達5000億歐元的援助。
要知道，這個名為歐洲復甦基金的援助計劃需要德國與其他26個歐盟成員國共同舉債。在這之前，默克爾一直堅決反對法國總理馬克龍提出的這個方案。
從默克爾上任以來，這屆德國政府就以頑守財政緊縮、反對與其他成員國共同借債的強硬態度而聞名。顯然，這次同意聯合發債，並且願意將多數籌資拿來轉幫助陷入困境的南歐國家，徹底打破了人們對默克爾政府的印象。
這是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十五年以來最為大膽的舉措。
01 早有跡象
德國在堅持保守財政立場、加強歐盟一體化這兩個問題上的逆轉並非是一夜之間的事。從疫情爆發前，這輛“德國戰車”就已經開始顯露調轉方向的跡象了。
去年12月，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Jens Weidmann）表示，德國的“黑零”(black zero)平衡預算政策對於實現強勁財政是有效的，但“不應該成為一種盲目崇拜”。
此言一出，很多人都感到十分驚訝。在默克爾的保守派政府中，很多人篤信“黑零”平衡預算政策。魏德曼也被視為其中的一位，此人多年來一直都反對歐洲央行推出貨幣刺激。
“黑零”政策的核心是政府不能借新債。這源於德國經濟史上的一次重大創傷：上世紀20年代，德國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大規模舉債，最終導致本土爆發了惡性通脹，很多人至今都心有餘悸。
除了央行行長魏德曼之外，德國財政部長肖爾茲（Olaf Scholz）對於“黑零”路線的堅定支持也是人盡皆知。然而，他在去年11月卻宣佈，願意就歐洲存款擔保和歐元區預算進行談判。
早在這之前，反常的事情就出現了。去年10月底，德國任命的歐洲央行執委、著名硬派人士勞滕施萊格因為反對歐洲央行的降息和購債計劃而離職。
今年1月，施納貝爾(Isabel Schnabel)接任，成為歐央行新的成員。這位女士從一開始就明顯偏離了德國官員長期以來對歐央行負利率及QE的懷疑態度，明確表態支持歐洲央行貨幣寬鬆。當時，她的立場與魏德曼完全相悖。
可以看出，無論是歐洲的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默克爾領導的德國政府都開始表現出鴿派色彩。疫情之後，隨着默克爾本人公開表態，這一傾向就變得非常明確了。
02 鷹 VS 鴿
過去很多年來，鷹派始終主導着德國對整個歐洲的經濟政策。
這其中，最知名的鷹派成員當屬前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
朔伊布勒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上任財長，此後又帶領着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成功應對2011年歐債危機。作為最堅定的財政紀律捍衞者，朔伊布勒被視為緊縮政策的設計師。
1990年10月12日晚間，朔伊布勒因牽頭東西德統一的談判而遭遇一場暗殺，最終下肢癱瘓。儘管從此以後終身坐上輪椅，但朔伊布勒堅定的“黑零”政策路線和剛毅的性格為他贏得了“鐵相”的榮譽。
最關鍵的是，朔伊布勒始終致力於推進歐盟一體化，並以此而聞名。他曾有過一個極具革命性的想法，曾在1994年呼籲建立一個發展速度不均衡的歐洲，並在一個較小的歐元區核心之內實現深度一體化。
這個大膽的想法遭到了法國的拒絕。
朔伊布勒並沒有放棄，甚至為了實現一個“更好的歐元區”而憤然辭去了財長一職。2015年夏天，他不僅反對救助當時深陷債務困境的希臘，而且還提出讓這個拖後腿的國家退出歐元區。這與默克爾的立場相左。最終，朔伊布勒氣呼呼地辭職了。
他的繼任者肖爾茨顯然擁有更大的靈活性。朔伊布勒經常拒絕在歐洲會議上討論一些議題，但肖爾茨做了相反的事：他願意更多地談論歐洲的事情，但卻會設定很多條件，而這些條件幾乎沒人能做到。
肖爾茨雖然嘴上承諾説他不會做與前任不同的事情，但在上任後招了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進駐德國財政部。其中的一位經濟學家、布魯塞爾智庫布魯格爾（Bruegel）主管Guntram Wolff把這個行動稱為一次“智囊轉變”。
新一代經濟學家們多數人都在四、五十歲，很多人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相比之下，德國財政部的上一代經濟學家幾乎都超過了60歲，絕大多數人都接受過德國保守派傳統經濟學教育。
