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在日前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上挑頭髮起所謂涉華共同聲明。近一年來，這已經不是加拿大第一次以抗華“出頭鳥”的方式出現。實際上，2015年特魯多第一任期開始時，有着良好基礎的中加關係原本是一副“未來可期”的模樣。然而，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讓一切戛然而止，中加關係逐漸下行。2019年進入第二任期的特魯多政府開始在聯合盟友抗華的路上越走越遠，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筆者認為可以從內政、外交兩個層面做一個客觀分析。
從國內層面看，第二任期的特魯多政府失去多數黨的執政地位，在很多問題上都飽受反對黨的掣肘。作為最大反對黨，保守黨素來熱衷於在對華問題上向特魯多政府施壓，例如成立中加關係特別審查委員會、聯合“港獨”勢力在加拿大推動《馬格尼茨基法案》、在眾議院提起指責新疆“種族滅絕”的動議等。從孟晚舟案到涉港、涉疆問題，再到疫情，保守黨從未停止過利用中國議題製造熱度、阻擊自由黨聯邦政府，並持續在加拿大主流媒體上批評特魯多政府對華相對温和的政策。這些行為雖然沒有成為實質性法案或者行動的太多可能，但無疑在國內外都對加拿大對華政策和中加關係造成一定的政策壓力和輿論壓力，作為少數派的特魯多政府必須十分謹慎，不能在奪回多數派執政地位前因為對華問題而出現任何大的失誤。
目前，隨着加拿大疫情逐漸得到控制，疫苗接種率也實現全球第二，更重要的是，特魯多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救助民眾的政策，得到選民的認可，支持率也有所提升，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加拿大將很快迎來提前大選。這一次，相對保守黨較低的存在感以及一味炒作政治外交議題的無力感，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有着明顯優勢。一旦真的重新奪回多數黨地位，特魯多政府將會有更大的內政外交空間，屆時如何解決中加關係的癥結將成為其首要外交任務之一。
從國際層面來看，加拿大官方和主流媒體去年就曾多次公開表示，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加拿大最需要的是盟友。然而，這種依賴盟友的選擇是一把雙刃劍，因為聯盟是在美國的領導下，其統一行動的依據也是美國對華競爭的利益訴求，哪怕會犧牲其他盟友的國家利益。特魯多政府曾多次與美國商榷，希望美國可以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釋放兩個被捕的加拿大公民，但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都只是給予精神上和言語上的支持，並且在一些具體涉及加拿大國家利益的政策上，拜登政府絲毫沒有手軟，例如上台第一天就取消跨山油管項目。但我們看到，在國內涉疆動議投票上內閣集體缺席的特魯多政府，卻在支持美國主導的抗華方面十分賣力，多次聯合盟國就中國人權問題發聲，導致中加關係不斷惡化。
實際上，聯盟戰略是很多中小國家的選擇，但對聯盟的依賴程度、對自身國家利益的取捨則體現了國家智慧。以同樣為“五眼聯盟”成員之一的新西蘭為例，相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樣的中等國家，新西蘭的體量要小得多。但新西蘭在平衡聯盟戰略與國家利益方面卻比這兩個中等國家表現更佳。對於特魯多領導的加拿大來説，南半球的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是兩個不同方向的範例，是不管不顧成為追隨聯盟犧牲國家利益的“澳大利亞第二”，還是學習新西蘭追求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將是大選後加拿大政府需要面對的重要外交課題。（作者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