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璽 呂有生：特朗普政府對華軍事戰略評析及對策思考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美之間力量對比正悄然發生變化。在中美結構性矛盾日漸凸顯，美國對華戰略認識日趨消極的大背景下，筆者通過分析美國出台的各類戰略文件及舉措，總結歸納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相關內容及影響，為未來中美戰略博弈，管控可能出現的危機預做思考和準備。
在界定美國對華軍事戰略定義之前，有必要先界定軍事戰略的定義。俄羅斯著名學者、科學院院士斯捷平教授認為:“研究軍事戰略問題，制定和落實軍事戰略，要考慮到政治和社會進程對軍事領域產生的全部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只有這樣，軍事戰略才具有系統性和依據性。”不難看出，軍事戰略所涉及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問題，它的部分內容同樣會涉及一部分政治、經濟領域。因此，我們在界定和理解軍事戰略定義的時候絕不能僅僅侷限於軍事問題，要在軍事、政治、外交甚至經濟的全局裏考慮軍事戰略問題。
李江勝博士認為，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實質是“美國對華總政策在軍事領域的反映，其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通過使用武力或者以使用武力相威脅，最有效地保證對華政策目標的實現”。該定義值得商榷之處主要有兩點:一是美國的對華政策分為戰略型政策、危機型政策、結構型政策，將美國對華軍事戰略歸於美國對華總政策在軍事領域的反映，顯得範圍過大；二是該定義在歸納美國對華軍事戰略手段的時候顯得不夠全面，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主要戰略手段絕不僅僅是使用武力或者威脅使用武力，還包括軍事同盟、軍事制裁、軍售貿易等。因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可以定義為: 就其實質而言，它是美國對華戰略在軍事領域的反映，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戰爭、威懾、軍事同盟、軍事制裁等手段，最有效地保證對華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特朗普政府對華軍事戰略的內容
特朗普政府已經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全球、全方位、首要的競爭對手。在“大國競爭”的時代背景下，美國在全球戰略重點、戰爭理念、軍力資源配置、軍事技術競爭等多方面均表現出主要針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傾向，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
確定對華軍事戰略目標，提升中國在美軍事戰略的地位
美國對華軍事戰略是美國軍事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目標自然也是美國軍事戰略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從美國軍事戰略目標中去分析歸納對華軍事戰略目標的相關內容。
特朗普執政後，先後頒佈了《國家安全戰略》和《 國防戰略 》，這兩份戰略文件對美國軍事戰略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在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政府已經公開視中國為美國頭號、全方位的競爭對手，2018版《國防戰略》更是在此戰略判斷的基礎上提出:“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長期戰略競爭將是國防部第一優先任務……因為中俄對美國安全和繁榮造成全方位的威脅，在未來這一威脅還將繼續上升。”在《國防戰略》所列目標中，與中國有直接關係的分別是:目標之一，保護美國本土不受攻擊。中國擁有的洲際彈道導彈完全具備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如何避免美國本土成為中國洲際導彈的攻擊目標成為美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威脅”。目標之二，確保聯合部隊在全球和關鍵地區的絕對優勢。中國周邊即亞太地區屬於美國全球霸權的關鍵地區，而中國軍力的增長正在侵蝕美軍在這些關鍵地區的絕對優勢。目標之三，遏制對手侵犯美國的重要利益。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有大量篇幅描述中國“侵害”美國重要利益的內容，如所謂的中國試圖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的地位等……目標之五，確保印太、歐洲、中東和西半球形成有利美國的地區平衡。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印太地區的勢力平衡。目標之六，保護盟友不受侵略，幫助夥伴國不受脅迫，公平承擔共同防禦責任……目標之十一，鞏固一流的21世紀國防安全創新基地，有效支持國防部行動，維持國家安全和償付能力，等等。同樣是在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通過各種不公平的手段“竊取”美國的技術，危害美國的競爭力。通過對2018版《國防戰略》中有關中國內容的分析，可以總結歸納現階段特朗普政府對華軍事戰略目標為:一是確保美軍相對中國的絕對優勢；二是遏制中國侵犯美國及其盟友、夥伴的重要利益；三是確保中國不破壞印太地區的軍事平衡。
