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希
最近，“文科生太多會導致國家發展停滯”的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倘若這只是一次單擺浮擱的討論，或許不會引發激烈的反應。這次有關文理價值的討論，更多地牽動了文科生長期被鄙視的“噩夢”。
在很多人兒時的記憶中，經常會聽到“學習不好的人才會學文”，“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實，對於文科的貶低，在中國可以追溯得更早。近代以來，隨着歐洲列強的入侵，屢屢“救亡壓倒啓蒙”，人們高喊着“科學救國”“實業救國”。除了像魯迅等人意識到了“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之外，大部分人還是立志成為醫生、科學家、實業家。
其實，有關文理價值的討論，在當今學科無限細化的情況下已然成為了一個偽命題。文科包含很多更為實用的學科，如經濟學、教育學、法學、管理學；理科同樣有基礎數學、基礎物理等純理論研究。我以為，有關文理討論的實質，更多的是純理論研究與實用學科之間的價值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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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曾有相似的爭鳴。 1963年，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出版了《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提出在美國的文化傳統和公民普遍的心態中，存在“反智主義”的傳統。“反智主義”一詞也因霍夫施塔特而走紅。
在霍夫施塔特看來，“反智主義”中的“智”指的是“智識”而非“智力”。“智識”指的是人類高貴性的獨一無二的表現，從事與“智識”有關工作的人，他們必須具備以下素質：如無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辨、新穎的觀察、創新性、激進的批判等等。他們靠觀念（live off ideas）為生，尋求人類的永恆價值。在霍夫施塔特的眼裏，這一類人應該以創新性工作為主，即純理論性的研究。
然而，在美國，這樣的一類人卻從建國之初就不受歡迎。究其原因，就在於很多美國人認為，這種“智識”不具備實踐性，相反，知識分子還要對社會潑冷水，提出批判性的反對意見。在很多人看來，這是非常危險的。正如約翰·杜威所説：“每個思想家都讓看似穩定的世界的某一部分陷入危險之中；沒有人能充分預測出在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情況。”後來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也説：“知識分子是那種用多餘的話講述他未必知道的事情的人。”
這種現象是怎麼產生的？這是霍夫施塔特決心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對於當時的很多學者來説，他們會將這一現象歸結為商業的發展，現代性的出現。但是霍夫施塔特卻要刨根問底，尋找“執抝的低音”（丸山真男語），即從歷史演變和社會根源中，揭示美國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狀況是如何塑造、支持反智主義，以及反智主義又是如何阻礙或危害美國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並最終導致價值觀混亂的。
按照霍夫施塔特學生丹尼爾·辛格爾的看法，霍夫施塔特的史學旨趣，在於揭示和解釋美國過去的複雜性。這也是為何這本書一經出版，僅在兩年以後便獲得了“普利策獎”，甚至直到如今它在美國還長盛不衰，被奉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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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將美國反智主義的根源，追溯到了宗教領域。在美國建國之前，北美這片土地就吸引了眾多心懷不滿、被剝奪了權利的歐洲人。在這些人看來，這裏是理想的國度，而他們的到來，也是憑藉着宗教中狂熱的衝動。這種狂熱的衝動，就是個人直接接觸上帝的感情，從而實現內心的確證。這些“狂熱派”用反智的口吻嚴厲抨擊神職人員、大學教師和律師，認為這些人的知識會直接干擾內心的信仰活動。霍夫施塔特説，“從那時起，他們在美國這片海岸不但為19世紀一再出現的福音派思潮，也為反智主義傳統開了先河——反智主義傳統就孕育在宗教信仰的母體之內”。
美國建國之後，隨着教派的增多，彼此開始出現了競爭。福音派逐漸一家獨大。福音派成功的秘訣，就在於依靠“靈”，直接與上帝對話。他們告訴那些沒有文化的百姓，“不用學習也可以”，甚至連《聖經》都不需要。正是在這樣的鼓動之下，福音派席捲了美國的西部鄉村和眾多城市，並逐漸擴散到全美。福音派在深化了美國人平等意識、互助互愛的精神，以及發展了社會福利慈善之外，同時也奠定了美國的反智主義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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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之外，美國初期的政治家，尤其是國父們的影響也同樣重要。美國建國非常艱難，全民動員才趕走了英國軍隊，因此美國人對歐洲具有思想的貴族充滿了厭惡和恐懼。他們認為思想家總是空談，異想天開，一旦遇到緊急情況就會搖擺不定。正是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之下，負責起草《獨立宣言》的托馬斯·傑斐遜成為第一個受害的著名人物。當時南卡萊羅納州議員寫了一本小冊子，反對其接任華盛頓成為總統，這位議員認為，傑斐遜“教條式”（doctrinaire）的領導方式會引發動盪，甚至有可能帶來危險。
在當時的美國人看來，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上帝賜予的道德情愫，而非專業知識。相反，“知識越多的人越反動”，他們會將美國變成集權國家，踐踏民主和自由。事實上，在美國曆史上的多次總統選舉和黨派的博弈中，反智主義者都屢屢勝出。
在這種情況下，在美國曆史上，文人改革派一直遭受詆譭，甚至當眾被嘲諷。反智主義者將改革派文人形容為“娘娘們們”（namby—pamby），“政治上的太監”。直到進步主義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時期，隨着經濟發展，戰爭、軍事和外交的增多，知識分子迎來了“短暫的春天”。然而，戰爭結束以後，“反智主義”思潮在歷史的基因和現實環境下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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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也論述了商業、教育等領域的“反智主義”傳統。從19世紀中期開始，美國的商業佔據了主導地位，用時任總統加爾文·柯立芝的話説：“美國的事就是生意。”從這時開始，美國的企業家中興起了“反智主義”。在這些企業大亨們看來，他們成功的秘訣在於國家提供的民主平等的制度，以及艱苦的自我奮鬥，而企業能夠持續發展，依靠的是技術知識。至於那些哲學、歷史和古典學知識，都是沒有意義和“令人作嘔”的。
商業領域“反智主義”的興盛，很快就影響到了教育領域。企業需要學校培養更有效率、訓練更加有素的勞動階層，企業家願意投資興辦職業學校，成立技術圖書與實業書籍出版公司，而對高等教育嗤之以鼻。有位馬薩諸塞的羊毛製造商言道，自己只喜歡用公共小學學歷的工人，不用受過高等學歷的人，因為他們沒法用代數來經營工廠。相反，他們的知識太多，會導致不安分，完全喪失了鬥志。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美國中產階級和下層人民的孩子也躋身於職業教育之中，將高等的智識教育看成是少數上層人的特權。可以説，從19世紀中期開始，美國一切都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甚至開始倒逼從事智識工作的人。
我們會發現，在20世紀前半葉的美國，幾乎沒有出現偉大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社會學家……當時的美國哲學被稱作“實用主義哲學”，而社會學也主要被更實用的科學社會學和結構功能主義所佔據。
在全書的最後，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霍夫施塔特對美國的未來深深擔憂。知識分子越來越被主流社會疏離，甚至不得已而順從，喪失了批判性。他呼籲，知識分子不要對未來失去信心，“只要人的意願的砝碼，投入歷史的天平能夠產生關鍵的影響，那麼活着就要相信，情況不會如此”。這句話，對於現在處在商業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中的知識分子來説，仍舊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