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稱為中國版的唐頓大小姐，是民國最後一位名媛，生於富裕之家，卻接連遭遇坎坷，被命運捉弄。
喪夫之痛，喪女之苦，被捕入獄……她一生的遭遇讓世人唏噓感慨。
時光垂垂老矣，她的銀髮已顯露歲月的滄桑，卻依然精緻的令人動容，一襲華麗的旗袍，彎眉伴着紅唇，端莊又不失優雅。
無論生活賦予她怎樣的定義，她明鏡的雙眸仍舊熠熠生輝，閃爍着從容不迫的自信。
彷彿在那一瞬間，讓人明白什麼叫氣質，什麼叫年華不減絕代之美。
她是民國女作家鄭念。
她用一生來證明：優雅高貴的女人，從未放棄自己追求生活的品質。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28日出生於北京，父親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家世極為顯赫。
當時的她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因氣質優雅，相貌出眾被選為《北洋畫報》的封面女郎，一時間風光無限，用現在的話來講，她就是名副其實的白富美。
這樣一個優秀的女子，自然吸引了大批公子哥的追求，可她卻選擇了拒絕，這些紈絝子弟的習氣，在她眼裏顯得不屑一顧。
此時的鄭念已有未完成的人生理想，她淡泊這些身外之物，從而篤定未來。
1930年，年僅15歲的鄭念留學英國，孤身一人漂泊海外，在這裏她認識了自己後半生的伴侶鄭康琪。
鄭康琪同為留英的中國學子，正在攻讀博士學位，青年才俊，樣貌出眾。
他對鄭念一見傾心，而鄭唸對眼前這個俊郎少年也很是滿意，一來二去兩人很快便墜入了愛河。
起初這場戀情因門不當户不對而遭到了鄭念父母的強烈反對。
可鄭念個性固執有主見，她敢為愛拋開一切，一心要嫁給鄭康琪。對於女兒的痴心絕對，父母也無可奈何，只能應允。
就這樣，兩人滿心歡喜的在一起，小兩口更是將日子過的有滋有味，你濃我濃。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夫婦倆學成歸國，但此時國內一片混亂，局勢動盪不安。
為了躲避炮火連天的戰爭，夫妻二人無奈之下又前往重慶，鄭康琪隨後進入外交部，並被派駐澳洲長達7年之久，而鄭念則一直不離不棄的陪伴在丈夫身邊。
1942年，他們有了愛的結晶，女兒鄭梅平出生。
在烽火硝煙的戰爭年代，幸福屬實來之不易，一家三口在澳洲度過了安靜又美好的漫長歲月。
1949年新中國成立，鄭念夫妻倆選擇回國，並定居在了上海這座城市，當時他們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幢三層小洋樓內。
室外的蔭柳低低垂落，遮擋住了時代的半片喧囂，當陣陣晚風襲來，吹過竹簾，讓人感到絲絲愜意。
她的一位朋友説：
“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
對於解放初期的上海來説，擁有這種生活水準的人家，的確是屈指可數。
那段時光，或許是她一生都難以忘懷的。
精明能幹的丈夫，可愛懂事的女兒，精緻優越的物質條件……
一切的一切都那麼完美，若能長長久久該有多好！
可人生就是一場未知的旅程，前方有光明，也有黑暗，沒人會知道自己下一站的風景將會怎樣。
1957年，丈夫身患癌症，離開了人世。
至此，為了紀念過世的丈夫，她特意將原名姚念媛改為了鄭念，意為思念。
丈夫的去世並沒有擊垮鄭念，不久後她便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一職。
她積極向上，努力的工作，認真的生活。
喜歡品茶讀書，彈琴作畫，經常邀請朋友來家中一起吟詩作對，暢談人生之旅；
喜歡研究古玩，便在家中陳設明清時期的古董瓷器，觀賞之餘，純化境界；
喜歡聽聽老曲，看看電影，就和女兒一起聊天解悶，探討琢磨；
……
一念之轉，天上人間。
她從未向命運低頭，即使殘垣斷壁也要將生活過的酣暢淋漓。
正如鄭念所説：“我為了這個家，真是煞費苦心，力求讓它成為我們母女倆一個温馨舒適的安樂窩。”
可生活對鄭念絲毫沒有憐憫之意，隨之而來的是命運對她的種種考驗，她猶如塵煙灰燼一樣被吹的無力招架。
這一天兩個打着“文化”和“批判”口號的不速之客闖進了鄭家大門。
十年文革來了，誰都不曾逃脱過，同樣也包括鄭念。由於她有英國留學生的身份，又在外企工作過，因此淪為了被懷疑，被迫害的重點對象。