特朗普政府對華軍事戰略立足於對華非常消極的戰略判斷，故在此基礎上確定的對華軍事戰略目標預示可能導致美國對華動作頻繁，態度強硬，中美髮生軍事對抗的可能性較以往將有較大上升。
整合新興領域軍事資源，應對中國軍事威脅
美國眾多官方文件，如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2018版《國防戰略》、2017年和2018年《中國軍力報告》等，有大量篇幅一致認為中國軍隊在新興領域尤其是網絡、太空領域進步迅速，對美霸權造成巨大制衡。美國多次指責中國通過網絡偷竊美國的技術機密，攻擊包括軍方在內的美國多部門網站，嚴重影響美國在有關領域的競爭優勢和國家安全。與此同時，美軍方認為，在反衞星領域，中國是手段最多、能力最突出、進步最迅速、最具威脅的國家。在2007年1月、2010年1月、2013年1月及5月、2014年7月，中國多次進行與反衞星技術相關實驗並取得巨大成功。其中 2013年5月13 日，中國進行的一次導彈試射試驗引起了美國官方的高度關注。在這次試驗中中國的反衞星導彈的射高達到10000～35000公里。美國軍方認為這足以威脅美軍在中地球軌道、高橢圓軌道和地球同步軌道 的衞星，在這些軌道區域內存在着大量美國高價值的軍用、軍民兩用衞星。這次試驗的成功標誌着中國反衞星能力的巨大進步，對美國也造成極大震懾。
自從特朗普執政以來，一方面，為了適應高新技術迅速發展的現實，促使美軍更好地適應未來戰爭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為了應對以中國為代表的“軍事挑戰”，贏得在新興領域內的“大國競爭”，特朗普政府着力整合新興領域尤其是網絡和太空的軍事資源。2017年8月18日，特朗普發佈聲明，將美軍網絡司令部由戰略司令部下的二級司令部升級為與戰略司令部平級的聯合作戰司令部。根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12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命令，要求美國防部組建太空司令部，提升美國太空作戰能力。次日，彭斯在佛羅里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演講中直言，成立太空司令部就是針對中國和俄羅斯蓬勃發展的太空能力。
特朗普政府通過整合在網絡、太空領域的軍事資源，試圖達到以下目的: 一是重塑網絡、太空領域指揮控制架構，理順指揮關係，更有利於跨區域、跨部門、跨軍種調遣各種作戰力量開展作戰行動，使美軍獲得更高的作戰效率；二是提升網絡、太空作戰力量在作戰體系中的地位作用，使其優先得到資源投入，塑造美軍在這兩個領域相對對手的絕對優勢；三是搶佔戰略“制高點”，獲得“力量倍增器”，為在未來可能出現的中美軍事對抗中贏得更加有利的戰略態勢。
調整對華地緣戰略重點，從印太兩面加大對華軍事遏制
特朗普上台後，明確提出要着力推行“印太戰略”，試圖從奧巴馬政府時期聚焦西太圍堵中國轉向印太兩面圍堵。在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地區戰略”一章中，特朗普政府將印太地區作為該章第一部分加以論述，而美國傳統戰略重心歐洲地區卻屈居其後。這樣的行文安排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美國的戰略地緣重點上，印太地區大有超過歐洲地區的趨勢。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在指責中國威脅印太地區其他國家主權、破壞地區穩定的同時，重申了美國與印太軍事盟國及夥伴國的傳統戰略協作關係。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美國積極推動“印太戰略”，特朗普政府正在以一個更加寬闊的戰略視野去制定遏制中國的戰略版圖，通過整合印太地區的戰略力量形成對華更強的戰略遏制壓力。
首先，美國將加強在印度洋方向的軍事存在。2018年5月30日，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在新任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的就職典禮上，包括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內的多名高級軍官發表了講話，他們直言不諱地提到了中國的“威脅”。馬蒂斯在講話中指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改名，是為了確認印度和太平洋地區的互聯互通。”馬蒂斯的言論一定程度反映了特朗普政府通過整合印太地區的戰略力量形成對華更強戰略遏制壓力的戰略企圖。太平洋司令部的更名向外界發出一種強烈的信號，即這次更名不是一次簡單的變換名稱，極有可能預示美國要加強在印度洋方向的軍事部署。
