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野】
6月26日，澳大利亞發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件：該國情報機關突擊搜查了一名議員的住宅和辦公室，原因是懷疑其“通共”。抬出“國家安全”這柄大刀對付本國政治人物，這在國際政治中已是多年未見，令人彷彿穿越回了冷戰年代——或者説，冷戰最醜惡的一面，已經在這片南方大陸上覆活了。
反華政治迫害升級
6月26日早上6點30分，天剛放亮，12名便衣聯邦特工就在攝像機的拍攝下突襲了新南威爾士州上議會議員肖格特·莫塞爾曼（Shaoquett Moselmane）位於悉尼南部的住所，開始進行大規模搜查。一小時後，六名法醫加入。上午9點，特工們搜查了莫塞爾曼停在家裏的三輛汽車。
在搜查期間，莫塞爾曼的律師趕到，並被允許進入他的家中。媒體還拍到特工們從莫塞爾曼家中拿走了包裹和文件夾。中午時分，莫塞爾曼和律師一起來到他在新南威爾士州議會大廈的辦公室，繼續接受審問。莫塞爾曼僱傭的兼職員工約翰·張（John Zhang）的家和公司也被搜查。
整個過程殺氣騰騰，簡直像是麥卡錫主義還魂。“抄家”行動由澳大利亞總檢察長克里斯蒂安·波特親自授權，由該國情報機構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和澳大利亞聯邦警察（AFP）實施，並首次公開引用了“反外國干預法案”（“foreign interference” legislation），也就是2018年6月通過的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涉）法案》和《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
各家澳媒均對此大書特書。《悉尼先驅晨報》稱這是“ASIO近期歷史上最重要的調查之一”，“如果找到足夠的證據，此次調查最終可能成為澳大利亞、乃至全世界首例：因涉嫌隱瞞中國共產黨密謀影響在職政治家行動而引起的外國干涉罪名的起訴。”換言之，自澳大利亞兩年前通過這一系列法案以來，莫塞爾曼是首個可能因此面臨刑事調查的人。
儘管檢方目前還沒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卻立即對突襲行動表示了支持，強調政府直接參與其中。很明顯，這位總理已經完全把“無罪推定”的神聖原則扔進太平洋了。莫里森説，在實施突襲的前一天晚上，他已經得到了相關簡報。他宣稱，突襲行動本身即表明外國干涉的威脅是“真實的”和“極其嚴重的”，“政府決心確保無人能夠干涉澳大利亞的任何活動”，“我們不會放過任何試圖干預我們的政治體系、我們的能源部門、以及任何外界認為有機會介入的領域的人。”
澳大利亞媒體也陷入了狂歡，各種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充斥版面，比如《澳大利亞人報》的“ASIO追擊中國特工”和《每日電訊報》的“內部敵人”。不出所料，九號傳媒集團旗下的《悉尼先驅晨報》和《時代》叫得最早，也最歡。
可莫塞爾曼到底“犯”了什麼“事”？這些媒體沒有一家能説清。從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到《紐約時報》，從《衞報》到“德國之聲”，他們能舉出來的“罪行”，只有這位議員的一系列友華言論：
2017年，莫塞爾曼在議會演講中稱中國是一個“有着偉大歷史和偉大人民的偉大國家”，表示澳大利亞政府需要與美國保持距離，並聲稱部分媒體“偏執地懷疑”中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背後隱藏着一些黑暗的目的；
2018年，他宣稱“中國需要創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來發揮其潛力”；
今年2月，他在發表在《悉尼先驅晨報》的一篇文章中猛烈抨擊了澳大利亞的反華種族主義；在發佈於社交媒體上的一段視頻中，他稱讚了中國政府處理新冠疫情的舉措。
相信任何一位思維正常、不戴有色眼鏡的讀者，都不會認為這些言論算得上“罪證”。莫塞爾曼1977年從黎巴嫩來到澳大利亞，1995年至2009年間曾四次擔任羅克代爾市市長，2009年進入上議院，成為新南威爾士州議會的第一位穆斯林議員。他是一位熱情的反種族主義活動家，代表着悉尼一個有大量華人的選區，經常參加中國文化活動。多年來，他的友華態度一以貫之。除了“政治獵巫”和“因言獲罪”，實在不知如何描述莫塞爾曼的遭遇。
