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上個世紀美國出台《選舉權法案》已經過去五十多年，該法案規定，在美國公民進行投票時，各州不得因投票人的種族或膚色而剝奪其投票的權利。但直到今天，美國種族主義的痼疾仍然存在。當地時間5月25日， 美國明尼蘇達州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死亡，引發了全美各地廣泛的抗議示威活動。
“爸爸，弗洛伊德那件事以後發生在我身上怎麼辦？”
週一早上，亞特蘭大市中心。又一晚的抗議活動過去後，許多非洲裔美國人志願者們走上街頭，清理抗議活動留下的痕跡。
△週日，亞特蘭大，一名男孩在抗議活動現場（來源：《華盛頓郵報》）
志願者們一邊打掃街道，一邊討論着該如何向自己的孩子們解釋眼前這一切。
塞斯·格爾斯頓（Seth Gholston）説：“現在，我必須讓我的孩子們提高警惕。”
科裏·沙克爾福德（Corey Shakelford）説道：“你知道我兒子昨天跟我説什麼嗎？他問我：‘爸爸，弗洛伊德的事如果發生在我身上怎麼辦？’我兒子只有十歲。”
五代人後 還在為平權抗爭
《紐約時報》31日報道了28歲的凱拉·布拉漢姆（Kayla Brabham）的故事。
△凱拉·布拉漢姆在南卡羅萊納州議會大廈前參加抗議活動（來源：《紐約時報》）
布拉漢姆是本尼迪克特學院的一名學生。5月30日，她來到南卡羅萊納州議會大廈前，參加抗議活動，呼籲黑人權利。
她説：“顯然，我們的聲音還不夠大。我們到這裏來抗議，只是為了讓人們覺得我們的命很重要……這不僅僅是過去幾年的事，情況一直如此。”就連她的姓氏，都是非洲裔美國人遭受壓迫留下的證據，她一個字一個字拼出自己的姓氏：“布-拉-漢-姆，這是奴隸主給我們的姓氏。我的曾曾祖母是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名奴隸。”
“他是非洲裔，這是全部理由”
艾琳·萊福斯（Eileen Rivers）是一名非洲裔美國記者。她27日在《今日美國報》寫道：
“作為美國的非洲裔記者，我對這些（種族歧視）事件的報道最後都化為了虛無。這種傳統在歷史上已經紮根，每一次看到這種暴力畫面，我都會陷入短暫的抑鬱，我懷疑自己的工作是否起到了作用。”
作為非洲裔美國人，她表示：假如警察害死了一個非洲裔美國人，不一定是因為後者有過激行為——他是非洲裔，這已經足以成為全部理由。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30日發表文章稱，種族主義暴力致死，這種傳統一開始就寫進了美國的基因裏。
文章稱，在美國，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生活環境惡劣，只能在資質很差的學校接受教育。
馬里蘭大學社會學教授拉肖恩·雷（Rashawn Ray）説，非洲裔美國人經常成為被歧視的對象，有時會被他人的過度警惕所傷。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紐約市，因違反“保持社交距離”規定而被捕的人中，有80％至90％是非洲裔或拉丁裔。
在美國，非洲裔人口常常做維持社會運轉所必需的低薪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們不得不出門勞動，導致這一羣體受感染的比例異常地高。但當他們染病求醫時，遭到拒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6倍，非洲裔美國人所能依靠的醫療體系非常脆弱。
文章稱，所有這些都不新鮮——從非洲裔相對較高的死亡率，到他們遭受的一系列迫害，這些情況已經持續了一代又一代。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會員、政治活動家威廉·巴伯二世（William J. Barber II）表示，“種族主義導致的死亡”從美國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他説：“這是一個傷痕，好幾個世紀以來，帶來了難以言説的痛苦。”
監製丨王姍姍 張鷗
製片人丨王薇
主編丨李瑛
編輯丨八月
更多資訊或合作歡迎關注中國經濟網官方微信（名稱：中國經濟網，id：our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