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老漂族”
老人們迫於不同的形勢，從全國不同的地方來到北京，説着不同的方言，從事着相同的“工作”，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隨着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城市，在他們的子女出生後，他們的父母也紛紛來到城市，幫着照料孩子和家庭。這些跟隨子女從外省市的農村或城鎮到現居住地短期或者長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異鄉老年人，被稱為“老漂族”。
老人。(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專家認為， 城市“老漂族”的存在反映出家庭養老的合理性以及家庭育幼的必要性。老年人要走出家門，融入社區活動，暫將他鄉做家鄉，豐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出了小區大門左拐，過一個紅綠燈，下一個路口有家小賣部，在小賣部那左拐，然後一直往前走就是小公園；而去超市則出門右拐，衚衕口再右拐，過兩個紅綠燈……”
每次出門，張苗珍(化名)都要在心裏暗暗告訴自己。
今年62歲的張苗珍不識字，來北京之前，很少出自己的村子，去最遠的地方是縣城。幾年前，為了幫女兒帶孩子，她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
“北京的太陽每天都從北邊升起。”張苗珍常跟人開玩笑説。剛來北京，她在公交車上暈的一塌糊塗，一個多小時後下車時，雖然努力回憶老家房子的方位來確認方向，但每次都是錯的。以後她慢慢習慣了用左和右來辨別方向……
和很多從老家來到北京的老人一樣，她要適應的東西還有很多。
隨着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城市，在他們的子女出生後，父母也紛紛來到城市，幫着照料孩子和家庭。這些跟隨子女從外省市的農村或城鎮到現居住地短期或者長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異鄉老年人，被稱為“老漂族”。
“城市‘老漂族’不斷壯大是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同時也帶有二元結構和户籍區隔的特點，就是人户分離。城市‘老漂族’的存在反映出家庭養老的合理性以及家庭育幼的必要性。”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採訪時表示。
閨女的求助
不用鬧鐘，每天早晨6點左右，張苗珍就自動醒來。聽女兒房間有小外孫吭哧吭哧的聲音，看女兒房間的門開着，她便輕輕進去抱起孩子來到廚房，把孩子放在小推車上，然後開始做早飯。
早飯比較簡單，熬粥，炒一個菜。7點鐘準時叫醒外孫女。外孫女剛上小學，每次起牀都很磨蹭。她一開始還很耐心地哄她，但隨着鐘錶的分針慢慢移動，她便失去耐心大聲嘮叨起來，7歲的外孫女悻悻起牀……女兒、女婿也起牀了，匆匆吃完早飯上班，順便把女兒送到學校。
然後，張苗珍給剛剛半歲的外孫子手裏塞了一件玩具，邊收拾碗筷邊留意外孫的安全。收拾得差不多了，外孫子自己玩的已經很不耐煩了，張着手要抱，嘴裏亂叫着。張苗珍一邊哄孩子説“好了好了”，一邊匆忙往奶瓶裏裝上熱水、帶上孩子的零食、擦手用的濕紙巾、備用的紙尿褲等，準備帶外孫子去公園玩。
幾年前，女兒剛生下外孫女，打電話希望她來幫忙坐月子。那個時候老家還正值農忙，張苗珍本能的拒絕，讓閨女請婆婆去幫忙。但放下電話，張苗珍覺得心裏不是滋味：閨女工作之後叫我去北京旅遊，我高高興興地去了，現在閨女叫我去幫忙，我怎麼能不去呢？於是連忙又回電話給女兒，改了口。來的時候帶了幾十個柴雞蛋，那時候她自己養了十來只雞。
就這樣，她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開始了“老漂”生活。
遊本菊(化名)是退休之後來北京幫兒子帶孩子的。一開始不想來，因為退休生活還沒好好享受呢，但聽兒子在電話裏説得可憐，媳婦天天因為孩子和自己吵架，就答應過來帶一段時間，但一來就走不掉了。兒子、兒媳婦工作忙，每天早上7點左右出門，晚上七八點才回家。回家之後吃飯、輔導孩子寫作業、洗澡、睡覺……母子之間只有晚飯桌上才能説上幾句話。
陳喜梅(化名)有5個孩子，5個孩子大學畢業後都在不同的城市上班。她幫在洛陽工作的大兒子帶大了孫子，又幫在鄭州工作的大女兒帶大了外孫子，然後發誓説以後誰再生孩子也不帶了。
