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陣子，中方接連發布有關赴澳大利亞的警告，讓一些澳大利亞人感到有些“受傷”，埋怨中方此舉是針對澳大利亞。
赴澳警告中提到的“歧視”到底有沒有實錘？關於這個問題，澳大利亞政客們心裏應該最清楚。並且，中澳關係走到這一步，又何止是因為種族歧視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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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大流行開始，已經報告了400例針對華人的襲擊。”
在中國文化和旅遊部5日發佈公告，提醒中國公民留意澳國內日益增多的針對華人和亞裔的種族歧視、避免赴澳後，正在澳大利亞貿易和旅遊部長西蒙·伯明翰強調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和移民社會”，宣稱中國政府有關澳國內日益增多的種族歧視“沒有事實依據”時，澳大利亞當地媒體《悉尼先驅晨報》刊登的一篇報道的標題這樣寫道。
澳大利亞貿易和旅遊部長西蒙·伯明翰
“這項調查始於4月2日，並將於本月完成。迄今為止已經記錄了386起種族主義事件，包括虐待、人身恐嚇和吐痰。調查還發現，大約九成的種族主義事件沒有上報警察。”作者馬克斯·科斯洛夫斯基寫道，“正當聯邦議員們指責中國政府散佈分裂言論之時，這些數字促使人們要求聯邦政府更好地追蹤種族主義。”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來，澳大利亞國內針對華人乃至亞裔的不公正待遇層出不窮，似乎“多虧了”近來屢屢充當美國急先鋒、試圖在疫情期間與中國保持“社交距離”的澳大利亞政府帶了個“好頭”。
2019年8月，王毅在泰國曼谷會見澳大利亞外長佩恩。外交部官網圖
1月底，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就同澳大利亞外長佩恩就新冠疫情問題和應對策略開誠佈公地進行了交流。但扭過頭來，澳大利亞政府就積極響應美方提出的繞開世衞組織成立專項調查工作小組徹查病毒源頭的主張，極力遊説德國、法國、新西蘭等，力爭要在所謂的“獨立調查”中發揮領導作用。更別提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澳大利亞政客那些針對中國的言論了。
不只是新冠疫情，在中國頒佈《國安法》等事件上，澳大利亞也屢屢站在美國一邊，試圖扮演“全球交警”的角色。
但即便如此，澳大利亞偏偏還是要給自己加戲，裝扮成“中國霸凌”的受害者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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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就像在生活中一樣，一旦發現自己掉進坑裏，最好停止挖坑。”
對於莫里森政府這半年來的所作所為，澳大利亞樂卓博大學大學客座教授託尼·沃克這樣寫道。在他看來，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門被邊緣化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莫里森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沒有章法且不穩定，讓一羣“拼湊起來的反華後座議員們得以趁機作亂”。
但澳大利亞事實上也並不願真的與中國始終保持“社交距離”。
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這些年裏，兩國彼此深刻依賴，而澳大利亞並非“中國霸凌”的受害者，相反嚐到了不少甜頭。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中國購買了澳大利亞出口的大量優質鐵礦石，而澳大利亞則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中國內地在澳的留學生始終是澳大利亞國際學生中的主力軍，人數比位列第二的印度還要高出近一倍，佔比達37.3%，去年為澳大利亞的第四大外匯收入來源國際教育收入的380億澳元“貢獻”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經濟上依靠中國，是澳大利亞不得不承認的現實。跟隨美國，甚至徹底站到美國一邊、與中國脱鈎，對澳大利亞而言顯然也是不現實的。
在託尼·沃克眼裏，在美國遏華的這部大戲裏，澳大利亞扮演的不過是一個小角色。“在6月2日接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電話，邀請他參加G7於9月份在戴維營聚會的邀請時，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對我們有什麼幫助？’”他提醒莫里森政府，特朗普提議的並非讓澳大利亞加入G7，而是參與；G7始終是G7，不會變成G11，最多不過成為G7 。“批評中國的理由有很多”，但鑑於中澳關係已經十分脆弱，莫里森應當再三思量“是否有必要繼續冒犯中國”，託尼·沃克説道。
莫里森（左）和特朗普
至於如何出坑，託尼·沃克認為澳大利亞政府需要跳出所謂的“中國霸凌”的思維模式，多信任真正瞭解中國的顧問，重新制定明確的對華政策，界定澳大利亞在本地區的自身利益，停止給自己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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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在經歷了2007年至2017年雙邊關係高速發展之後的近幾年裏，澳大利亞給自己挖了不少坑，緊跟美國，指責中國干涉內政，在印太戰略上積極主動、與印度越走越近，挑刺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州“擅自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
但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中國南海研究院世界海軍研究中心研究員師小芹強調，僅僅從這些表現就認定澳大利亞是美國的“爪牙”“副警長”、為美國“火中取栗”並不合適。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時而激進、不友好的舉措，似乎與中澳彼此間高度依賴的經濟聯繫不協調，但我們需要看到澳大利亞“內心的糾結”。
身處亞洲地區，卻秉持着西方國家的認同，這一特殊的身份認同令澳大利亞在面對整個亞洲地區的戰略形勢變化時，天然地要比其他國家更加敏感和焦慮，成為一個對華政策反應極具代表性的國家。中國的快速崛起會對許多利益相關者帶來影響。師小芹表示，出於安全上的緊張和對華經濟依賴的焦慮，以及整個地區戰略形勢的飛速變化，澳大利亞近年來一直在尋找和調整自身的政策定位，既希望與中國搞好關係，又敏感於大國對待它的態度。也正因為如此，關於如何對待中國、如何在中美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澳大利亞國內也分歧嚴重、持續激烈辯論。
就在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對中方留學預警中提到的“種族歧視”矢口否認，甚至爆粗口時，維多利亞州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堅定地站在了中方一邊，明確表示正打算與中國簽署一項價值1.5億澳元的全球基礎設施項目協議，繼續“與中國加強聯繫”、推進“一帶一路”合作。
當然，也有政府高官慌忙“補救”。畢竟，留學、旅遊牽扯到經濟，澳大利亞人的身體還是誠實的，表示澳大利亞願意與中方對話，但又“甩鍋”中國，宣稱是中國關上了對話的大門。
師小芹認為，澳大利亞的心態和政策調整必然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需要了解澳大利亞以及這一類國家的心路歷程。“世界是變化的，我們的夥伴也在變化。對於它們的變化，我們應當有理性和穩重的心態，給予彼此時間相互塑造。”師小芹説道，“面對變化了的外部環境和中國國家利益，我們也應當保持敏感，思考如何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以一種更成熟的心態處理好與這些新興重要夥伴的關係。”
（文中圖片東方IC）
撰稿 深海三文魚
責編 杜雨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