其次，美國正在提升印度在其對華軍事戰略體系中的地位。印度作為印度洋的區域大國，其對華態度不僅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在印度洋地區利益的拓展，還會直接影響美國的“新印太戰略”的順利實施。中印關係因為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而美國作為操弄“離岸平衡”戰略的老手，正是看到了中印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為“印太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巨大的“可操作空間”。因此，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宣稱，“歡迎印度成為全球領先的大國，以及崛起為美國更強大的戰略和防務夥伴”，並提出“隨着中國影響力的增強，印度將幫助南亞國家維護主權”。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拉印製華的意圖十分明顯，在“印太戰略”乃至全球戰略而言，印度無疑會有一個重要位置。
特朗普政府着力推行“印太戰略”是針對中國軍力走出去的戰略佈勢、中國嚴重依賴北印度洋“海上生命線”以及中國海外利益急速擴展等中國方面的戰略動態及固有弱點做出的戰略性調整，目的是通過在更廣闊的戰略空間中的競爭迫使中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對美妥協。
維持對華軍事主導地位，加速推行第三次“抵消”戰略
特朗普自上任以來，雖然在公開場合很少再提及第三次“抵消”戰略，外界一度猜測在其任內準備廢止該戰略，但正如一些美國戰略界學者和高級將領所言，是否執行一項戰略重要的不在於口號而在於行動。從特朗普政府執政兩年多以來的一系列舉措來看，第三次“抵消”戰略不僅沒有被廢止，事實上還有明顯加強的趨勢，理由有三:
首先，特朗普政府延續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核心思想。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核心精髓，在於通過有效競爭獲得壓制對手的優勢。在特朗普政府發佈的 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中，中國是特朗普政府勾勒的“大國競爭”舞台上的全方位對手。美國單方面發動的針對中國等國的戰略競爭已不可避免。第三次“抵消”戰略作為國家層面的競爭戰略，在核心思想上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大國競爭”不謀而合。特朗普政府必將繼續執行第三次“抵消”戰略，為自己的“大國競爭”事業服務。
其次，特朗普政府保留有助於實施第三次“抵消”戰略的關鍵機構。2012 年8月，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卡特創立“國防部戰略能力辦公室”，該辦公室通過促進軍民融合、挖掘裝備新用途、發揮集羣作用三個路徑，制訂和實施週期不超過4年的創新方案，加快美軍增強常規威懾力和整體軍事主導態勢進程。2015 年，時任國防部長的卡特在美國硅谷創建“國防創新實驗單元”，卡特此舉意在藉助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以更快的速度實現創新。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並沒有取消這兩大機構: 2018年7月12日，美國防部任命前空軍官員克里斯·尚克為“戰略能力辦公室”新主任，該辦公室甚至獲得比奧巴馬政府時期更多的經費預算;“國防創新實驗單元”也沒有被特朗普政府撤銷，相反其運營活動比過去更加活躍，其理念和運行還得到了前任國防部長馬蒂斯的高度認可。
最後，特朗普政府仍在實行第三次“抵消”戰略的具體舉措。奧巴馬政府為推行第三次“抵消”戰略而實施的具體措施，如軍民融合、完善裝備採辦、推動人才教育和創新計劃、對新興技術研發進行重點投資等幾乎完整地被特朗普政府所繼承，這在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和《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中有很好的體現:其一，特朗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為了保證美國在創新領域的領先地位，要利用私人資本和專業知識進行建設和創新。國防部將和美國私營公司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幫助、投資、調整私營部門的研發活動，優先保證國家安全需要。其二，特朗普政府同樣重視人才對美國競爭力的重要性，2017版《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美國要重視和改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採用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消除使用人才的一切障礙，吸引、留住海內外的創新發明人才。