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原新（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
近日，媒體的一則報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議。
民政部數據顯示，我國結婚登記人數從2013年後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2020年全國結婚登記人數只有813萬對，與2013年峯值比較淨減少534萬對。結婚登記人數7年連降，大幅度減少。
▲2000-2020年中國登記結婚人口數量的變化。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20；民政部，2020年4季度民政統計數據。（作者供圖）
從宏觀的視野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7連降？
壹/ 趨勢
“結婚人數的遞減將成為大趨勢，這是人口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我們只能坦然接受”
結婚適齡人口規模逐年減少，是結婚登記人數縮減的基礎性因素。回顧歷史，我國生育率水平自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快速下降，啓動了“少子化”進程，到1991年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09，此後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緩慢下降，即便是2013年末和2015年末分別啓動的“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在適度寬鬆的生育政策下生育率水平略有回升，但也只是曇花一現。
▲2006年至2016年期間，我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結婚年齡正在逐步提高。資料來源：賀丹、張許穎、莊亞兒等，2006-2016年中國生育狀況報告：基於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人口研究》2018（6）（作者供圖）
而結婚年齡的推遲也是結婚人數減少的重要原因。2019年，我國平均初婚年齡是26.3歲，參照目前我國平均初婚年齡和各年齡段已婚人口比例，我們把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向上、向下延伸3歲，把23-30歲稱為結婚高發年齡段。按照聯合國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的數據，2000-2020年期間，23-30歲結婚高發年齡段人口規模的變動軌跡幾乎與同期的結婚登記人口規模的變動軌跡一模一樣，同增同減，也是經歷了先緩慢下降後快速上升，再快速減少的過程。
23-30歲年齡段人口規模，從2000年1.92億人逐漸縮減至2006年1.56億人；然後開始增加，2014年達到峯值1.96億人，比2006年淨增加3956萬人，增幅為25.3%；這之後23-30歲年齡段人口數量進入下降通道，2020年降至1.58億人，淨減少3788萬人，降幅為19.3%，又回到2005年前後的水平。根據預測，未來婚姻高發年齡段的人口規模還將進一步縮減，2035年為1.33億人，2050年只有1.20億人，年度結婚人數的遞減也將成為大趨勢，這是人口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我們只能坦然接受。
▲2000-2020年中國23-30歲結婚高發年齡段人口規模的變化。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作者供圖）
人口發展規律奠定了結婚人數不斷減少的演進趨勢。當然，結婚是一個社會事件，並不單純受人口要素的決定，傳統婚姻家庭觀念正在發生顛覆性變化。
“成家立業”是中國傳統社會最為重要的人生標誌性事件，但現代年輕人對於“成家”的觀念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人們已不再普遍認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選項。對於結婚或不結婚的自主性選擇在增強，甚至越來越多地表現為“立業成家”的倒置：先立業、後脱單，婚姻不再成為生活的必選項。在“80後”“90後”甚至即將步入適婚年齡的“00後”中，晚婚、丁克、不婚等現象越來越常見，而社會和家庭的包容度和接受度也在提高，婚姻生活不再是年輕人成年生活的唯一選擇。
同時，教育水平提高和女性經濟獨立也正在降低結婚的慾望。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3年；15歲及以上人口中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為35.0%，其中，受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升至15.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我國已經進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階段。教育延遲了結婚年齡，壓縮了生命週期的生育空間，改變了許多青年對婚姻和家庭的態度，正式的婚姻生活不再是人生的必然經歷，晚婚、不婚、閨蜜、同居、結伴、事實婚姻等成為自由生活方式的多樣性選擇。
在總人口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同步跨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強化了自身素養和就業能力，使女性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獲得了得到高職業聲望的就業機會，獲得了經濟上的自主，也獲得了人格上的獨立，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更高，嚮往自由、追求自主、強調獨立人格，嚮往擺脱婚姻中的從屬地位，確立了婚姻選擇的主動權，一定程度上也動搖了婚姻必要性的傳統模式。
貳/ 焦點
