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西莫·託雷羅
古有云“民以食為天”。而隨着新冠疫情的持續蔓延，全球糧食生產、消費、貿易、市場、供應鏈等多個環節受到嚴重衝擊。多個國際組織和機構都已預警糧食安全風險，以及全球飢餓人口的增加。近期中國政府多次強調的“六保”目標中，也將糧食能源安全作為重中之重。
新冠疫情是否會導致新一輪糧食危機？如何迅速採取措施維持糧食供應鏈正常運轉？全球疫情會引發糧價飆升嗎？
帶着這些問題，《國際金融報》記者通過郵件專訪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西莫·託雷羅(Maximo Torero)，請他一一作出解答。
《國際金融報》：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執行主任戴維·比斯利(David Beasley)曾經説過，世界“正處於飢餓大流行的邊緣”。在您看來，新冠病毒大流行會導致全球糧食危機嗎？我們現在有足夠的食物供應嗎？
馬克西莫·託雷羅：世界穀物庫存充足，總體收成前景向好。比斯利確實指出，存在食品無法輸送至最需要的地方的風險。事實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這個問題就已經存在了。但如果我們保證包括國際貿易在內的食品供應鏈運轉良好，就不會出現全球糧食危機的風險。雖然物流瓶頸已經出現，但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證實我們可以避免這場公共衞生危機轉變為糧食危機。
《國際金融報》：您認為，目前糧食供應的最大風險是什麼？
馬克西莫·託雷羅：如果各國實施出口禁令，那將增加風險。糧農組織強烈敦促避免發生此種情況，並且希望各國能聽取這一意見。糧食供應和安全的最大風險始終與全球經濟收縮有關，經濟收縮是非常重大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非常嚴重。這是所有國家或地區都擔憂的問題，尤其是在收入較低的地方，一些家庭已經在購買食品上花費了很大一部分預算。需求減弱也可能對生產產生負面影響，生產端將從高價值和營養豐富的食品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替代品上。在其他災難發生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例如，人們偏向於專注卡路里並減少了水果、蔬菜和動物蛋白的攝入。決策者和利益相關者應設法通過收入支持措施來幫助較為貧困的家庭，並支持從事高價值和易腐食品供應鏈的商家維持經營。
《國際金融報》：在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哪些國家受到的影響最大？
馬克西莫·託雷羅：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最為脆弱，因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這些國家每1.35億人口中就有7300萬人被認定為處於IPC (編者注：IPC全稱為“食品安全綜合階段分類”，是用於衡量糧食不安全程度的指標，級別越高顯示風險越大)3級飢餓水平或更嚴重的水平。南亞和近東一些國家也很脆弱。值得注意的是，還有47個國家/地區的另外1.83億人被歸類為IPC2，這顯示“不堪重負”的糧食不安全狀況，且狀況有惡化的危險。正是在這些國家中，我們觀察到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
專訪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例如，與2月14日相比，蘇丹、贊比亞和坦桑尼亞的糧食價格分別上漲了21.8%，16.3%和12.1%；還需特別關注小島嶼開發國家(SIDS)，他們幾乎全部依靠糧食進口，而目前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和匯款減少，正面臨着嚴重的危機。
《國際金融報》：在您看來，中國會面臨糧食危機嗎？諸如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新興經濟體應如何應對糧食問題的挑戰？
馬克西莫·託雷羅：目前並沒有看出中國會出現糧食危機。中國在糧食安全和糧食生產方面已取得巨大飛躍，穀物庫存水平很高。人口眾多的國家需要確保照顧到最貧困人口，他們大多在農村地區。這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投資、財政激勵措施和多種方式來完成。中國、印度、秘魯和許多其他國家正在部署相關措施。簡而言之，避免糧食危機的第一步是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在病毒大流行時期，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為我們需要每個人都安全。
《國際金融報》：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4月份世界糧食價格連續第三個月下跌，但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國家的食品價格飆升。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會影響人們對糧食價格承受力？
馬克西莫·託雷羅：這是一個常見的問題。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可以衡量玉米、糖和棕櫚油等主要貿易食品的國際價格。而各國國內食品價格，即人們購買食品時實際看到的價格，包括其他食品(例如蔬菜)的價格，還反映了加工和分銷成本以及商店加價等因素。因此，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可能會下降，而各國國內食品價格會上升。
但是，從長遠來看，推動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的因素可能是非常強大的，這主要是由於經濟衰退導致需求下降。糧價下跌會損害農民的收入，並可能促使一些人改變種植的產品。同時，如果糧食價格下降而民眾可支配收入下降得更多，可能損害人們對糧食價格的承擔能力。大流行之後的重建，將在許多層面對決策者構成挑戰。
《國際金融報》：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打擊供需雙方，如何長期管理食品供應鏈，併為食品供應鏈可能遇到的未來危機做好準備？
馬克西莫·託雷羅：考慮到諸如氣候變化、水資源短缺、土壤健康和人口增長等因素，少花錢多產出勢在必行。仍有許多需要提高效率的地方，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裏的農業單產仍然太低，而人口繼續出現增長。這需要專注於投資，意味着發展包容性增長模型，確保最弱勢羣體獲得充足的食物。糧農組織的“牽手行動”(Hand-in-Hand Initiative)就專門針對界定和促進此類投資和行動。大流行也使我們想起了會遭受其他衝擊的可能性。在類似破壞性情況下，較短的食品供應鏈將非常有價值。如果在危機期間必須暫時縮短供應鏈，我們應該設計食品系統，使其能夠抵禦衝擊，正常運行。
《國際金融報》：迫在眉睫的糧食短缺令人聯想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時擔心食品供應的大型出口商限制了出口，導致全球食品價格飆升。我們應該從2008年的糧食危機中學到什麼？這一次的影響與先前的危機帶來的影響有何不同？
馬克西莫·託雷羅：這次確實有很大的不同。在2007年-2008年的危機中，全球糧食庫存量很低，當時的問題是糧食供應。出口禁令和貿易限制加劇了這一問題，並在某種惡性循環中推高了糧食價格。為了避免重蹈覆轍，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在向G20國家和非洲聯盟成員國的農業部部長致辭時，強烈反對貿易限制。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説，此次的問題有所不同，我們目前必須設法避免全球經濟下滑，進而導致食品價格跌至災難性低位。當前，趁着某些農產品價格下跌，一些脆弱地區可重建糧食戰略儲備。
《國際金融報》：全球應該如何配合努力來幫助受影響最大的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
馬克西莫·託雷羅：國際合作勢在必行。重要的是不要忽略那些需要糧食救濟和人道主義援助的人，並向依賴糧食進口且失去主要收入來源的較貧窮國家提供額外援助。這種幫助包括協調決策，以抵消在全球經濟下滑中經常發生的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