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美]阮清越著，陳恆仕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190頁，38.00元
在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全美圍繞族裔的社會動盪之際，加州奧克蘭蘭利學院（Laney College）的一樁社會新聞又引發了新一輪的討論。近期，該校的一名數學系教授要求一名越南裔學生改名，理由是這名學生“原來名字的英語發音不雅”。這名叫Phuc Bui Diem Nguyen的美籍越南裔女生隨即向校方投訴，而那位教授也被“停職”並表達了歉意。蘭利學院公開表示：“校方不會容忍任何種族主義、歧視和壓迫。”相較於赤裸裸的暴力對待，美國亞裔羣體往往承受着類似的“異樣眼光”。當亞裔小心翼翼地扮演美國主流社會心目中“模範移民”的角色時，一切似乎都還好，“恰到好處”的異國風情似乎還頗受歡迎。然而，若一旦流露出帶有故土痕跡的“異樣”特徵，那就很容易遭受或硬或軟的歧視，有可能是你故土的鄉音，當然也可能是你的名字。
ABC新聞對該事件的
報道
想起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在短篇小説集《難民》開篇的第一個故事《黑眸女人》中，將主角身份設定為一個靠着當“代筆人”謀生的越南難民後代，儘管可以如“母語般”用英語替人寫“傳記”，但自己的名字卻不能出現在任何一本書上。這個小説中的虛構情節彷彿是最近蘭利學院這則新聞的一種文學隱喻。另一位越南裔作家阮碧銘（Bich Minh Nguyen）在回憶自己童年時也有過類似感悟：“我從小就知道，想在這個國家立足並獲得成功，那就必須完全掌握英語。”以至於她從小被奧斯丁、狄更斯與福克納的作品包圍。而越南裔的美籍文藝評論家敏哈（Trinh T. Minhha）曾非常尖鋭地指出：在如今的美國，亞裔作家似乎被鼓勵表達差異性，而這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們並不想聽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來發表對第一世界的看法，而是來聽那些不同於我們生活的經驗”。換言之，這依舊是一種對異國風情的獵奇，儘管經過了“政治正確”抑或“多元文化”的包裝。如果想要敍述美國故事，移民作家們的寫作反而未必是受歡迎的。
相較於《同情者》，阮清越在《難民》中所寫的故事便將視角留在了美國，着力於講述如他自己這樣的“難民”的美國故事。比阮清越正好大十歲的越南裔作家藍高（Lan Cao）在她的成名作《猴子橋》（
Monkey Bridge
）中也選取過類似的角度，希望凸顯這批難民及其後代在美國本土所遭遇的各種困境，其中有跨文化、代際的衝突，但更多還是一種深植心中的身份焦慮與不安。阮清越、藍高、阮碧銘都屬於所謂“一點五代”越南裔美國人。阮清越自我評價是“生於越南，美國製造”（Born in Vietnam but made in America）。換句話説，他們大多出生在越南，童年時代開始了流亡生涯並在美國接受了主要的教育。這批人既沒有初代移民那種背井離鄉的決絕感，又無法像之後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出生在美國的移民那樣，卸下故土的歷史包袱。正如阮清越在《黑眸女人》中所描寫的“鬼故事”那樣，關於越南的記憶在訴説、傾聽之間，終將伴隨他們的一生。用阮清越自己的話來説就是：“我們的世界，一半留在越南，另一半離開了越南。”在抵達美國後，又像他筆下人物所煩悶的那樣：“我們不屬於這裏，沒人保護我們。”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政府有計劃地將越南難民分散到全美各地，避免出現一個較大的越南裔聚集區，希望藉此讓他們更快地“美國化”。像阮碧銘一家就被安置在密歇根的一座小城，“幾乎清一色都是白人”。經過數十年，當前美國的越南裔族羣説大不大，但説小也不小。早在2010年時，全美越南裔人口就已突破一百七十萬人，這也使越南語成為美國境內的第七大語言。而包括越南裔在內的亞裔美國人在全美人口比例也接近百分之七。從統計上來看，亞裔在美國教育體系中的優異表現有目共睹，而亞裔整體的收入水平甚至高於包括白人在內的其他族羣。阮清越也同樣津津樂道於他哥哥在美國的求學經歷，並坦承書中難民取得成功的原型便是來自他：“來到美國後，不到七年，他便進入哈佛大學。”而阮清越作為畢業於加州伯克利的高級知識分子、屢獲殊榮的知名作家，當然也是“美國夢”的典型代表。在美國圍繞種族問題的論爭中，不少白人常將亞裔社羣的“成功”掛在嘴上，並以此來反證“非裔”或“拉美裔”社羣的落後完全是自身原因所造成的，而不是制度性歧視或偏見的結果。似乎他們只要停止抱怨，辛勤努力，也就能和亞裔一樣“成功”。