也許是為了給“言論自由”的招牌稍微挽回一下顏面，澳媒又抬出了他的交往記錄：自2009年進入議會以來，莫塞爾曼曾九次訪問中國，他還是澳大利亞上海人協會（Australian Shanghainese Association）的名譽主席和澳大利亞華人協會的成員。然而澳大利亞有120萬華裔，這樣的訪問和會員身份對一位議員來説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他們還揪着莫塞爾曼的兼職員工約翰·張不放，聲稱後者曾參加過中國僑辦舉辦的一個宣傳培訓課程。可英國《每日郵報》表示，張其實只是一名太陽鏡銷售員。
好吧，也許澳大利亞只是想演示一下什麼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被調查的議員肖格特·莫塞爾曼 澳大利亞電視節目《60分鐘》截圖
任何人都可能被打上“外國特務”標籤
只消看一眼澳大利亞從上到下的全套政治表演，就知道莫塞爾曼的案子恐怕不會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來進行。退一萬步講，即使法官真的想“秉公執法”，他所需要遵循的也是實打實的“惡法”。連《紐約時報》都承認：
“給予授權的新法律擴大了間諜活動（espionage）的定義……當局將調查北京策劃的秘密行動或代理人是否曾試圖影響澳大利亞政客或他們的員工，如果他們影響了，當事人又是否意識到了中國政府的企圖。”
什麼叫“影響”？又怎麼定義“秘密行動”和“代理人”？法案一概沒提。他們唯一規定的是（按照《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那刻意含糊的措辭），任何可能與“外國”組織（包括國際組織）合作的人都必須在澳大利亞政府註冊，政府可以將這些信息移交給情報機構或者作為證據起訴。任何未進行登記的人都可能被控違反《間諜活動及外國干涉法》，最高可判處20年監禁，罪名是“暗中”（covertly）與海外團體或個人合作以尋求政治變革。
這個罪名很明顯就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只要堪培拉願意，今後任何親華、友華的聲音都可能被打上“外國特務”的標籤，面臨牢獄之災。不僅如此，舉報者、反戰者，或是任何對澳大利亞的親美政策不滿的人，都可能被因此定罪——如果是俄羅斯或者其他什麼國家通過這樣的法律，肯定會被西方媒體鋪天蓋地的“反民主”噴得體無完膚。
2018年，這些法案在莫里森的前任馬爾科姆·特恩布爾推動下匆匆通過議會，連公開辯論都沒有舉行。如此特事特辦，要麼是做賊心虛，要麼就是有真正的外部勢力施壓，容不得拖延。2019年12月，堪培拉宣佈撥款9000萬美元在ASIO內建立一個“外國干涉威脅評估中心”。今年2月，ASIO總長邁克·伯吉斯罕見地發表公開講話，聲稱澳大利亞面臨着來自“間諜活動和外國干涉”的“前所未有的威脅”，誓言要加強ASIO在這方面的行動，包括“積極支持”根據《外國干涉法》提起公訴。
“從新法案出台的那一刻起，我就預料到我們的情報機構會尋找一個案例來檢驗這些法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是的，就是那家反華“急先鋒”）的執行主任彼得·詹寧斯對《紐約時報》表示，該報還此地無銀地將其標為“無黨派智庫”。詹寧斯還暗示説，“這可能是眾多調查之一”。
澳大利亞或已鐵心反華
近幾年來，澳大利亞一直在沒完沒了地炒作所謂的“中國間諜案”，2017年12月，工黨議員薩姆·達斯提亞里就因此被迫辭職；2019年2月，澳大利亞還取消了一名香港商人的永久居留權。至於其他子虛烏有、死無對證的“指控”，更是數不勝數。今年6月19日，莫里森和他的部長們剛剛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指責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了“網絡攻擊”和網絡“虛假信息”行動。雖然從頭到尾都沒有拿出過任何證據，但堪培拉顯然深諳“謊言千遍便成真”之道。
