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佐治亞州的丹尼爾夫婦結婚20多年後,在同一天因新冠去世,留下了兩個十幾歲的孩子。
馬丁·丹尼爾的侄子科尼利厄斯説,53歲的馬丁和49歲的特里娜·丹尼爾,沒有接種疫苗,他們在2021年6月底被感染新冠,7月初離世。失去父母后,15歲的瑪麗娜由科尼利厄斯照料,18歲的邁爾斯正在讀大一。
“沒人知道,如何應對失去父母的悲傷。”科尼利厄斯説,“同一天失去父母,這太難受了。”儘管很難熬,瑪麗娜正用踢足球當做積極的、宣泄情緒的出口。
邁爾斯在大學表現得不錯,科尼利厄斯説,邁爾斯也有數十名同學的父母因新冠去世。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累計死亡病例數已逼近100萬例。逝者中,很多都是兒童的父母或主要看護者,這些兒童因此成為“新冠孤兒”。
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4月初,美國約有19.7萬18歲以下未成年人,因新冠疫情失去雙親中的至少一位;接近25萬兒童因新冠疫情,失去主要或次要監護人。
黑格夫婦的4個孩子
【1】更“受傷”的少數族裔
與美國許多社會問題類似,新冠疫情“孤兒潮”衝擊下,少數族裔等羣體更容易“受傷”。據《大西洋月刊》報道,數據顯示,美國拉丁裔、非洲裔和原住民兒童因新冠疫情,成為孤兒的可能性分別是美國白人兒童的1.8倍、2.4倍和4.5倍。
“新冠孤兒”種族差別背後,是美國社會長久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收入和機會的不平等、少數族裔的高失業率及由此造成的健康保險缺失。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趙晨對九派新聞説,美國政府並沒有給低收入者較高的醫療福利,他們又沒有錢買商業保險,被感染新冠後,很多人支付不起醫療費用。
“從疫情防控的角度看,美國的少數族裔的生活條件相對更差,沒有辦法像白人那樣,有獨立的住所,他們往往都是混居,不能在家辦公,因為大多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疫情出現後,他們也不得不冒風險去人口密集的地方工作,所以他們感染的肯定更多,”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衞東對九派新聞表示。
美聯儲認為,收入和財富差距,造成家庭對抗疫情風險的能力差異。由於少數族裔兒童的父母雙方,外出打工的比例高,兒童由祖父母監護的比例比平均水平高兩倍,而老年羣體新冠致死率較高,這造成惡性循環。
【2】“我們會哭着抱在一起”
“新冠孤兒”可能面臨飢餓或流離失所。他們可能被陌生的親屬收養,或被送往福利院,或在學校被取笑。
他們因病死亡、自殺、濫用毒品和暴力犯罪的風險遠高於其他兒童。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新冠孤兒”患上焦慮、壓抑、創傷和情緒低沉等心理疾病呈上升趨勢。美國兒科學會等機構已經宣佈,兒童心理健康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趙晨説,“美國毒品氾濫,在缺少監管和自律的情況下,估計會有一定比例的新冠孤兒與毒品沾邊。”
據美媒ABC報道,去年8月,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黑格夫婦感染新冠後,沒能挺過來,留下4個孩子。據孩子們的祖母蒂娜説,46歲的傑夫·黑格和40歲的埃米爾·黑格沒有基礎病,但他們沒打疫苗,入院後病情惡化,最終先後離世。父母的離世徹底改變了4個孩子的生活,兩個大的孩子已經上中學,兩個小的只有7歲和6歲,分別寄居在親戚家。
蒂娜説,6歲的埃默裏會在教室跟同學們説,父母已經因新冠去世。7歲的傑克遜很“敏感”,經常説很想媽媽。“我跟他説‘我也是’,然後我們會哭着抱在一起。”
蒂娜正密切關注着孩子們的心理健康,“我們正儘自己所能去照顧孩子,希望他們能感受到愛和快樂。”她正敦促大家接種疫苗,“我很幸運能養活我的孫子,但我也會想到,有些經濟條件沒那麼好的家庭,無法負擔醫療費、喪葬費和撫養費等,這對孩子們的打擊將是災難性的。”