這一次，對於法國提出的規模5000億歐元的歐洲復甦基金，其在德國的大部分討論都直接來自於德國財政部。
肖爾茨有沒有從內心背棄他上任之初的諾言外界並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默克爾改變了想法。
03 為何轉變？
對外：加強歐洲團結，確保全球地位
近些年國際政治局勢發生了明顯改變，當今世界秩序的重心以及美歐聯盟關係都在發生轉移。德國和歐洲都必須在這種環境中尋找自己的定位。
德國將於今年7月1日接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為期半年。在這期間以及前後，默克爾都有必要確保歐洲加強其在全世界的地位平穩。
疫情爆發之後，歐洲剛剛有點苗頭的復甦頓時偏離了軌道。最嚴重的偏偏是那些債務負擔最重的國家。意大利負債水平接近GDP產出的170%。希臘正失去多年財政緊縮才勉強取得的經濟增長勢頭。南歐的旅遊業崩潰，威脅到數百萬人的工作崗位。
歐洲領導人一致認為，如果無法挽救如自由落體般下墜的經濟，有可能經歷比10年前債務危機還糟的情況——歐盟分崩離析。
假如歐盟解體這種最極端的假設成為現實，其對世界的衝擊力將不亞於上世紀蘇聯解體。屆時，作為歐盟兩大創始國之一的德國將面臨威望掃地、影響力驟降等慘淡情形。作為歐元區龍頭的德國一旦地位下滑，整個歐洲勢必隨之走弱，這無異於給美國等其他國家拱手讓出了苦心經營多年來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顯然，這種責任之沉重，無論如何是默克爾和她所屬的基民盟，乃至整個德國都擔不起的。
在這種關鍵時刻，德國憲法法院點燃了最關鍵的“一把火”：5月5日，這家法院裁定，歐洲央行購買數萬億債券的QE措施部分違憲。德國聯邦政府和聯邦議會未對此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了基本權利。
這意味着，如果歐洲央行無法證明購債行為的必要性，德國央行將不得不出售此前已經買入的債券。而德國央行在購債計劃中的配額超過四分之一，空缺很難補上。
一旦金融市場的運作亂套，德國顯然要負很大的責任。
媒體援引一位高級外交官的話報道了這樣一個細節：“起初他們的立場差異很大，他們評估了歐盟解體的風險。但之後德國憲法法院做出裁決，於是默克爾説，這取決於我們的政府。”
默克爾最近也公開表露出她對歐洲團結、歐盟一體化的看法改變了。她稱，歐盟正面臨史上最嚴峻的危機，唯有各成員國間團結合作，歐盟才能擺脱危機。
歐洲復甦基金的協議達成意味着，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盟創始國依然可以繼續扮演穩定核心的角色。
對內：平衡黨派之爭，穩固執政根基
從德國內部來看，最近幾年一些原本的小黨派異軍突起，成為選舉中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包括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AfD）和躋身第二大政黨的綠黨。這使得基民盟最近幾年出現了得票不穩趨勢。
這種時候，默克爾必須採取小心翼翼的平衡措施，團結能夠團結的力量，贏得更多選民，以此確保基民盟穩坐執政黨之位。面對即將到來的德國大選，這些是她作出決策的重要參考因素。
其中，綠黨是默克爾可以拉攏團結的對象。該黨派並沒有信奉“黑零”財政政策，他們提倡歐洲團結，還支持歐洲復甦基金計劃，支持法國提出的歐洲失業救濟金、歐洲最低工資和財政聯邦制構想。
在美國掀起反全球化浪潮之際，默克爾牢牢抓住了新冠疫情這種150年來最嚴重的全球危機帶來的機會，挺身而出，在國際政壇積極團結歐洲、在德國本土成功控制疫情、還積極接收其他歐洲感染者赴德治療。一系列行動使得默克爾的個人支持率飆升，蓋過了政府其他成員——2018年，默克爾宣佈卸任基民盟領導人的職位。
同時，這也有效阻止了極右翼政治勢力獲取更多民意。此外，默克爾後來把德高望重的朔伊布勒安排在議長位置上，被視為是一種希望他能在議院中壓制德國選擇黨的做法。
“她是一位真正的危機管理者，將被歷史銘記。”赫爾梯政府治理學院（Hertie School）教授Andrea Rmmele這樣評價默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