其三，在技術、裝備採辦領域，特朗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保證將採用全新採購理念，合理使用納税人的税款，避免腐敗、低效、重複建設等負面成本造成浪費，發誓以最快、最有效的速度和方式向武裝力量提供他們最需要的裝備。其四，在新興技術研發領域，美國國會在《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敦促美國防部加快對超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定向能武器、量子通信等新興技術的研發，以及比較分析與中國等主要競爭對手的差距，儘快形成報告向國會提交。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雖然特朗普上台之後不再提及第三次“抵消”戰略，但為了贏得“大國競爭”，保持對華軍事主導地位，特朗普政府事實上仍在執行且加快推進第三次“抵消”戰略。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軍事戰略的影響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針對中國發起全方位競爭，軍事競爭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也拉開帷幕。中美軍事競爭在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軍事力量建設、國家統一等領域正在或即將產生重大影響。
美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中國軍力發展將面臨美綜合性競爭格局遏制
特朗普上台以後，不僅美國決策層，美國社會各界在對中國的戰略判斷上取得了空前一致，即判定中國是美國全方位的競爭對手。以目前中美關係的現狀而言，遑論政府高官，就是一般學者也鮮有站出來為中國“説話”。在美國對華戰略判斷越來越消極的背景下，中國正面臨長期戰略壓力。
特朗普上台以來，超越了傳統的軍事、安全領域的範疇，以一種更加綜合的競爭格局來應對中國軍事威脅:美國通過發動政治戰、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相結合的“混合戰爭”，配合其在亞太的軍事力量及軍事同盟體系以抑制中國軍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國實力增長面臨較大壓力:美國通過打壓華為、中興等中國高技術企業，高調宣揚中國以國家行為“竊取”美國先進技術，以及其高校及科研院所敏感專業拒絕招收中國籍留學生，減少甚至中斷與中國科技界的人員交流，以逐步實現在關鍵技術領域對華的局部脱鈎。持續一年多的貿易戰也使中國出口行業面臨較大壓力，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一次“對華政策演講”中聲稱，通過對華貿易戰，使“中國外匯儲備在2018年頭9個月中減少25%”。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對華競爭格局的核心思想是以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使中國軍力發展賴以持續的經濟基礎、科技基礎、社會基礎受到侵蝕，從而延緩甚至中止中國軍力的快速提升，而這種競爭格局極有可能會延續很長時間。
中國地緣戰略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亞太地區成為美圍堵中國的重點區域
特朗普政府極力推行“印太戰略”，目的在於以一種連續、高壓的手段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抑制中國影響力的擴大，迫使中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對美妥協。
首先，中國可能同時面臨強大的海陸對手。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戰略”中着力提升印度在美全球戰略中的地位，試圖使中國不僅僅面臨北印度洋、西太平洋方向日益嚴密的聯合海上圍堵，更意圖讓中國在陸地上面臨一個實力較強且富有敵意的對手。這就使中國在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內面臨更大軍事敵視與壓力的同時，也將對中國解決國家統一、陸地領土糾紛、海洋權益爭議、海上通道安全等問題起到極大的戰略牽制作用。
其次，中國“軍事力量走出去”受到重重阻礙。特朗普政府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阻止中國軍隊走向海外的步伐:一是捕風捉影，造勢施壓。特朗普政府不惜通過“無中生有”的方式向對華友好國家施加壓力，力圖將中國在這些國家建立海外戰略支撐點的可能性扼殺在萌芽階段。二是不斷挑動中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係。“印太戰略”提及，“中國利用經濟手段促進戰略利益。具體而言，中國利用‘債務陷阱’或其他‘非正當手段’ ，‘脅迫’或‘誘騙’一些印太地區國家向其讓渡港口之類的‘主權資產’ ，為中國的軍事力量進入該地區提供方便”。
