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傑：英國富強靠了什麼，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

有些流行定論總讓人深信不疑。

2006年10月29日，英格蘭銀行宣佈，把亞當·斯密的頭像印到20英鎊鈔票上。次日，行長默文·金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稱，“斯密反對重商主義，倡導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他的理論成為英國19世紀工業力量的奠基石。”顯然，英格蘭銀行行長的觀點反映了英國乃至世界範圍內長期流行的一個看法，即斯密的《國富論》着實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聖經》。翻開經濟史，英國在1846年廢除《穀物法》，1849廢除《航海法》，特別是於1860年與法國簽訂《科布登-歇瓦利埃條約》，由此帶動歐洲揭開了一個自由貿易時代。聯想到日不落帝國19世紀的巨大輝煌，世人自然而然地斷言，是自由貿易讓英國贏得了國家富強。這似乎是個順理成章的結論。

20元英鎊上印着斯密的照片，讓人聯想到自由貿易讓英國贏得了國家富強

然而，在日前（4月26日）“北大經濟史名家系列講座”上，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梅俊傑教授卻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倡導的自由貿易實乃英國富強之果，而非英國富強之因。在他看來，英國走向富強的歷程如同一場球賽，邁向自由貿易的19世紀實際上已經是下半場，而上半場早已發生在16至18世紀，那時的政策核心卻是重商主義。支撐梅俊傑這個論斷的，是他對16至19世紀英國經濟史的縝密梳理。他強調，“社會科學也有實驗室，歷史上的政策實踐就是一個系列性實驗室，實驗已經完成，只是需要後人對有關過程細加分析總結。”

梅俊傑嚴謹而雄辯的論證被講座與談人、資深外國經濟學史專家晏智傑教授評價為：“對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流行觀點的全面修正，具有突破性意義”。而講座中的有關結論更直指焦點：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當下應該走怎樣的富強道路？與談人、中國人大經濟學院特聘教授賈根良也提出了涉及主權貨幣時代的國內大循環對策，這些都引發了眾多專業學子的濃烈興趣。

4月26日，梅俊傑做客北大經濟史名家系列講座（截屏）

重商主義政策多管齊下，讓英國走向“起飛”

曾師從北大歷史系羅榮渠先生的梅俊傑坦言自己對西方經濟史偏愛有加，他仔細研究過英國的近現代經濟史，慣於用羅斯托“經濟發展階段論”中的“準備起飛、起飛、向成熟推進、大眾消費”這樣的發展鏈來解讀那個漫長過程。他提出，正是重商主義讓英國從“準備起飛”階段走入“起飛”階段，構成了英國富強歷程的上半場。英國在這個上半場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靠的是重商主義政策，集中表現為：不願屈服於比較優勢、長期實行貿易保護、大規模進口替代、政府積極干預。

*不躺在比較優勢上：紡織業終於成長為成龍頭產業

大航海時代的帆和繩索都來自麻業和絲業，英國通過政府幹預，將此拔高為支柱產業

按照經濟史家的研究，在17世紀，歐洲有着現成的比較優勢分工格局，其中英國人長於毛紡織業，而大陸國家長於麻織和絲織業。如果依從這個貿易格局，到18世紀都能維持一個共贏局面。然而，英國並不願意躺在自己的原料比較優勢上，總是想方設法要在紡織等支柱產業中追求自主發展，力圖趕超大陸先進經濟體。在梅俊傑的描繪中，我們可以看到曾經的兩種場景。

一方面，對於本土的毛紡織領域，儘管英國有着養羊的天然優勢，但為了能提升到產業鏈的高端，19世紀前數百年裏，政府都嚴禁本國單靠出口羊毛原料及呢絨半成品去獲利。在14、15世紀，英國已在系統地限制羊毛出口，禁止進口外國紡織品，禁止臣民穿着外來毛織品服裝；16世紀，出口毛紡織半成品也屬於違法，會處以出口值的雙倍罰款；到19世紀初仍在重申不得在沿海五英里範圍內剪羊毛，為的是防止羊毛走私。

另一方面，對於非本土的麻織、絲織和棉紡織業，英國則從零起步刻意扶植。由於麻織產業事關航海時代的纜繩和船帆等國防需求，絲織產業則事關減少貴金屬外流的大計，英國便完全不顧自身比較優勢的缺失，硬是通過行政命令植麻、政府提供補貼、立法限制進口等手段，把麻織和絲織拔高成18世紀的大產業。至於棉紡織業，英國更是嚴加保護，議會在1700、1721年相繼通過法律，規定由印度、波斯、中國製造的所有棉布（及絲綢）均不得進口、不得穿着、不得使用、不得展示，違者罰款並且還要重獎舉報者。由於棉紡織環節的機械化觸發了一系列產業變革，梅俊傑認為，工業革命其實由保護主義引發而來。

