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張璐）全國政協委員吳浩的戰疫和履職經歷，可以用一長串數字標註：在武漢的51天，他帶領中央指導組社區防控專家組，走遍了13個區、300多個街道、500多個小區、161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梳理了1275條問題和建議，為中央指導組科學研判疫情提供了一手資料。抵鄂第三天，專家組就提出了“小區封閉”管理建議，建議被採納後，有效遏制了疫情在社區的傳播。
在武漢的51天如何度過？未來常態化防控要注意哪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專訪北京市豐台區方莊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主任、中央指導組防控專家、北京市社區衞生首席專家吳浩。
援鄂返京後，吳浩回到北京市豐台區方莊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又開始了忙碌的工作。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談援鄂：梳理1275條問題，條條有對策
新京報：你曾經是抗擊非典的“老兵”？與17年前相比，此次工作有何不同？
吳浩：17年前，我第一批到達非典一線，在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工作。我當時啥也不想，就專心把救治的活兒幹了，是“執行者”。
這次，我作為社區防控專家組負責人帶隊，是決策的“建議者”。建議如果提錯了，不能覆盤，損失會很大，這種壓力是巨大的。所以要有科學精神、充分的現場調研，要用眼睛看，要深思熟慮。這次武漢之行，我瘦了十幾斤。
新京報：你在武漢進行社區防控工作，具體內容有哪些？工作強度大嗎？
吳浩：我們的社區防控小分隊由基層全科醫生、疾控專業技術人員組成。到達武漢第二天起，我們就奔赴13個區，和當地指揮部聯絡員一起實地調研小區、隔離點、養老院等情況。我們發揮了偵察兵、戰鬥員、指揮員的作用，就像中央指導組布在各個區的“眼睛”，不僅要發現問題，也要解決問題，督導當地改正問題。
第一個月的工作節奏尤為緊張，工作到半夜是常事兒。我最晚工作到凌晨4點，當天把“農村和社區防控方案”寫好後，發到中央指導組防控組的羣裏，發現大家也都還沒有睡，還有人對方案提出修改建議。
在武漢的日子裏，我們社區防控專家組梳理了1275條問題，每一條都要提出對策建議，建議一定要可實施。比如我們提出“居家封控”，社區問，小區沒有圍牆怎麼辦？我們就建議用建築物擋板、甚至用汽車、共享單車等交通工具等封住，進行物理硬隔離。
後來我們發現，封閉小區後，慢病病人用藥困難，我們又及時建議採取藥品下沉、代購、家庭醫生跟進諮詢等方法，解決了這些問題。
新京報：2月9日，江岸區率先進行封閉小區管理，隨後推廣至全武漢。專家組提出“封閉小區”的建議出於什麼考慮？
吳浩：這個病非常狡猾，有一些是無症狀感染者，很難鑑別，初期核酸檢測能力有限，所以要採取“封閉小區居家管控”，一方面，健康人居家可以避免被感染，保護易感人羣，另一方面，風險人羣不出來，可以控制住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
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我堅信即使居民有一段時間呆在家裏，也會有基本的物資保障，不會因為暫時停工影響生活。武漢前後動員了4萬多名黨員、機關幹部和5萬多名志願者，參與社區的聯防聯控，形成了1000萬人的物資保障。前期難免出現稍顯混亂的情況，後來捋順之後形成了高效的體系。在此過程中，也感謝武漢人民的巨大付出。
新京報：此次援鄂有哪些體會？
吳浩：我對這幾年我國經濟實力的發展感受很深。武漢封城，打的是“消耗戰”。這也能看出我國工業鏈、製造業的強大。儘管部分工廠暫時停工停產，物資保障也很快就供應上來，這是國力的象徵。同時，互聯網的發展，遠程醫療、無接觸配送、網購、健康碼等也在防控、保供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進入疫情防控新常態，一方面要羣防羣控，另一方面要打“科技戰”。此次疫情初期，核酸檢測試劑盒很快研發生產，但目前檢測需要送到實驗室，需要幾個小時出結果。未來的理想狀態是研發快速檢測試劑盒進行初篩，幾分鐘出結果，並且可以在社區醫院和家裏檢測，為大規模復工復產提供保障。
吳浩獲得武漢漢南區防控指揮部頒發的“白衣衞士”稱號紀念證書。受訪者供圖
談常態化防疫：社區衞生服務中心要“平戰結合”
新京報：此次疫情發生後，有觀點認為應給予疾控中心一定權力，對此你怎麼看？
吳浩：這次公共衞生事件並非疾控沒有權力導致的。疾控部門是專業技術部門，需要給出建議，而不能做成政府部門。
我認為，公共衞生是預防醫學、臨牀醫學和社會的集合體。預防是防範傳染病最好的手段，要和“健康中國”、“健康社區”關聯起來，是整個體系的構建。因此，不是要補“疾控”的短板，而是要補“公共衞生”的短板。
醫療衞生業務部門配備領導幹部時，要分層級配一些相對專業的人。同時，現有的醫療衞生機構要做到“平戰結合”，而非單純增加疾控的編制。否則疫情結束後，人員過多卻沒有等量的工作要做，可能留不住人才。
新京報：包括你在內的專業人士呼籲，常態化疫情防控中，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應發揮重要職能。此次抗擊疫情，社區衞生中心發揮了哪些作用？