最後，中國正面臨美網絡化夥伴體系的非對稱競爭壓力。特朗普政府正通過網絡化夥伴關係，整合印太地區各國軍事力量形成國際合力，通過鼓勵印太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將原本美國承擔的一些責任和成本轉嫁到盟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身上，降低其在中美軍事競爭中的成本，從而達到對華施壓、強加競爭成本的戰略目的。
美軍事戰略針對中國更加明顯，美國將在諸多軍事領域展開對華長期激烈競爭
作為特朗普政府眼中的“全方位競爭對手”，美國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意味也會越來越強，美國事實上已經開始在以下領域對華開啓長期激烈的競爭:
首先，先進作戰平台的競爭。在特朗普政府提出重回“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美國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大力擴軍。未來美國在先進作戰平台的對華競爭必將越發激烈。僅以中美海、空作戰平台對比為例，雖然近年來中國軍隊明顯加強了海、空力量的建設，但在主戰裝備數質量上的差距仍然十分明顯:美軍現役主力航母、驅逐艦、戰機服役時間都比較久遠，生產數量很大，大多經過實戰檢驗，其技術成熟度不言而喻。而中國軍隊陸續裝備的國產新式武器雖然在技術水平上逐漸接近美軍的同類裝備，但絕大多數集中在21世紀以後服役，同類裝備的生產數量遠不能和美軍相比，且都沒有經過實戰考驗，故在成熟度上和美軍的同類裝備還有相當距離。
其次，作戰思想的競爭。掌握先進的軍事技術並不必然帶來作戰效能的優勢。與裝備競爭同時展開的還有對華作戰思想的競爭。美軍認為，長期以來中國軍隊一直秉持着“非對稱”的作戰思想，通過發展“殺手鐧”武器，攻擊美軍的薄弱環節，以便產生局部優勢，在此基礎上鞏固並擴大這種優勢，剝奪美國對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中國軍隊的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 能力就是建立在這個作戰思想基礎之上的。為了應對中國軍隊的這種作戰思想和能力，美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無論是現役軍人還是退役人員，都在積極尋找破解之策，並出台了一系列諮詢報告、指導文件。毫無疑問，美國已經開始積極準備，爭取在中國之前領悟未來戰爭的精髓，力爭比中國更早掌握制勝方法。這不僅僅是雙方智慧的比拼，更是中美文化、體制的較量。
最後，資源利用效率的競爭。美國認為，隨着中國的崛起，中美各自掌握的資源對比正朝着對美不利的方向發展，且中方通過學習美國軍民融合的先進理念、利用成本優勢、長期穩定的大規模投入和各種非正規途徑向美國施加巨大的競爭成本壓力。因此，一方面，美國通過軍民融合使對華戰略競爭不成為國家的戰略負擔，相反通過開發眾多軍民兩用技術，促進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進步；通過完善採辦制度，降低裝備採購領域困擾美國很久的“腐敗”現象；通過保持對技術發展趨勢的高度敏感，敏鋭發覺顛覆性技術，投資重點技術，保持對競爭對手的技術優勢。另一方面，美國通過對中國體制的深入研究，對中國的薄弱環節進行細緻分析，掌握中國擁有的具體資源數量，對華進行有針對性的戰略誘導，迫使其向對美威脅不大的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綜合而論，就是在獲得更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基礎上強化美國的軍事競爭優勢。
三、對策與思考
保持戰略定力和自信，自主回應“大國競爭”挑戰
面對美國智庫出台名目繁多的諮詢報告，美國學者和政客各種對華開戰的極端言論，以及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各項政策舉措，一定要分清“現實威脅”與“想象威脅”，避免陷入類似蘇聯那種“陷入戰略包圍”的“妄想”心理。一段時期以來，國內關於“中國受到美戰略包圍”“中美必有一戰”的激進言論在普通民眾甚至在學界都有一定市場。居安思危是對的，但如果誇大威脅，過分渲染中美競爭危機，影響國家正常判斷則會造成國際關係緊張、扭曲國內資源配置、社會發展受阻等諸多惡果。面對美國的戰略競爭，我們應有充分的戰略定力和自信:
首先，美國自身也面臨嚴重問題。自發動反恐戰爭以來，美國正面臨自越戰以來最嚴重的戰略危機: 國家債台高築，長期高昂的軍費開支難以為繼，“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正嚴重削弱美國在國際上的軟實力，國內製造業萎縮，金融投機資本發達，等等。
其次，美國軍事戰略是全球性戰略，它需要應對全球各種威脅，中國的軍事威脅只是其中一個。美國很難在眾多威脅中實現戰略平衡，這和美國面臨諸多國內問題一道，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華實施長期戰略競爭。
