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史籍中有兩千多年前我國西北地區出現“黃沙”“雨塵”等的記載，《漢書·五行志》是這樣描述沙塵暴席捲西漢都城長安一帶的：“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着地者黃土塵也。”漢成帝建始元年，出現了異常天象，《漢書·成帝紀》記載：“夏四月，黃霧四塞。”現在看來，當時的這場“異象”其實就是強風夾帶大量沙塵，造成能見度極低的災難性沙塵暴天氣。文獻記載中沙塵暴天氣在3至5月最為頻繁，尤以5月為多。漢成帝年間發生的這次沙塵暴，也體現了同樣的特徵。
收藏於甘肅簡牘博物館的簡牘材料中，也記錄了當時河西地區遭遇沙塵暴的情況。從多枚館藏簡牘的記載中，兩千年前大風和沙塵襲捲河西地區的情景彷彿展現在我們面前。比如一枚簡記載，“送使渠犁校尉幕府掾遷，會大風，折傷蓋檐十五枚，御趙定傷”（Ⅱ90DXT0215④:36）。這枚簡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記錄了兩千年前敦煌的一次大風天氣。從記載可知，朝廷派遣的使者在出使途中正好碰上了大風，大風把車蓋刮折了，駕馭馬車的車伕趙定也受了傷。通過簡文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狂風大作、漫天黃沙的情景。另一處記載，“二月中送使者黃君，遇逢大風，馬驚折死一匹”（Ⅱ90DXT0215④:71）。這枚同樣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的簡牘記錄了農曆二月間敦煌的一次大風和沙塵。從記載可知，朝廷使者於途中遇上大風，馬匹受驚而死，可想當時大風沙塵的殺傷力之大。
“日不顯目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飛沙”，出土於敦煌長城烽燧腳下的漢簡，以詩歌的形式很直觀地向我們描繪了兩千年前黑雲壓城、黃沙漫漫、遮天蔽日、日月無光的沙塵暴景象。我們知道，沙塵暴天氣的形成有着諸多影響因素，尤其是氣候因素。在西北出土的簡牘中就有河西地區“地熱、多沙、冬大寒”的記載，這也是河西地區沙塵暴頻發的主要原因之一。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簡牘中多次記載了河西地區的氣候情況。
“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長史淵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謂南塞三候縣郡倉，令曰敦煌、酒泉地勢寒不雨，蚤（早）殺民田，俗種穬麥皮芒厚以廩當食者，小石”（Ⅱ0215③：469）這枚簡出土於敦煌懸泉置遺址。簡文是公元前37年敦煌郡府下發的文書，其中強調敦煌、酒泉氣候乾燥，冬季又寒冷，乾旱少雨，田地莊稼受旱嚴重。“懸泉地熱多風，塗立乾燥，毋其濕也。”（Ⅱ0211②：26）。其中也記載了兩千年前的敦煌懸泉地區酷熱乾燥的氣候特點。
隨着沙塵暴天氣愈發嚴重，政府必須派專人除沙，並且規模越來越大。從除沙人數到每天的除沙量，簡牘上的記載極為詳細地展示了河西地區亦被沙塵暴困擾的情況：“二月廿三日乙巳卒十九人作簿。其一人削工，一人門府門，一人守庫，二人養傳馬，二人治外園，二人治內園。一人治席，一人治革，一人治葦篋，二人治府上清，五人除司馬丞舍屋上沙。”（Ⅱ98DYT4:28）“三月甲辰，卒十四人，其一人養，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與此七萬六千五百六十石。”（EPT51:117）這枚居延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簡牘是一份戍卒每天除沙的登記簿。從簡文記載可以看到，三月甲辰這天，官府派出14人，1人做飯、13人專門來除沙，共除沙3770石，平均每人除沙290石。儘管對此學界有不同解讀，但筆者認為從中似乎可以看出除沙已屬常態化工作，可窺漢代敦煌乃至河西地區沙塵天氣之頻繁。
此外，考古工作中也發現了沙塵暴的痕跡。據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隊領隊何雙全研究員記載，懸泉置遺址發掘時，在劃分地層時發現，第一層與第二層之間、第二層與第三層之間，均有細沙層分佈，並隔斷文化層之間的聯繫，推測為大風沙暴所致。這兩層文化層為王莽至西漢成帝時堆積，由此可以推斷公元前20年至公元20年間，曾有特大沙塵暴襲擊過懸泉置。
（作者：朱建軍 趙玉琴，分別系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