吳浩：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是“平戰結合”很好的例子。此次，武漢530個密接隔離點和康復驛站，都是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的人員在工作。北京也培養了大量的流調和核酸採樣工作人員，這些人員同樣來自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他們可以就近對居家隔離人員上門採樣，避免高風險人羣流動。
要用平時的防治實踐，讓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醫務人員有“練兵”的機會，“戰時”才能贏。平時培養他們具有公共衞生應急能力，“戰時”作為“部隊”隨時調用。
公共衞生是多學科構建的體系，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能簡單等同於預防。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人員長期和老百姓打交道，平時做健康教育，也看病人，知道老百姓想什麼。疫情期間，全科醫生髮揮了作用，知道如何動員民眾參與到聯防聯控中。
新京報：未來常態化防疫中，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如何做到“平戰結合”？
吳浩：北京提出，新建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發熱篩查哨點，提高居民基層醫療衞生服務可及性，加強傳染病防控的社區基礎。3月下旬起，上海在117家發熱門診的基礎上，增設182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發熱哨點診室，承擔發熱患者的篩查、登記、轉診、跟蹤等工作。
我認為哨點建設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篩查，二是對篩查排除新冠肺炎的、患普通感冒發熱病人的診治，可以解決大醫院病人集聚的問題，減少交叉感染。小孩子經常感冒發燒，不能都送到兒童醫院治療。
發熱門診是探頭，哨點是監測網和防治點，要織得更密。全國的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都可以將“哨點”建立起來，設立單獨的“診室”進行檢測，作為常態化防疫的舉措。
新京報：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發展是否存在瓶頸？還能從哪些方面加強建設？
吳浩：2009年-2018年期間，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更多強調基本公共衞生，抓醫療抓得少。在百姓看來，醫療才是雪中送炭，公共衞生只是錦上添花，給百姓帶來的即刻“獲得感”少。
其實，公共衞生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居民長期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人員接觸，才能獲得健康諮詢，把健康素養培養起來，使人人有防控意識。防控傳染病，其實也有賴於生活方式的改變，今年春季大家感冒的少了，與科學佩戴口罩不無關係。與其問疫情何時出現拐點，不如關注民眾科學素養的養成。
慢性病也是重大公共衞生問題，通過就近在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看病，不會把小病拖成大病，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2018年開始，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加強醫療方面的建設，但目前軟硬件仍需加強。比如北京2006年設置了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建設標準，10多年過去了，有些“配置”已經滿足不了需求。社區衞生服務中心要建預防保健科，婦保、兒保等要標準化，提供更多服務項目，都是需要房屋的。國家要對“強基層”給予更多支持。
另外，社區醫療機構也需要百姓的理解、信任和認同。行行出狀元，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照樣有一批優秀的醫護人員，要讓他們有職業榮譽感。
吳浩和專家組調研社區防控情況。受訪者供圖
談履職：不斷學習，曾半夜向“老委員”取經
新京報：作為第十三屆“新委員”，請談一談兩年來的感受？
吳浩：我是本屆新委員，2018年第一次參加全國兩會，就作為基層委員走上了“委員通道”，深感責任重大。兩年多來，我積極參與政協活動，努力發聲。我長期在社區和百姓打交道，可以把百姓身邊的事情寫成提案反映上去。
第一年，我的提案是把慢病納入門診報銷，得到國家醫保局的積極回應。去年，我的提案是“把智慧醫療在基層醫療中普及”，相關工作正在推進。
我也在不斷學習如何當好委員。我認為，委員提出問題的同時，一定要給出可執行的建議和方案。
新京報：此次抗擊疫情，你作為委員如何履職？
吳浩：2月初，我就和“老委員”、相關專家一起提出“以縣域為單位分級分類精準防控”的建議，被中央採納。
我和其他委員們經常在“委員羣”探討疫情防控。在武漢，有時候我遇到問題，半夜在羣裏向他們“求助”，醫衞界別委員從各方面幫我出主意。在此過程中，我也學習到很多“老委員”專業嚴謹的精神。
新京報：你今年的關注點是什麼？
吳浩：我們醫衞界別委員正在準備一個共同的提案，關於公共衞生體系的建設問題，把這個問題調研清楚，寫透徹。
新京報：你對今年的兩會有什麼期待？
吳浩：常態化疫情防控、經濟建設和國際關係等是大家都關注的問題，期待通過委員建言獻策，發揮智庫作用，推動國家進步，增強人民福祉。
新京報記者 張璐 協作記者 王嘉寧
編輯 白爽 校對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