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訪問東南亞並就南海局勢表態，使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再次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南海是連接兩洋三大洲最便捷的水道和全球最繁忙的重要航運通道之一，同時又面臨諸多傳統、非傳統安全挑戰。地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海上安全態勢的複雜性、區域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可持續的艱鉅性，三大因素決定了以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為抓手，把南海建成以“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為顯著特徵的共同家園的特殊性和緊迫性。
近十年來，南海地緣政治局勢的複雜性日益顯現，海洋權益之爭、海洋資源爭奪、航道控制和制海權之爭，林林總總諸多因素錯綜複雜。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大國競爭，以外部力量介入為特徵的大國博弈，因為美國全面介入南海問題和推行“集團式對抗”而愈演愈烈；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法國乃至加拿大等越來越多域外國家的介入使南海漸漸成為新一輪全球海洋政治權力鬥爭的熱點地區；南海有關爭議也因某些爭端國的單方面措施和行動而日漸國際化，涉南海問題的“法理戰”“規則戰”也趨於白熱化。與傳統安全挑戰相伴而生的是海洋環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漁業資源保護等區域海洋治理公共產品長期“供應不足”的問題暴露無遺。
筆者以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海洋霸權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及某些聲索國排他性、狹隘的國家利益觀是導致長期以來南海形勢動盪不安、海上問題層出不窮的根源所在。
海洋命運共同體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海洋安全觀，是對應美國等國家在南海推行霸權主義，謀求自身絕對安全，強化軍事同盟，建立勢力範圍，維護所謂的盟友安全，以其他國家特別是非美國盟友的安全利益為代價的有效途徑，也是破解當前南海安全困境的不二選擇。
當前南海合作總體呈上升趨勢，但也面臨一些挑戰，現實海上合作狀況是“雙邊多於多邊，傳統領域多於非傳統領域，倡議多落實少”。
一方面，爭端國間積極開展分歧和危機管控，包括政府間雙邊對話磋商，如中菲2017年建立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同時，中國與東盟十國通過“南海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磋商、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高官會等機制，積極維護南海形勢穩定，提升本地區安全領域的合作水平。
另一方面，2002年《宣言》簽訂後，中國與東盟國家圍繞如何推進海上合作進行了數十個回合的雙多邊談判，取得一定前期收穫，但總的來講進展並不十分順利。爭端國間對海洋環保、漁業資源養護、維護航道安全等領域存在廣泛共同利益基礎，但部分國家缺乏與中國相向而行的政治意願、國內政治因素及域外國家干擾等使南海合作陷於“有共識、難落實”的困境。
從易起步、可操作的視角考量，當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推動在南海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取得突破。
第一，構建能引領未來全球海洋合作與治理的南海地區海洋秩序。共商共建區域規則體系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必要前提和共同訴求，也是從制度上創設確保南海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因此，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共同致力於推進“準則”磋商，並以此為契機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南海地區新秩序。
第二，以成果為導向，建立南海區域海洋治理機制。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嘗試在爭議區和非爭議的環保、科研、航道安全、搜救等各領域建立涵蓋各層級的區域合作制度，通過適時倡議商籤“南海環保公約”和按照“主張最小化、合作最大化”思路，對南海海洋環境治理做出切實可行的制度性安排。此外，南海沿岸國也可從頂層制度設計、體制機制建設、設施部署與共享入手，把建立旨在維護南海航道和海事安全的區域人道救援機制作為優先議程予以推進落實，以解決當前互信不足、機制缺失和搜救能力滯後的緊迫課題。
第三，聚焦南海海洋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南海沿岸國應在《宣言》框架下分階段就南海海洋可持續開發利用做出區域性制度安排，通過設立南海漁業資源調查專項，建立區域共享、用於資源保護和研究的數據庫，建立保護區、開展定期休漁、漁業執法合作，在分享信息、統一執法標準的基礎上打擊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IUU）捕魚活動。與此同時，藉助新技術革命的動力推動產業升級、漁民轉產轉業等多種途徑,構築南海漁業資源可持續發展利用的長效機制。
南海問題由來已久，既敏感又複雜，涉及國家和島礁數量之多、海域範圍之廣為當今世界絕無僅有。正因如此，中國與東盟國家應以南海作為建設海洋命運共同體的“試驗田”，從而真正把南海建成地區國家的共同家園與共享繁榮的合作之海。（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