據報道,儘管眾多孩子陷入悲慘境遇,美國政府卻沒有采取有力措施幫助他們,甚至未確認他們的孤兒身份。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查爾斯·奈爾森説,“新冠孤兒”數量仍在增加,美國需要確保孩子們得到需要的幫助和指出,目前,“新冠孤兒”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政府不想過多關注‘新冠孤兒’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對他們的成長會有很不利的影響。他們失去了親人,心理狀態本來就不穩定,在成長過程中,也需要更多物質和心理上的撫慰。如果得不到足夠教育,更容易走上邪路,”劉衞東指出,美國少數族裔的犯罪率,本來就超過白人,監獄關的大部分都是少數族裔,如果這麼多“新冠孤兒”得不到足夠關懷,可能有一部分會走上犯罪道路,形成惡性循環,少數族裔正在犯罪人口的佔比會更多。
【3】只能依靠慈善機構和人權組織幫助呼籲
沒有政治代言人、遊説資本的孤兒們,被有意無意地“遺忘”。
據《福布斯》報道,疫情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發放了數萬億美元的紓困金,富豪在疫情期間財富甚至增加了50%,但卻沒有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專門為這些“疫情孤兒”提供幫助。由專家學者發起的非營利組織“新冠合作社”,去年曾給美國總統寫公開信,呼籲政府採取行動救助“新冠孤兒”,迄今未得到迴音。
劉衞東表示,富人在疫情中變得更富,並不是因為得到了政府的救助,“特朗普政府減税,對於富人是有利的,拜登想增税,但現在也增得不順利。在疫情的威脅下,富人受到的影響更小,他們的生活和辦公條件,是一般人沒法去比的。他們還可以利用疫情發財,比如從事醫療行業、互聯網行業,新冠反而幫助其財富更快增長。”
“‘新冠孤兒’無疑是最大的弱勢羣體,他們已經沒有父母了,是沒有代言人的,”劉衞東説,他們只能依靠一些慈善機構和人權組織幫助呼籲,但呼籲的力度和影響力有限,所以孤兒自然而然被“遺忘”。“美國社會就是不同利益的羣體在博弈,並影響政府政策,誰更有權力和資金,誰的影響力更大。”
“新冠孤兒”數量與日俱增,美國政府和地方對他們實行了一些幫扶措施,但缺少強有力的國家戰略。在白宮近期發佈的一份備忘錄中,聯邦政府含糊承諾,相關機構將在數月內,起草一份支持“因新冠失去親人的個人和家庭”的報告。白宮應對新冠疫情工作組高級政策顧問瑪麗·沃爾解釋,這項工作的重點在於,提高人們對現有可用資源的認識,而非成立需要額外資金的新項目。
在美國各州,針對性項目也遠不夠。《大西洋月刊》報道稱,解決“新冠孤兒”危機或許不像研發疫苗那麼緊迫,但時間也很關鍵,孩子們在成長,早期干預可能對減少創傷和改善整體健康水平至關重要。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社會流行病學家蕾切爾·基德曼提醒説,如果錯過了關鍵時期,兒童或在未來人生中,一直揹負着這一負擔。
劉衞東認為,對於這些“新冠孤兒”,首先要有資金保證有人陪伴,因為義工不可能無條件長期陪伴;其次是提供相應機構,比如多建立“新冠孤兒”的寄宿學校,配備優秀教師,出台相關法律,如果有對他們的歧視要進行制裁,確保他們能獲得社會關懷和正常的社會地位。
“這確實是需要花功夫去投入,如果政府不重視,不調配人力物力,那很難進行。”
卡蘭德拉·庫克從嚴格意義上説,可能並不算“新冠孤兒”,她已經21歲了,在她大一的時候,母親因新冠驟然離世。她不得不退學去安排母親的葬禮,沒有其他親人的幫助,要獨自面對這一切,她感到無助。然後,她為自己的學費發愁,大學通知她,她的學生貸款已經用盡,“我媽媽去世了,我沒有什麼可依靠的了。”
在加州,立法者正考慮為“新冠孤兒”成立信託基金,但這在全美沒有一點兒聲響。據報道,研究人員發出“艾滋病孤兒”的警告後,對他們的救援計劃在13年後正式實施。
“希望這次,我們不要再等上13年。”卡蘭德拉説。
九派新聞記者 李沐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