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2019年夏天，在美國駐英大使官邸舉行了一場小型宴會。時任美國駐英大使、商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針對英國退歐做了一段簡短的即興發言。
發言中，伍德先是對英國“莫名其妙地就切斷了跟自己最大貿易伙伴的一切聯繫”表示不解，“什麼樣的國家會幹這種事情？”伍德不客氣地問道。在場的英國賓客們都感到了些許的不適，畢竟在外交場合，一名大使這麼不客氣地抨擊駐任國，實屬不尋常。
伍德問出了這個問題之後，停頓了一下，吊足了在場聽眾的胃口。“我們會這麼幹！我們這麼幹過！美國就會這麼幹！你們做了一件非常美國的事情。你們把信仰託付給了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自由（liberty）。”
特朗普時期出任美國駐英大使的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圖右）/資料圖來自AP
相比他的美國駐英大使頭銜，羅伯特·“伍德”·約翰遜的另一個身份可能更廣為人知，他全名是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是美國醫藥與醫療器械巨頭強生集團創始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一世的曾孫、強生家族巨大財富的第四代繼承人。正如他的曾祖父一樣，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對英美聯盟（Anglo-American Union），塑造一個全球性的霸權秩序表示出了極大熱情。只是相比19世紀中後期那種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今天的人更樂意用“英美特殊關係”來表達這種特殊的紐帶。對其信仰者而言，這種兩國聯手治理天下的美夢，是實現“自由”與“繁榮”的唯一“文明”途徑。
出席了2019年那場宴會的人裏，有一位出生於英國西南小鎮託基（Torquay）的保守黨女議員佩妮·莫當特（Penny Mordaunt）。她後來出版了一本題為《更加偉大：風暴之後的不列顛》的小書。在開頭的序言中，她生動地描述了這次聚會的場景，並評論道：“相較於我們各自的鄰國而言，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共同點要多的多。……儘管我們中間隔着一個大洋，我們的秉性是相通的。”
英國首相約翰遜辭職後，佩妮·莫當特這個名字變得更加出名。作為保守黨接替首相職位的候選人之一，她是諸多候選人中最受保守黨普通黨員歡迎的一位。不過，在剛剛結束的第五輪投票中，莫當特不敵外交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在前四輪均領先的情況下，第五輪被特拉斯反超，獲得105票位居第三，無緣終決選。
今天的觀察家們，通常會用“英美特殊關係”來描述這種紐帶感情。實際上，早在1946年3月開啓全球冷戰對抗的“鐵幕”演講中，丘吉爾便用了“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這個字眼。他強調，“説英語的人民之間那種兄弟般的聯合”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丘吉爾所説的這種充滿殖民帝國種族主義味道的“兄弟”情誼，當時並未引起太多美國方面的共鳴。
約翰遜收到的臨別禮物是議員們湊錢買的丘吉爾回憶錄
畢竟，在二戰之後全球巨大變局的背景下，美國人相信，未來的時代將會是一個“美國世紀”。在這個“美國世紀”裏，與英國分享霸權，並承擔英帝國全球殖民帝國分崩離析的歷史負擔，這絕不是一個合算買賣。戰後的美國，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物質基礎上，似乎都為制霸全球做好了準備。在丘吉爾冷戰演講時，美國塑造戰後全球秩序的工具箱裏，就已經有了一件核心武器，即通過1944年《布萊頓森林協定》確立的美元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有了世界銀行、有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新成立的聯合國也基本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和掌握之下。同時，諸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馬歇爾計劃、關貿總協定（GATT）等在軍事、內政、經貿等方面深度綁定亞歐與美國關係，確立美國在歐亞霸權的工具也基本成型。
如果説，1941年簽署《大西洋憲章》時，美國希望向全球推廣羅斯福“新政”（New Deal）秩序的野心還僅僅停留在“理想”階段的話，那麼隨着日本與德國的戰敗，歐洲其他19世紀霸權國家的衰敗，美國秩序走向全球，在此刻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距離它成為真正的現實還缺少一個更為原始的驅動力——一個強大的敵人。
霸權的世界秩序觀依賴兩個簡單但卻必要的結構力量：理想與敵人。這種二元論的秩序觀通過對敵人的恐慌，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最大規模調動；通過對未來藍圖命定論式的描述，讓人們相信自身所經歷的困境與苦難，都僅僅是“暫時”的。這樣，個體就不僅成為了具有執行能力、可被“操縱”的機器，也可以從這個過程中，獲得“超越自我”的神聖體驗，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最為理想的工具。