*大規模進口替代：“初始工業革命”打下產業基礎

18世紀，玻璃奢侈品風靡英倫，此時他們已經掌握了製造技術

英國很早就有強烈的產業追趕意識，在16-17世紀，那裏原已發生過一場效法大陸國家的大規模進口替代運動，足可稱為“初始工業革命”，舍此便無以設想後來的工業革命。據梅俊傑介紹，英國通過向擁有新技術者發放壟斷經營權，實現了新技術和新產品的本土化，這一點類似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用市場換技術”。在16世紀下半葉的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英國共簽發了55項壟斷特許經營權，其中有21項授予了外國人或歸化外國人，涉及肥皂、排水機、皮革加工、食鹽、玻璃、紙張、水泵、書寫紙等行業，以及鍊鐵、碾谷、軋油、紡織染整等工藝。這樣的史實再次表明，英國的現代化並不是“先發”、“內生”的，其經濟社會也是從落後中爬升起來的。

*政府慣於積極干預：法規措施會深入微觀經濟領域

16世紀，英國出台《航海法》，保護本國造船業和貿易

在重商主義階段，英國的政府幹預頻頻介入非常微觀的經濟領域。梅俊傑詳細舉例，讓聽友彷彿置身於16-18世紀政府積極有為的英國。

及至16世紀，呢帽業已經達到相當規模，在倫敦就僱傭着8000名織帽工人。為避免需求不振而導致工人失業，政府曾規定，每個週日和主日，年滿6歲的人都應該頭戴一頂英國織造的帽子，違者要罰款3.4便士。又如，1666年，為限制外來棉紡織品的輸入和消費，《安葬法》居然規定，安葬死者只能用毛料呢絨來裹屍，凡使用棉紡等其他織品一律罰款5英鎊，這是大半年的收入，可見懲罰力度之大。

針對捕魚和造船業，16、17世紀英國規定，週五週六和特定的宗教日臣民必須吃魚，違者以木枷伺候；17世紀，英國政府為商船被劫掠的風險而提供保險，為紐卡斯爾與倫敦之間的煤炭海運提供補貼，為商船船員和海軍士兵提供政府托兒服務。

《航海法》最為典型，雖然早已有之，但到17世紀，英國終於有實力來執行該法律。它規定，所有輸入英國的貨物只能由英國的或者貨源地的船舶運輸，船舶也應該由英國製造，與殖民地的貿易只能由英國船舶承攬，英國近海國內運輸也完全由英國船舶承擔，等等。 連斯密都對這一重商主義立法推崇備至，稱“由於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國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明智的一種。”

*政府作用不斷擴大：屬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組成部分

沃勒斯坦（左）和霍布斯鮑姆（右）都認為，英國政府的國家干預是英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原因

在英國的重商主義發展階段，政府的作用特別體現於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梅俊傑指出，這種制度保障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向工商社會的過渡、現代市場的運作都必不可少。例如，從1720-1810年，英國議會在不到百年中，就為圈地運動制定了3027項法令。在1760-1774年僅15年裏，議會為道路的建設和養護，就出台過至少452項法令。

對此，創立世界體系論的法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也承認，至少從16到18世紀，在歐洲核心地區，強大國家政權在經濟體系中發揮着關鍵作用，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組成部分，“而英國尤其擁有一台隨時準備干預市場的國家機器”。

英國經濟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同樣相信，英國經濟在過去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國曆屆政府通過冷酷無情和敢作敢為的經濟歧視政策，並通過針對一切潛在對手的公開戰爭，毫不動搖地隨時準備支持英國商人。

誠然，到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政府似乎呈現出某種“小政府”的模樣，並曾因一定程度的不干預而被譽為“守夜人”。但在梅俊傑看來，下半場的放任自流實際上正是因為上半場已通過積極干預打下了基礎。他援引劍橋版《英國經濟史》作者之一帕特里克·奧布萊恩的研究説，就是因為英國曆屆政府在跟資產階級工商界的有效合作中，向海軍、殖民地等內外戰略目標投入過鉅款和巨力，才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市場經濟和守夜人般的政府角色創造了前提條件。“這一點恰如在上半場實施了充分的保護主義、積累了足夠的產業優勢後，到下半場便自然可以實行自由貿易。”梅俊傑再次扣題言中。