一時間腥風血雨，紅衞軍很快便抄了她的家，把她打為階下囚，被關進了監獄，成為編號1806囚犯。
鄭念長達7年的牢獄之災開始了。
監獄裏陰冷又潮濕，牆壁上泛出的水漬伴着發黴的惡臭終日圍困着她，被鏽蝕的鐵柵欄將她的世界圍繞的死死的。
真是應了那句話：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她獨自一人面對着監獄裏的謾罵威脅，嚴刑拷打，逼迫她承認自己是“英國間諜”的罪行，可堅強的鄭念絲毫不曾畏懼退縮。
她咬緊牙關，頂着巨大壓力，無論是痛徹心扉的絕望還是無人問津的孤寂，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虐待下，鄭念都堅守着自己的清白。
正如她所言：如果我承認自己是間諜，這個案子結了，但以後誰來恢復我的名譽呢？
這種空穴來風的侮辱是靈魂的毀滅，是人格的踐踏，被玷污的精神世界又怎能頃刻間恢復往日的平靜。
泰戈爾説過的：
“苦難如同死亡，是人生中必然會降臨的節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站起來的勇氣，笑對苦難，完成生命的華麗轉身。”
為了不被逆境中的挫折所打敗，她每天都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狀態，借掃帚打掃屋子，用廢舊的報紙貼滿發黴的牆壁，積攢下的水擦拭灰塵……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即使風吹亂了頭髮，也要重新將它梳理好；即使油漬沾滿衣襟，也要將它清洗乾淨。
在那個磨滅人性的悲慘年代，面對着幽禁的牢獄生活，不少人都選擇了向命運投降，唯有鄭念堅守着內心的執着。
餘秋雨曾在《山居筆記》中寫過這樣一句話：
“最讓人心動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或許就是鄭念這個樣子吧。
1973年，鄭念被無罪釋放。
她終於重見天日，走出看守所，以為可以見到久違的女兒。不曾想到，鄭梅萍已經在多年前被折磨致死。
在獄中受盡凌辱的她沒留過一滴淚，卻因失去女兒而嚎啕大哭：
我竭盡全力，為了生存而付出的種種代價和磨難，瞬間失去了意義。我只覺得四周一片茫然，似乎一下子全給掏空了。
有人以為她這下子被打垮了，但無論命運如何擺佈，她依然倔強如剛。
1980年，她離開這個深深眷戀，而又帶給她傷痕累累的國度。帶着失望與落寞從上海來到加拿大渥太華，隨後輾轉定居於華盛頓。
後來她在《上海生死劫》中寫到：
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
她中年喪夫，老年喪女，“文革”期間兄妹反目，如今自己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此情此景，欲説還休。孤身一人來到美國，對於這個老人來説，命運何其不公。
鄭唸的強大，就在於面對任何絕境，她從來不向命運屈服。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對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進行了白描和剖析。
這本以“鄭念”為筆名的暢銷書，主要以紀念亡夫和女兒。譯者程乃珊在華盛頓見到她，仍不住感嘆：
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霜侵蝕，目光仍明亮敏鋭，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着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經歷半世浮沉，她的笑容卻永遠乾淨温和，沒有任何戾氣與哀怨。
晚年，她把自己的優厚稿費自助中國留學生。雖然生活富足，但她時刻得面對孤獨這個敵人，如影隨形。
“在美國，一個老年人，沒有家、沒有孩子、沒有親人，是很苦很苦的。”
2009年，已經94歲高齡的她安詳地離開了人世。
在鄭念逝世後，人們紛紛贊其為“最後一個貴族”“最後一個名媛”。她，當得起這樣的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