《亞裔美國人成功的悖論》（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一書的作者珍妮弗·李、周敏就指出亞裔美國人的“成功”或者“模範移民”形象並不意味着沒有歧視，而恰恰是證明了歧視的存在。亞裔在數理化、自然科學、醫學或者IT領域的成就，很大程度源於這些領域都有非常清晰、客觀的衡量標準，亞裔傾向於在這些領域發展正是為了規避可能遭受的歧視。在公共事務尤其是政治領域，“竹子天花板”無處不在。美國曆史上第一位亞裔政府部長諾曼·峯田在1971年成功當選聖何塞市長的第二天，自家車庫的門上就被人噴上了“我們不需要‘小日本’”的標語。曾參與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的楊安澤，也常淪為被嘲笑的對象。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5
在相當多美國白人眼中，包含華裔、日裔、韓裔、越南裔等族羣的亞裔似乎都可以統一貼上一個“身份標籤”，甚至成為彼此替代的犧牲品。阮清越在自己作品中，敏鋭地捕捉到了這種亞裔身份的模糊感及其背後的社會意涵。在《移植》的故事中，就描繪那種典型的美國白人對亞裔各族羣的認知，“所有亞洲人看似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他筆下某位白人主角則根本“沒花心思推測夫婦倆是韓國人，甚或是日本人。要辨識亞洲人來自哪國，這樣的問題讓他頭疼。他乾脆將亞洲人一律劃歸一個國家”。這就像越南人又或是任何亞裔的名字，讓人無法順利念出一樣令人懊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加劇，日本車大量傾銷美國，導致大量美國車企裁員降薪。1982年6月，一位二十七歲的華裔青年陳果仁在底特律被一對在美國車企上班的白人父子用棒球棒毆死，只因為他們把陳果仁誤認為是日本人。事後，這對兇手不僅未被處以重罪，反而得到了緩刑。此判決激起底特律當地亞裔社區的極大憤慨，華裔、日裔、韓裔以及越南裔團結成立相關組織進行抗爭，要求推翻原判。圍繞此案件的鬥爭持續了數年且結果多次反覆。最終，1987年7月，辛辛那提聯邦法院的陪審團認定這對白人父子無罪，否認對陳果仁的襲擊有種族仇恨動機。兩年後，又有一位年僅二十三歲，名叫Jim （Ming Hai） Loo的華裔美國人在北卡羅來納州被兩位白人槍殺。兇手動機竟然只是誤將他當作是越南人，所以要其為“在越戰中死去的美軍償命”。
Jim （Ming Hai）Loo的墓碑（https://www.findagrave.com/memorial/32692689/ming-hai-loo）
阮清越對《誓血五人組》的影評
這種對亞裔的認知如此頑固，即便是非裔也往往保持這種“面對他者”的極端態度。6月24日，阮清越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對斯派克·李最新電影《誓血五人組》（
Da 5 Bloods
）的影評。在他看來，這部以非裔士兵為主角的越戰懷舊電影與過往好萊塢主流的越戰電影敍述大同小異，只是把主角從白人換成了黑人，而片中的越南人無一例外還是以導遊、被拯救者、妓女、乞丐或猙獰的敵人形象出現，都是一羣個人面目模糊的“他者”符號。當《誓血五人組》嘗試從非裔士兵角度來審視越戰中的種族主義時，卻並未意識到“這場戰爭的種族主義是雙向的，既針對美國黑人，也同樣針對越南人”。
這種無意識的忽視與偏見，或許就像阮清越小説中所寫的那樣：“我可不知道。我懶得管你是哪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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