但去年，在北京工作的小女兒又懷了二胎。在女兒臨產前一個月，不放心的陳喜梅還是和老伴兒告別，買了一張火車票來了北京。如今，小外孫女已經快一歲了，女兒工作忙，她也開不了口説回家。不久前，還把老伴從老家叫來北京。
老人們迫於不同的形勢，從全國不同的地方來到北京，説着不同的方言，從事着相同的“工作”，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國家衞計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我國流動老人將近1800萬，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老人比例高達43%。
帶娃的辛勞
工作日的白天，張苗珍要獨自承擔起帶外孫子的責任。雖然她之前已經帶過孫子孫女，但歲月不饒人，年紀一天天大了，一天下來，等女兒、女婿下班接過孩子，她常常累得話都不想説。
吃完早飯，張苗珍通常會用手推車帶外孫去公園玩2個小時，然後回家，路上經過菜市場順便買點菜，回家之後哄孩子睡了自己再匆匆做飯、快速地吃飯。女兒如果有空回家給孩子哺乳，午飯就能按時吃上，如果有事回不來，吃飯就變得十分漫長，有時候乾脆拿剩飯剩菜湊合一頓。
“男孩子越大越不好帶，一天下來，真是提心吊膽、腰痠背疼。”張苗珍説。前段時間，她帶着外孫子在公園裏玩，在和別的老人説話的當兒，一個沒留神，外孫子從嬰兒推車裏栽了下來，頭着地，磕破一大塊頭皮，孩子哇哇大哭。她當時就慌了手腳，手忙腳亂地抱起孩子，生怕孩子摔壞了，也不管什麼迷信不迷信，慌亂地趴在地上給孩子叫了半天魂……
“好在閨女沒有埋怨。”張苗珍説，女婿也沒説什麼，我都想好了，如果女婿埋怨我就讓他媽來帶，我不幹了。雖然她知道，讓孩子奶奶來北京不太可能，因為孩子奶奶在鄭州幫大兒子帶孩子。
張苗珍最羨慕兩個老人看一個孩子，“至少能互相説説話吧，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也有個伴兒，互相照應一下。”她嚮往地説。
丁女士的媽媽和婆婆都在北京幫忙帶孩子。一個主要負責買菜做飯和家務，另外一個主要負責孩子。
“即使兩個年歲差不多的老人，觀念上、想法上也有很多不同，一大家人在一起，經常互相妥協的時候多，誰心裏都難免委屈。”丁女士説，但也沒有辦法，兩個孩子都還小，正是需要人的時候，請保姆貴不説，請到好的讓人放心的保姆太不容易，與其在家政公司浪費時間和金錢，不如請老人來更划算。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穆光宗説，老人與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模式的利好表現在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資源，共同應對養老和育幼的雙重挑戰；其弊端在於處在同一個屋檐下容易產生摩擦和衝突，好在血濃於水。只要彼此懷着“家和萬事興”的堅定信念並付諸實踐，代際之間和諧共生不是夢，矛盾是可以化解的。
張苗珍的女兒如果中午回不來，經常打電話問需不需要叫外賣；女婿一到週末就主動承擔起帶孩子的任務，儘量讓老人多休息，每次出去玩也都帶着老人，讓她和外界多接觸……
“現在養孩子太精細，吃的、玩的、穿的都太講究。我那時候5個孩子，也沒有現在一個孩子的花費多。幾個月大的孩子要智力開發，孩子懂什麼呀？”雖然這樣説，一頭白髮的陳喜梅還是拿起女兒給外孫女準備的“閃卡”，眯起老花眼睛，一字一頓地給孩子讀起上面的字。
“老漂”的北京
有研究人員調研發現，沒有來子女家生活之前，大多數的老人對於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較樂觀的預期，認為能夠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處。但在子女家居住一段時間之後，這一比例明顯降低。但儘管如此，絕大多數老年人仍然表示，就算不適應當前的生活，但是隻要子女需要自己的幫助，自己還是能夠在子女家生活。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以貫之的責任意識”的體現，也可以謂之“家庭中的利他主義”。
週六，已經9點多，遊本菊在外面散步兩個多小時後回到家，兒子、兒媳婦還在睡覺，做好的早飯還沒有動，孫子已經醒了，一個人在家玩。遊阿姨陪孫子吃完早飯，帶着滑板車出去玩了。
“他們平時工作忙，到了週末就想多睡會，可是早晨的空氣好，帶孩子出去玩玩不是更好嗎。”遊本菊無奈地説。她跟兒子也談過，但夫妻兩人一到週末就不想起牀。久了，她慢慢習慣，也就懶得管了。