“持續近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造成超過3000萬人規模的‘女性赤字’和等量‘男性盈餘’”
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大約是平均每100個女性嬰兒對應103-107個男性嬰兒。但受綜合因素的影響，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就發現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偏高，2004年甚至達到121.2的峯值。伴隨國家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效果顯現，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下降，但至今依然偏高於正常值上限。
持續近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至少造成了超過3000萬人規模的“女性赤字”和等量的“男性盈餘”。據推算，目前結婚高發年齡段人羣恰恰是出生人口性別比攀升速度和程度最快階段的“90後”，年度出生嬰兒的“女性赤字”超過100萬人，導致在適婚年齡段存在龐大的“男性盈餘”現象。儘管他們有着強烈的成家意願，但是在國內先天性的缺失與之相匹配的女性適婚羣體，其中的極小部分人羣不得不想方設法迎娶國外的新娘，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等地，但是杯水車薪，難以根本性解決總量高達3000萬的“女性赤字”。本質上，“男性盈餘”是他們的父母在重男輕女思想左右下進行胎兒性別選擇的結果，而失去結婚機會的痛苦只能由被選擇的人羣在成年以後來承擔。
與“剩男”問題同時存在的還有“剩女”問題。如果説“剩男”是由於長期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造成的成年期人口性別不匹配而導致男性被迫失去結婚機會的話，“剩女”則是她們主動放棄婚姻，自我選擇不結婚的主動行為。經驗證實，“剩男”一般沉澱於社會階層的低層，與低收入、低學歷、低職業等相對應，而“剩女”一般存在於社會階層的上層，與高學歷、高收入、高職業聲望等對應，這兩個階層基本不會相交。由於我國的婚姻匹配主要是同質匹配和向下匹配，高位“剩女”和低位“剩男”在婚姻市場的錯位，均是婚姻市場上的弱者，加劇了近些年結婚人數下滑的現象。
我國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60.6%，其中2.4億人的流動人口是推高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城市經濟發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代年輕人的婚姻選擇。中國的流動人口總量佔全國人口的18%，具有典型的“三八”特點：八成以上的流動人口來自農村，八成以上的流動人口進入城鎮，八成以上的流動人口是青壯年勞動力，多處於適婚年齡段。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在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劇了市場競爭，增加了勞動力的流動性。
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結婚現象反倒走低，這在全球都是一種趨勢。青壯年男性更傾向於向發達城市地區流動，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流動優秀青年，由於成長背景、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差異，特別是高昂的房價以及生活成本，他們既難以在流入地尋找結婚對象，又受到城市文化的薰陶，難以再回到流出地農村結婚成家，處在兩難的婚姻選擇當中，很多人只能不斷推遲結婚，甚至被迫選擇不結婚。
叁/ 思考
“結婚是家事也是國事，我們的社會應該為年輕人創造更好的婚育條件”
當然，新冠疫情、數字化普及、婚姻恐慌等也可作為綜合因素。去年疫情肆虐期間，婚姻登記部門等服務窗口單位臨時性關閉、公共場所停止營業、婚禮婚慶的場所停業、酒店歇業、國內外旅遊市場基本封閉，想結婚的人不能正常登記，該結婚的人不能正常舉辦慶典，直接影響到結婚登記和婚慶活動，結婚登記人數少也在情理之中。
而從近些年的婚姻登記數據能看到，離婚人數呈現逐年增加趨勢，1995年超過100萬對，2007年越過200萬對，2012年跨越300萬對，2016年升至400萬對以上，2019年達到470萬對，離婚的絕對量不斷增加，每增加百萬的週期縮短；以此同時，離婚結婚比（結婚對數=100），2000年為14.3，2010年升至21.6，2019年達到50.7，婚姻似乎變得越來越脆弱。有些家庭甚至為飯後誰洗碗、誰倒垃圾等小事就能夠離婚。在每年的結婚登記中，初婚比例也逐年下降，婚姻不穩定性產生一定“示範效應”，嚇住了一部分年輕人。
此外，數字化和智慧化生活也帶來了人際溝通能力弱化的“副作用”。我國現有網民9.9億人，其中20-39歲年齡段網民佔網民總量的38.3%，手機、平板、電腦等數字化設備儼然成為現代年輕人身體的組成部分、生活的必備。萬物互通已經深深嵌入到年輕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們活躍於線上雲端，但沉默於見面交流，面對面的溝通能力退化，卿卿我我的戀愛能力弱化。秀場式的相親、父母親代理相親、虛擬婚介等成為大家熱捧的戀愛方式，但雙方缺乏交流、缺乏信任，又何來婚戀？
……
站在整體社會和社會發展的視野，結婚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還是社會整體和社會進步的組成部分。對年輕人的婚姻，一方面，從現實出發，尊重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的個人選擇，給予年輕人選擇的自由和空間，對推遲結婚、事實婚姻、不結婚、二人世界等婚姻形式給予更多寬容，理解他們、包容他們。另一方面，家庭、社會和國家也應當對年輕人加以正確引導，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婚姻觀和家庭觀，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以及出台相應的政策和措施，為年輕人創造更好的婚育條件。
編輯 趙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