亞當·斯密與《國富論》，理論起了多大作用

在經濟史的細節中尋得歷史脈絡後，梅俊傑接着論證是否確實由亞當·斯密的學説指導並引領了英國的富強歷程。他從斯密的具體理論觀點、獲議會援引的情況、其實際的成名過程這三個角度引經據典地證明，斯密的理論是在其著作初版25年後、在其去世10年後方才被重視，由此深刻揭示了斯密後來獲得追捧的真實原因。

*《國富論》出現於重商主義氛圍中，最初反響平平

18世紀末《國富論》最初幾個版本

如同偵探推理，聽眾隨着講解回到了18世紀的英國議會。斯密的《國富論》初版於1776年，《道德情操論》更早在1759年出版，可是，梅俊傑披露，要到1783年，斯密的名字才首次在議會被提及，當時也未涉及核心觀點；再次被提及，則要到1787年；此後被援引趨多，但遠遠不及同時期其他經濟學家。梅俊傑列舉了一串名字和數字，顯示18世紀英國議會辯論時所引經濟學家的頻率從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約翰·洛克、大衞·休謨、格雷戈裏·金、查爾斯·達維南特、喬賽亞·蔡爾德、威廉·配第、喬賽亞·塔克、阿瑟·揚。斯密最多排第九位，而且他被引40次稍多跟第八名被引數百次差距很大。

在業內專家看來，斯密著作中直接涉及自由貿易的論述甚少，他提出的也僅僅是“絕對優勢”原理，而人所共知，絕對優勢這一條件並不具有普遍性，反而會讓實際可能發生的貿易機會大為減少。從實際的政策諮詢看，英國政府在商議愛爾蘭放鬆貿易管制的要求時，雖曾問計於斯密，但最後出台的政策遠不是斯密所希望的完全放開貿易管制。同樣，主持英法貿易自由化談判的政要雖曾讚揚過《國富論》，但還是説那些貿易原理“在紙面上看來正確，在實踐中不可信任”。原因何在？“因為當時的決策仍然是以重商主義為基本立場的”，梅俊傑解釋道。

斯密1790年去世時在共眾中的影響又如何呢？事實是，即使在家鄉蘇格蘭其去世也甚少引起關注。《年度檔案》在訃告專欄僅給了他12行文字，而且文字並不恭敬，可同時卻把65行給予一位對氣壓計感興趣的副軍需官。約翰·雷的斯密傳也説，斯密之死在愛丁堡甚至還沒有一個活躍牧師的死引起的震動大，“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他的死”。有意思的是，1793年，愛丁堡大學道德哲學教授杜格德·斯圖爾特尚不過在説，“希望到一定時候，學者們能追隨斯密的榜樣。”

*去世10多年後才被“塑造”，工業優勢需要自由貿易

安格斯·麥迪森在《千年經濟史》認為，英國工業當時領先了40至60年

然而，説這話後的10年，也即斯密去世13年後1803年，斯圖爾特的一名學生已在談論“圍繞斯密發生着迷信般的崇拜”。時局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原來，英國到1800年已經積累起顯著的工業優勢，其煤鐵產量已經超過了世上所有其他地區的總和，隨後在1815年，英國打贏拿破崙戰爭，一舉奠定了霸權地位。據安格斯·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英國此刻已進入機械化生產時代，而大陸國家還處在手工業階段，足足落後於英國40至60年。

梅俊傑斷言，英國此時的工業優勢已具有壟斷性質，其工業界已能打破天下無敵手，自然希望擁有更低的生產成本，能自由輸入外國原料，同時不希望看到任何關税，以能暢通無阻地銷售製品。於是，“斯密倡導的自由貿易就成為當時合理的政策選項，正是這一背景造就了斯密走向神壇的機緣。”

英國從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在利益邏輯觀照下可謂水到渠成。就如劍橋經濟學派領袖瓊·羅賓遜所説：“自由貿易不過就是一種精緻的重商主義，只有能從中獲得優勢的人才相信它。”在完成了工業革命後，英國自然需要捨棄重商體制而改行自由體制，從而進一步促進國家富強。由此可見，是時勢造“英雄”（斯密），而不是“英雄”（斯密）造時勢。