隨着二戰結束，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很快便被諸如喬治·凱南等一些期待建設美國全球霸權秩序的戰略家們樹立為“自由和平”的敵人。而來自丘吉爾的鐵幕演講，進一步促成了華盛頓政府的態度。雖然，此時的華盛頓對丘吉爾所希望的英美“兄弟聯合”興趣不大，但鐵幕演講中所描繪的那種包含了西歐國家的“自由世界”聯合，與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美國世紀”理想、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對“西方世界”團結的認識、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威爾(Rexford Tugwell)將羅斯福“新政”推廣至全球的追求，產生了極大共鳴。
雖然，二戰之後的美國無意讓英國通過“英美特殊關係”來搭自己全球霸權擴張的便車，為舊有的以英國為中心的“共榮聯邦”（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全球霸權續命。但是，無論是在亨利·魯斯、克雷斯福德·特格威爾，還是喬治·凱南的全球秩序理想中，英美之間的團結都是這種秩序的核心基石。維繫這一關係的，除了帶有新教情懷的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精神之外，對許多政客而言，是否為這種“特殊關係”賦予實質性內容，則是霸權競爭、消長過程中，以利益為中心的選擇結果。
在1940年法國投降前，當時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還就是否邀請美國參戰一事猶豫不定。就在這一年初，他就向自己的妹妹艾達·張伯倫透露過對美國的不信任。他提到，自己“不想讓美國人為我們戰鬥”，因為美國參戰並取得勝利之後，英國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他的繼任者丘吉爾，雖然在法國投降後非常積極地希望美國加入戰爭，但同樣也不希望英帝國將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與全球貿易的優勢拱手讓給美國。就在這種相互猜忌，但卻難以分離的糾結關係下，英美主導簽訂了1941年《大西洋憲章》，勾勒了戰後以兩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格局。
對於美國而言，這種全球格局可以被“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這個沒什麼歷史負擔的字眼來概括。但對英國而言，“新”的國際秩序則像是20世紀初英國霸權主導下的“英聯邦”的擴展版。因為這種“自由國際主義”提供的秩序理想，幾乎復刻了“共榮聯邦”用“自由”“自治”“平等”“自由貿易”“憲政”等宏大字眼勾勒出的圖景。
從精神本質上來看，無論是19世紀的英帝國、還是20世紀初的“共榮聯邦”亦或1940年代之後的“自由國際主義”，都是同一個資產階級世界帝國的不同外衣。但是，在全球霸權的具體實踐上，這種秩序理想依託的霸權中心隨着二戰的發展，從英國最終轉移到了美國。並且，在此過程中，一個19世紀不憚於用“帝國”來作為驕傲自稱的全球霸權秩序，隨着二戰後民族獨立浪潮、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規模興起，而不得不將自身隱藏在一套更加精細、更具“普遍性”的制度設計之中。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帝國”重新變為對敵人的蔑稱，而“帝國主義”則悄然躲藏在了這套精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設計背後。
在二戰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英國舊帝國霸權的衰落讓不少人相信，帝國時代業已終結。然而，反觀這段歷史，越來越多人也開始發現，現實更像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帝國”中心在進行着轉移，並在這一過程中將自己隱藏在一系列干涉行動、代理人戰爭、經濟援助、貿易協定背後。隨着20世紀末，蘇聯及其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以及舊殖民資本主義帝國形式上的徹底瓦解，完成了中心轉移的霸權開始迅速露出了它的獠牙。對英國而言，盎格魯-美利堅的“特殊關係”又站到了前台，作為精神橋樑，更是作為呼吸機，把垂死英國的生命搭在了美國霸權的機體之上。
1999年，就在科索沃危機的當口，當時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of Chicago）上的講話中，通過頌揚自由干涉主義、美國全球領導權，再次將“英美特殊關係”推到了歷史前台，並將其描繪為全球謀求“民主與人權”鬥爭的錨點。
而對美國來説，二戰之後那些遮遮掩掩用來掩蓋美國全球霸權的國際制度設計，隨着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這一“敵人”的解體而變成了累贅。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者們開始鼓吹一個以“全球化”為名的變革。改革聯合國、謀求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銀行、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獲取更大主導地位等等，都是這一“全球化”包含的訴求。
與此同時，美國的外交智囊們，也開始以“新現實主義”為名，強調一個霸權中心世界秩序的必然性。此時，美國出現的霸權中心秩序觀，更樂意描繪權力間合作維持既有秩序的可能性；強調世界和平秩序必須由霸權或幾個霸權、甚至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來達成。