最後，中國化解危機的能力和綜合國力也在不斷增強。從以往來看，美國針對中國製造的一系列危機中，中國都能較好化解。隨着中美力量對比繼續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未來中國在面對中美危機時應對能力將會更強，在中美博弈中可採取的應對措施更多。因此，只要中國能客觀評估威脅，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與美方博弈，中國就能在所謂“大國競爭”時代立於有利之勢。
軍、政、經等多領域配合，“拆解”美國對華軍事戰略
雖然“對華軍事戰略”主要集中在軍事領域，但中美兩國的長期競爭很難限制在軍事一個領域。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已經開始從多個領域遏制中國的崛起，但中國巧妙地以“組合拳”方式進行回應。例如，美國從西太方向加大對中國的軍事擠壓，中國則以“一帶一路”倡議向西拓展戰略空間，從政治和經濟領域配合軍事領域緩解美國的戰略壓力。再如，美國縱容菲律賓發起所謂“南海仲裁”從政治、外交上對華施加壓力，中國則在南海造島強化地區軍事存在以威懾挑釁行為，就是從軍事領域配合政治、外交領域緩解美國的壓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國對華採取了諸多舉措: 貿易戰，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提出“印太戰略”，出台諸多涉台法案，干涉中國新疆地區、西藏地區問題等來看，美國對華競爭思路依然還是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外交等領域，試圖多方位增加中國“行動成本”以阻止中國挑戰美國霸權。雖然本輪美國挑釁中國的氣勢更大，維度更廣，但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美國拉的“戰線”越長，其漏洞就越多，連帶的“成本”也就越大，實際上越方便中國從多領域出發拆解其“成本強加戰略”。因此，在未來中美的戰略競爭中，軍、政、經等多領域相互配合將是拆解美國“成本強加戰略”的有效手段。
努力尋找和擴大中美共同利益，緩解美國對華敵意
判定中國為美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首要競爭對手，已經是美國決策層的整體戰略認識。這意味着美國對華敵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但中美兩大國利益高度交融難以切割，合作又是雙方難以迴避的“剛性需要”。未來雙方能否尋找到新的利益交匯點，將對緩解美國對華敵意，有效規制“大國競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具體操作中可注意以下兩點:
首先，繼續利用一些國際問題為中美合作提供空間。中美關係是非常現實的利益關係，共同利益是維持大國關係穩定的重要“平衡器”。在不少國際問題上，中美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國有必要維持這類問題的存在，為中美繼續合作提供可能。維持這類“問題點”並非意味着不去解決這類問題，而是通過維持這類“問題點”，使中美利益聯繫在解決這類問題的過程中得以鞏固和加強。
其次，將中美戰略競爭與中美戰略合作視為一個整體。核心思想是在中美競爭中發現共同利益，從而為合作提供可能的空間。中美競爭由來已久，例如，美國壟斷核力量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脅後，中國通過自力更生建立起自己的戰略核打擊力量，以此回應美國在該領域對華施加的強大競爭壓力。雖然中美在核領域一直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自中國擁有戰略核力量之後，中美之間就存
在了“防止核擴散”的合作空間。“核不擴散”對中美兩國均具有重大利益，因而雙方就該問題進行了非常好的合作。依照這樣的思路，在中美戰略競爭開啓的今天，雙方仍可以在各領域競爭的同時尋求相互合作以謀求共同利益。
在不影響我長遠戰略目標實現的前提下，對美採取靈活鬥爭策略
在中美戰略博弈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首先確定什麼是長遠的戰略目標。中國的長遠戰略目標是落實戰略機遇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在對美博弈中靈活處理妥協與競爭的關係。
對美適當妥協不是無原則的“綏靖”，更不是無可奈何的“屈服”，實際上是一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思想。這裏的“空間”指的是可以“讓步”的部分利益，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種利益:一是對國家長遠發展不造成深遠影響的經濟利益;二是對國家安全不造成實質影響的安全利益;三是自身實力難以有效維護或維護性價比較低的非核心國家利益。在對美適當妥協的過程中，可注意以下三點:一是即使向美方讓步，也不能使其輕易獲得。大國博弈一個最淺顯的道理是能輕鬆得來對手的讓步不是“真正”的讓步，因而我方在向美方讓步之前，要儘可能使美方感到不那麼輕易獲得我方讓步。二是對美讓步要儘可能爭取美方有效回應。中美解決糾紛，理想的狀態是雙方都做一定讓步，這樣更有利於利益的平衡和問題的解決。三是對美妥協要儘可能從其他領域獲得補償。對美適度妥協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儘量不“刺激”美方，控制危機升級，為自身發展贏得時間的手段，但這並不影響中方從其他領域獲得相應的補償。