澳大利亞媒體也在格外積極地配合政府，眾口一詞地大書特書所謂的“中國間諜”，無所不用其極地描繪一幅“中國接管澳大利亞”的恐怖畫面。新冠疫情爆發後，他們的攻擊更是變本加厲：2月，澳大利亞銷量最大的報紙之一《先驅太陽報》將新冠病毒形容為“中國病毒”；4月，在莫塞爾曼讚揚了中國對疫情的應對後，《悉尼每日電訊報》專欄作家蒂姆·布萊爾寫道：“吃蝙蝠去吧，朋友”。
“這些並不是澳大利亞媒體對中國充滿敵意的報道的孤立例子。”澳大利亞律師聯盟發言人格雷格·巴恩斯在香港《南華早報》上寫道，“公平地説，兩大傳媒集團——九頻道和默多克旗下的新聞集團報紙，例如《先驅太陽報》和《悉尼每日電訊報》——在大多數問題上都無情地敵視中國。就連政府的廣播公司——ABC也被‘中國威脅’所吸引。”
在這些輿論戰的狂轟濫炸下，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的印象在所難免地變差了。另一家活躍的智庫羅伊研究所6月24日公佈的民調數字顯示，只有23％的受訪者説他們“多少或很大程度上信任”中國會在世界上負責任地行事，降至歷史新低；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説，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關係比與中國的更重要；94％認為政府應該尋找其他市場，這樣澳大利亞就可以“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西澳大利亞大學高級名譽研究員格雷格·麥卡錫認為，羅伊的民調僅僅反映了澳大利亞公眾對媒體所反映的問題的看法。他對《南華早報》表示：“鑑於過去12個月澳大利亞媒體一直對中國持高度批評態度，那麼23％的信任度，正反映了人們在媒體上看到和閲讀的內容。”
諷刺的是，這些“正氣凜然”的媒體，這個“決心確保無人能夠干涉澳大利亞的任何活動”的政府，卻對最真實、最嚴重、最赤裸裸地干涉澳大利亞政治的黑手——美國保持沉默。華盛頓至少參與推翻了兩任澳大利亞總理：朱利安?阿桑奇在維基解密上公佈的揭秘文件證明，美國正是陸克文2010年因黨內政變下台的幕後黑手；2014年3月，前美國情報承包商克里斯托弗·博伊斯也在接受ABC採訪時披露，早在1975年，中情局就用類似手段推翻了高夫·惠特拉姆政府，2010年不過是如法炮製。惠特拉姆和陸克文都不是澳美同盟的反對者，但美國政府嫌他們在履行同盟義務方面不夠可靠。
也許是意識到了這些，如今的澳大利亞工黨在“對美忠誠”方面不敢打一絲一毫的折扣，莫塞爾曼被調查後，該黨的“飛速切割”就證明了這一點。新南威爾士州工黨迅速暫停了莫塞爾曼的黨員資格、動議禁止他出席議會，並希望他儘快主動請辭；工黨影子總檢察長馬克?德雷福斯稱，外國干預是“一個真實的、日益嚴重的威脅，我們非常重視”；今年4月莫塞爾曼讚揚中國後，前陸克文政府的部長斯蒂芬·康羅伊稱他“絕對是工黨的恥辱”，並表示“他竟仍在議會任職，這令人震驚”。2018年的《外國干涉法》是由自由黨-國家黨政府提出的，但作為反對黨的工黨全力支持。
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顯然更加賣力。今年2月，澳大利亞政府宣佈追加11億美元升級位於澳大利亞北部的廷達爾空軍基地，以供美國戰略轟炸機入駐。3月，在華盛頓的“五眼聯盟”峯會上，澳大利亞政府和另外四國一道要求科技公司交出加密破解能力，並公佈法案，擴大了美國情報機構獲取澳大利亞情報部門截獲的數據的權限。此外，6月初，澳大利亞和印度還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並就“印度-太平洋海上合作的共同願景”發表了聯合聲明。
所有這些都證明，澳大利亞（而不僅是本屆莫里森政府）已經做出了政治決斷，鐵了心將自己拴在了美澳同盟的戰車上，哪怕犧牲經濟利益也在所不惜。在經貿、社會、文化等領域沒有太多對華反制手段的澳大利亞，便選擇了“國家安全”這張屢試不爽的牌，導致中澳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這個“恐華症”晚期的國家已經圖窮匕見，未來肯定會使出更多、更粗暴、更下流的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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