一個霸權衰落而空出的位置，必然會由另一個霸權來替代。而霸權交替則必然會伴隨着戰爭。雖然美國的新現實主義者們用“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這個術語替代了充滿負面含義的“霸權”，但毫無疑問這種“和平”幾乎就是19世紀歐洲“權力平衡”結構的翻版。和平可以暫時存在於幾個強權國家之間，而在更大世界範圍內，則全然延續着19世紀強權國家宰制其他國家的不平等秩序。而且，在這種霸權平衡的和平秩序中，美國毫無疑問通過其強大軍事實力、美元的霸權地位、以及對市場的操縱能力扮演着“體系中的霸權”角色。而“英美特殊關係”以及以此為中心向G7國家的擴展，則成了這種國際合作機制必不可少的裝點。
2008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這種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秩序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同時，在自由干涉主義名義下，美國在南聯盟、索馬里、伊拉克、阿富汗、敍利亞、利比亞等歐亞非大陸各個角落進行的耗費巨大的軍事行動，也逐漸將美國推上了一條英帝國霸權晚期的道路。與此同時，中國在二戰後既有國際體系內的堅強崛起，也更讓美國對自己一手構建、本以用來隱藏帝國的全球機制產生了強烈不滿。因此，中國也成為霸權者維護全球野心過程中，尋找到的一個新的、但卻截然不同的敵人。
進入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便通過退羣、破壞國際規則等手段，開始試圖重新架設一個穩定的霸權地位。與此同時，作為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全球霸權的“搭便車”者，英國也在這一“英美特殊關係”的奇怪關係中越走越遠。2016年的退歐，雖然顯得有些出人意料，但也不失為這種捆綁關係的合理結果。
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脱離歐盟，雙方進入11個月的過渡期；並於該年底，英歐領導人簽署脱歐貿易協議。資料圖來自AP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歐洲重新回到了戰爭恐慌之下。戰爭就像是歐洲的痼疾，在資本主義全球霸權野心的驅逐下，每隔數十年，便重回大地。英國面對戰爭的積極拱火態度，也更充分地展現出對這個已經衰落的霸權中心國家而言，“英美特殊關係”是它續命的神藥。經由這“英美特殊關係”一種族中心的橋樑，在大西洋彼岸的亞歐大陸的最西端，放下一個“同種同源”、包含“兄弟”情誼的同盟，也是美國為自身霸權續命，維持對歐亞戰略影響的必要手段。這種由霸權本身發展而決定的關係，會因歷史局勢的變遷而在台前幕後不斷出入，但卻永遠不會消失。
與之相比，2022年英國首相約翰遜的辭職，僅僅是一場保守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之後無論是哪位候選人接替首相職位，都不會對既有的局面形成任何有意義的影響。更不會對中英關係的現有形勢，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霸權的特點在於它永遠需要一個敵人。在與敵人的競爭過程中，霸權完成其自身理論普遍性的自我確證。正如鄧小平在1974年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説到的，霸權關係“不是你壓到我，就是我壓倒你”。而恰是這種霸權競爭，為霸權本身“設置了對立面”。在這份講稿的官方英文譯稿中，“對立面”被恰如其分地翻譯為“antithesis”。的確，霸權本身包含了自身的反題。而這個反題，就是“各國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這個解放，不僅包含了形式上的政治獨立，更重要的是在平等互助與獨立自主原則下，完成經濟、文化、社會的徹底解放，從帝國主義的霸權秩序中脱離出來，走出一條屬於亞非拉、屬於被壓迫者真正的自主、互助、平等道路。
霸權的反題是解放，這反應了毛澤東於1970年代形成的“第三世界”認識。在1970年6月19日接見索馬里代表團時，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並提出，“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他們去搞他們的大三角、大四角、大兩角好了。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可以看到，無論是單極、兩極、還是多極平衡的秩序觀，本質上都是“想控制人家的國家”，在強權宰制之下“講平等、講自由”。而就不同意圖謀求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講平等，就不肯讓你們自由、讓我們自由”。毛澤東這種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能走大國沙文主義道路的秩序觀，到了1974年2月會見卡翁達時，更具體地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三個世界”表述。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接見卡翁達。
1970年代的中、美、蘇“大三角”敍事，與今天美國學界與媒體不斷嘗試強加於我們的“中美新冷戰”“修昔底德陷阱”等敍事異曲同工，無外乎是霸權中心主義對反霸權實踐的話語規訓。而從第三世界出發，平等的內涵則更為豐富。它與合作相互並存，包含了謀求發展與建設現代化國家的任務，也傳遞了經濟與文化獨立的訴求，同時還強調了謀求國際之間實質民主秩序的重要意義。
這一系列在第三世界、在全體被霸權壓迫的國家與人民自主反抗進程中展現的訴求與認識，可以用“解放”來概括。這便是對第三世界主權平等觀的準確説明。用萬隆會議的表述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經濟、文化與政治的系統性“去殖民”。霸權力量與霸權格局的消亡，才是人真正自由的到來，也是這種解放的最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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