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嫖宿幼女罪，能否廢除還要看全國人大？嫖宿幼女罪能否廢除還要看全國人大
有關嫖宿幼女罪的存廢問題這些年一直是社會爭議的焦點，從“陝西省略陽縣4男子強姦12歲少女案”到“貴州習水公職人員嫖宿幼女案”，公眾從對這些罪犯進行譴責進而反思這一罪名立法本身是否合理，這體現了公眾對於法律理性的認識。
取消嫖宿幼女罪 能否廢除還要看全國人大？
然而，“完全贊成”，這一出現在最高法給人大代表答覆文本中的措辭，還是令人有些意外。此前圍繞嫖宿幼女罪的幾輪爭議，最高法乃至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公開表態，均是“成立調研組”、“正在調研”云云。
“嫖宿幼女罪”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刑法》所設立的罪名，如果要廢除，也不能僅憑最高法院的文件或者司法解釋廢除，而必須通過立法修正的形式加以廢除。不過，最高法院可以在限制這一罪名的適用上有所作為，事實上，最高法院也作出了相應的努力。
從爭議中也不難看出該罪名在現行《刑法》中的尷尬處境
按照最高法的答覆，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雖然對被告人進行了處罰，但也認可了幼女“賣淫女”的身份，這一標籤是對幼女的侮辱。此答覆送達人大代表的時間為今年7月份，在10月底，最高法還聯合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重申了“最高限度保護、最低限度容忍”的原則。
回到立法細節本身，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在於，強姦罪等性侵犯罪所歸屬的刑法章節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部，而嫖宿幼女罪所在的章節卻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罪名下。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不同位置、分佈，集中反映出立法所保護的法益區別。從此視角出發來探討嫖宿幼女罪的存廢，顯然更可以窺見該罪名在現行《刑法》中的尷尬處境。
嫖宿幼女罪爭論本質上是社會情緒放大在法律問題
官場的腐敗與底層生活的艱難，使得任何一起偶發的個案都會轉化成對現行法律的聲討，畢竟談論法律存廢會相對安全些。這樣，事實上等於法律本身的問題被放大了。
頻繁爆發的性侵幼女案讓公眾將矛頭指向了嫖宿幼女罪
嫖宿幼女罪爭議得以展開的起點，事實上並非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體適用等專業問題，而是基於各地頻頻爆出的官員性侵幼女案件，嫖宿幼女罪被公眾認為在個案中成了官員尋求罪輕判決的法律後門。對司法公正的憂慮，對個案判決的不滿，憤怒且無助的人羣，轉身發現了嫖宿幼女罪在立法邏輯中的問題。
而罪名中的“嫖宿”字眼也確實不妥
坦率地説，“嫖宿”兩字確實不好，首先“嫖”字的口語化過重，不是法律語言，有將幼女視同職業性工作者之意;其次“宿”字也容易讓人誤解，似乎只有所謂的“過夜”才能構成犯罪。
“嫖宿幼女罪”的罪名錶述上，“嫖宿”一詞所帶來的超出法律用語層面的更多負面意義，加深了公眾的不滿。正如最高法在給人大代表孫曉梅的答覆中所談到的，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對幼女進行了不當的道德評判，往往容易給幼女及其家庭帶來嚴重的精神傷害。對罪名稱謂本身的不滿，以及在可能的最高量刑上對司法寬貸權力、財富人士的擔憂，混合在一起構成了公眾憂慮的主體。
並且很多人認為嫖宿幼女罪量刑過輕
嫖宿幼女罪的設立亦曾一度被認為是加大了對幼女的保護力度。其論據也在此後的嫖宿幼女罪存廢爭議中頻繁出現，亦即嫖宿幼女罪的起刑點比強姦罪還要高，前者的起刑點為5年，而後者只有3年。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則更多地着眼於嫖宿幼女罪與強姦罪在最高刑上的區別，前者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排除了死刑的適用，而強姦罪頂格刑罰則可能會有死刑。
廢除嫖宿幼女罪就萬事大吉嗎?
即使嫖宿幼女罪被廢除後，其他法律適用的問題，乃至公眾對司法公正、個案正義上的憂慮，依然會存在。
在現行《刑法》體系下，強姦罪未必比嫖宿幼女罪判得更重
刑罰規定一般強姦的處三到十年，而嫖宿幼女的量刑是五到十年，兩者之間差別不大。就一人一次的通常情形來説，嫖宿幼女罪的處刑還要更重一些。比如根據上海高院制定的量刑意見，強姦婦女一人的量刑是3到4年，對象是幼女的量刑4到5年。儘管強姦罪符合加重處罰情節的最高可處死刑，但是嫖宿幼女造成嚴重後果的，應該也可以適用諸如故意傷害或者殺人的罪名。
取消嫖宿幼女罪 能否廢除還要看全國人大？
媒體和公眾產生誤區的一個原因是對法條的解讀錯誤，把法律中的“從重”和“加重”兩個詞搞混。中國法律規定的強姦罪中，“姦淫幼女者，從重處罰”中的“從重”二字，意思是指在法定刑(3年-10年)內從重處罰，也就説普通的強姦幼女案，最高只判10年。而關於十年以上，無期或死刑的規定，則是需要有法定的“加重”情形，他們分別是：(一)強姦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如拍裸照，手段殘忍等，法官有一定的裁量權);(二)強姦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指三人以上(含三人));(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姦婦女的;(四)二人以上輪姦的;(五)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況且，刑罰的威懾力不在於刑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刑罰的不可避免性
當然，還有很多人主張修改現今的法律，嚴懲性侵幼女的行為。可是，刑法學理論的開創者之一貝卡利亞曾説過：“刑罰的威懾力不在於刑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刑罰的不可避免性。”如果真要廢除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就要同時加強對姦淫幼女罪的“從重”和“加重”情節的修改，之前的立法邏輯就要重新調整，是否符合罪行相適應的原則，是否能有效打擊罪犯和制止犯罪，都要經過嚴密論證。
美國學者兼聯邦法官波斯納在其著作《性與理性》中，曾經提及強姦罪重刑化可能帶來的後果，研究顯示，加重對強姦犯罪的刑罰會直接導致強姦後滅口案件的增加。這一結論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強姦案中最重要的證據，都留在被害人身上，為了逃避懲罰，銷燬證據一直是最為簡單有效的反偵查措施。嫖宿幼女現象的存在，既是官場倫理崩塌的結果，也與幼女所處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環境相關，一味加重刑罰，無異於飲鴆止渴。
即使廢除嫖宿幼女罪，保護幼女仍有許多未盡的工作
即便在不遠的將來，嫖宿幼女罪被廢止，從刑法視角出發的對未成年人(尤其是幼女)的保護，依然會有很多未盡的工作。
2013年10月，多部門《關於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中，規定“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與自己發生性關係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係的，均以強姦罪論處”，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嫖宿幼女罪的實施空間。但與此同時，《意見》在認定幼女時新增一個年齡檔位，突破以往不滿14週歲的未成年女性被認定為幼女的標準，對“已滿12週歲不滿14週歲被害人”，給出了“身體發育狀況、言談舉止、衣着特徵、生活作息規律”等主觀判斷性質的辨識空間。而此前，刑法界多主張不能撇開年齡，以是否發育成熟為標準作為是否幼女判斷。廢除嫖宿幼女罪之後，對“已滿12週歲不滿14週歲被害人”的幼女認定，會否成為另一個公眾憂慮的焦點，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