遊本菊的週末，除了不用接孫子上、下學，大部分時間過的和平時差不多，買菜、做飯、帶孫子，並沒有因為兒子、兒媳婦不上班就變得豐富起來。兒子、兒媳婦除了要補平時沒睡夠的覺，大部分時間是在看手機或者在電腦前度過。
遊本菊不明白，一個手機有什麼好看的。直到有一次，兒子把自己淘汰的一箇舊智能手機給她，並教她用微信和在老家的父親視頻聊天，遊本菊才知道，現在的手機原來這麼神奇，不用花電話費，就能説話，還能看見人。從那以後，她沒事的時候就經常用微信和老伴視頻，互相問候，説説孫子的趣事，問問吃飯了沒有，吃的什麼，老家或者北京冷不冷，哪家親戚又有什麼事情要隨禮……
很多幫子女帶孩子的老人都是母親，父親通常因為沒有退休、住不慣城市或者有他們的父母需要照顧。因此，另一半成了他們最大的牽掛。遊本菊每年能夠回一次家，就是兒子休年假的那段時間。平時節假日，兒子也勸她回老家轉轉，但想到來回的路費和回家的花費要好幾千塊錢，她就説“算了”。
在北京這些年，遊本菊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兒子家所在的小區附近。一個公園她已經逛得爛熟，一個不久前開業的商場也經常去逛，但很少買東西，因為她覺得那裏的東西太貴了，她寧願去稍微遠一點的批發市場，反正孫子上學之後她有的是時間。
北京的名勝古蹟，遊本菊也只是偶爾在電視上看到。最遠的，她去過兩次兒子單位附近的元大都遺址公園，一次是兒子專門帶她去，還有一次是自己忘了帶家裏鑰匙去找兒子拿。電視劇是一件容易打發時間的事情。這幾年，從家庭倫理劇到宮鬥劇，從韓劇到玄幻劇，她都看得“不亦樂乎”。
像遊本菊這樣的外地老人不在少數。他們不會乘地鐵，對北京的幾百條公交線路望而生畏，也不會使用滴滴打車。他們知道北京很大，有好幾個環，但更真實的北京，卻是家附近的衚衕、公園和菜市場……
今年年初，小區門口多了一塊巨大的電子屏幕，會滾動播出一些社區組織的活動消息，兒子告訴遊本菊要時常留意，有合適的就去參加，但有時候，參加活動會有本地户籍限制。
對此，穆光宗建議説：“城市社會在態度上對‘老漂’一族要一視同仁，不能有分別心更不能歧視；在待遇上，要創造條件，給予其市民化的待遇，以博大包容的胸懷歡迎外地老年人共享社會資源，無論是專門的養老資源還是一般的公共資源。權利共享是最重要的社會共融。”
同時，穆光宗也建議老年人要走出家門，融入社區活動，暫將他鄉做家鄉，豐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家鄉的眺望
遊本菊原本想着，等孫子大了上小學就可以回老家了。但今年孫子都上二年級了，她還是沒走成，兒子、媳婦工作一如既往地忙，晚上經常七八點下班甚至更晚，她要走了，孫子放學就沒人接，兒子、媳婦回家也吃不上一口熱飯。
“等再過幾年，孫子大了能自己上下學了，我就真能回去了。”遊本菊説。在老家，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住了幾十年的老鄰居，還有自己説聚就聚的同事和兄弟姐妹。
張苗珍的老家，有她常常想念的孫子，有見面就能聊上半天的鄰居街坊，還有她喜歡的每天晚上的扭秧歌。北京雖然也有人跳廣場舞，但她每次都只在旁邊看別人跳，自己從來不跳，一是帶孩子時間少，二是覺得和那些人“不一路”，跳的不一樣。老家還有挑高三四米、進深十來米的大房子，不像在女兒家，只能睡在客廳的一個角落。
還有很多老人和遊本菊懷着一樣的想法。陳喜梅也盼着回老家，這兩年，她的右腿經常麻得走不了路，在北京看了兩次都沒見好。“醫院的人太多了，去了得等上大半天，女兒、女婿都忙得很，再説了，在北京看病老家也不能報銷，所以還是等回去再説吧。”陳喜梅説，女兒正在給孩子找託管機構，找好了自己就能回去了。
可是，總有一個理由讓老人們留在北京。
孟秀霞(化名)的這一願望就被無限期延長了。因為，幾個月前，她的兒媳婦懷上了二胎。
“生孩子是好事，兒媳婦懷孕我肯定高興。”孟秀霞説，但是，對於將來帶孩子，心裏竟存有一絲畏懼。今年66歲的孟阿姨和老伴幾年前從山東老家來北京幫兒子照看孫女，但老伴患有老年痴呆，孟阿姨每天需要像照顧大孩子一樣照顧老伴。現在孫女終於上小學了，就在孟秀霞考慮和兒子商量回老家的時候，兒媳婦有了好消息。
“大不了我再辛苦幾年，只要這幾年我的身體還好好的。”孟秀霞這樣説時，下意識地活動了一下筋骨，看了看不遠處對這一切渾然不覺的老伴，她的眼睛裏充滿了對新生命的期待。
□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 宋利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