中國作為弱勢一方，在對美競爭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防止出現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防止樹敵過多。從以往歷史經驗來看，對美鬥爭向來不是單“鬥”美國一個國家，美國嚴重依仗的盟國戰略意味着中國在未來對美鬥爭中必將面臨複雜的國際環境和不利於我的力量對比。美國千方百計挑弄中國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矛盾，拉攏儘可能多的國家以分擔圍堵中國戰略成本，目的就是要達到孤立和增加中國競爭負擔的目的。有鑑於此，在複雜的多邊關係中，中國需要權衡利益得失，妥善處理好第三方尤其是周邊國家的關係，努力發展與多國的良好互動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集中力量應對美國戰略圍堵的目的。
其次，防止“面”鋪得過大。要從兩方面看待這個問題:一是從目前中美兩軍實力和軍費投入對比來看，我軍尚不能與美軍展開全方位競爭，有限的資源只有投入到真正能有效威脅美軍的領域才能產生成效。如果“面”鋪得過大，則會對有限的資源產生“稀釋”作用，甚至會給國家和軍隊增加額外負擔。二是隨着中國海外利益的不斷增加，中國為此需要支付的安全成本也在上升。在遠離中國本土的區域，美國軍隊無疑具備絕對優勢，因而在建立海外戰略支撐點保衞海外利益問題上，我軍同樣不能把“面”鋪得太大。
最後，防止被民族主義情緒“裹挾”。中國崛起帶來的巨大變革不僅給世界更給國內民眾帶來深深的震撼，其間產生的民族自豪感也將為國家繼續騰飛提供強大精神動力。但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們，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向來是一把“雙刃劍”，利用不好會影響社會穩定甚至“綁架”政府決策，使國家轉入一種“非理性軌道”難以回頭，最終走向災難。管控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是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之前的中日釣魚島之爭中，國內蔓延的極端反日民族情緒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已經不止一次凸顯，雖然未造成嚴重破壞，但已經足以令我們警惕。在網絡、自媒體越來越發達的今天，隨着“大國競爭”繼續，國內網絡上叫囂“對美開戰”“核平日本”“教訓印度”等強硬言論不絕於耳。有鑑於此，國家有必要加強網絡、媒體管控，杜絕社會對國力增長的浮誇之風，引導民眾理性愛國，對中美力量對比有客觀認識，為民族主義情緒適當“降温”。
立足最壞情況，做好戰略準備
因為當前中美力量對比仍對中國不利，所以我們要極力避免與美過早全面攤牌。但我們同時也要認識到，由於目前中美兩國實力相差懸殊，且我尚不能對美優勢做兜底評估，為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中美軍事對抗，我們應在假設出現最不利情形的基礎上，及早做好相關準備，以防未來被動。具體而言，可做好以下準備:
首先，建立軍地多方應對未來中美軍事衝突的統合機制。未來可能出現的中美軍事對抗將絕不是軍隊一個部門的事情。從美國國會敦促政府出台“全政府對華戰略”可以看出，我們的對手已經開始為未來中美對抗整合力量。建立軍地多方應對危機的統合機制，應明確權威組織和綜合軍地的參謀機構，賦予足夠的權限和資源，以在關鍵時刻能夠及時調動相關力量應對危機。上述機構越早建立越好，儘早磨合，防止在未來危機中出現彼此掣肘、難以形成合力的情況。
其次，對關鍵部門進口設備摸底盤查。鑑於每年中國大量進口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技術設備，其中一些還用於國防關鍵部門，經年累積可能具備相當數量。權威部門或相關職能機構應儘早組織有關單位摸底盤查，對進口設備嚴格登記，統計數量。根據檢查情況將進口設備分類:第一類屬於國內可找到類似替代品;第二類屬於可在第三方國家找到類似替代品;第三類屬於無法找到類似替代品，對這類設備要評估出現最壞情況致使設備不能正常使用會造成多大影響。根據嚴格的分析評估，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軍事危機制定相預案。
最後，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中美軍事對抗組織戰略級別演習。在國家層級組織軍地部門針對中美軍事危機可能出現的地點、敏感時間、戰爭或衝突規模進行戰略級別演習。通過演習達到以下目的:一是鍛鍊領率人員的指揮、領導、隨機應變；二是培養複合、跨域型參謀人才；三是檢驗統合機制下軍地各部門的協調、配合能力；四是查找戰備隱患；五是檢驗預案效果，根據問題制定和改進相關預案；六是檢驗各極端情況下各部門處置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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