劍橋經濟學派領袖瓊·羅賓遜指出了自由貿易的本質

為證明現實對理論的選擇性，梅俊傑舉出了一個重磅例證，即有一位亨利·馬丁，此人比斯密早75年就在所著《關於東印度貿易的思考》中，提出了深刻而系統的自由貿易思想。然而，雖然當今貿易思想史家承認，“馬丁的分析性貢獻超過斯密”，但馬丁卻被長期埋沒，直到19世紀才被重新發現。原因就在於，他提出理論之時，正是英國立法要嚴格貿易保護之日，所以其自由貿易論形同異端邪説。這個故事讓人更能體會斯密獲得盛名的背後緣由。

梅俊傑更進而談到，在英國需要打造自由貿易和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時，恰恰是斯密理論表述上的走極端和簡單化，包括他對自由貿易幾乎一邊倒的片面性倡導，反而更讓他易於被政客和公眾記住並接受。“説來這很有諷刺意味，但在思想史上也屢見不鮮。”梅俊傑為證明自由貿易實乃英國富強之果而挖出斯密走紅的真正原因，可謂此次講座中第二個顛覆常識的重大觀點。

對今天發展中國家爭取富強的若干啓示

從經濟史這個大實驗室求得真相，最終是要為富國裕民探尋智慧。梅俊傑由此進入抽絲剝繭的第三回合展開論述。在他看來，16-19世紀的英國貿易與經濟史可為我們提供多方面的啓示。

其一，我們不應該再把英國的發展歷程理想化，不要以為英國的現代化屬於所謂“先發”和“內生”型，乃至看不到英國曾經比起一些歐洲大陸國家要落後，看不到它為了改變落後困境曾採用過重商主義性質的一系列人為發展手段。認識到英國在16-18世紀採用過以民族主義、貿易保護、政府幹預、工業扶植為內核的重商主義體制，對於今天發展中國家如何尋求發展是有重要政策意義的。

其二，我們也應該繼續看到英國在19世紀轉向自由體制的必要性和可取性，沒有這樣的體制轉換，英國就不可能迎來日不落帝國的全盛時代。因此，重商體制固然有助於邁入“起飛”性富強的門檻，但“向成熟推進”的富強卻有賴於自由體制。英國的富強歷程説明，無論是總體經濟還是局部產業，在具備了基本的國際競爭力後，都應該及早放棄原先不得已的重商主義扶持，這也是確保成功趕超的關鍵。

其三，英國經濟史早已充分地呈現了一條規律，即一國弱勢時採用保護主義，強大後即行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資格是從保護主義中獲取的；即使在強大之後，當感到自身優勢遭受削弱時，一國又會重拾保護主義。這也證明，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都僅僅是手段，它們交替着或結合着服務於產業發展和國家富強這一目的。這條規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因為在歐美髮達國家歷史與現實的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中，都還可以頻頻看到這條規律的身影。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對英國霸業成功提出了多元隱私

其四，梅俊傑提出，有關英國富強歷程的真相以及對其規律的認識，不妨更多地去參考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等著作中，深刻分析過英國經濟史並對比過其他國家的經濟史，得出了至今可借鑑的諸多結論。特別是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二重性，這種二重性有助於我們思考在“追趕”和“超越”兩個不同階段，應該像英國那樣分別採用不同基調的政策。

最後，梅俊傑強調，有必要跳出貿易政策，從更廣的視野看待國家富強所依賴的因素。他借李斯特的研究列舉了英國富強的一系列相關因素：關税保護、航海條例、商業條約、科技進步、運輸便利、基礎設施、國家實力、代議政體、管理制度、法律保障、專利法規、税制穩定、個人利慾、創業進取、自由勤奮、公正道義、公眾知識、政要智慧、貴族開明、宗教改革、島國環境、國內和平、避難便利、僥倖因素。這些多元因素對於理解今天的發展仍有借鑑意義。

晏智傑和賈根良兩位學者高度肯定梅俊傑觀點的價值，同時補充了自己的見解

通過這場細緻翻檢經濟史的講座，梅俊傑提醒聽眾要悉心“反思自由貿易理論”。自由貿易論固然有很多優點，但作為一個理論架構，它其實並未得到充分嚴格的驗證，如貿然奉之為圭臬難免會弊端橫生而不自覺。晏智傑提出，“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需求才是好的政策，對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都一樣。”賈根良則告誡，美國吸取英國教訓後採取“發達國家貿易保護論”，這對亟需趕超的中國是個挑戰。對於大踏步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中國而言，回望外國和本國的歷史總能獲得有益的啓示，因此，一場由現實問題意識引發的討論必然會產生更多的溢出效應，不會止於一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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