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記者統計了18家上市乘用車企百餘名高管的薪酬發現，頭部民營車企的高管薪酬最高。在高管薪酬前20名中，除了華晨中國的董事長吳小安外，有19位來均來自比亞迪、長城、吉利，而國企及央企高管的薪酬排名則普遍靠後。
這種差距在各車企的“一把手”工資上更為直觀。數據顯示，民營車企“一把手”中薪酬最高的是長城汽車的魏建軍，其2019年從公司領取的税前收入為574.5萬元，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的薪酬次之，為543萬元。作為對比，國內銷售規模最大的上汽集團（國企），其董事長陳虹的薪酬為154.67萬元，僅為魏建軍和王傳福的1/4左右。
不過在頭部民營企業“一把手”中，卻有一個特例——吉利董事長李書福，其2019年從上市公司領取的薪酬僅為35.9萬元。財報顯示，李書福三十萬元左右的薪酬已經持續了近十年，據悉由於主要收入來自股權分工，李書福與總裁安聰慧的薪酬均為象徵性質，後者2019年所示薪酬僅為0.9萬元。
2019年高管薪酬最高的“打工皇帝”出現在比亞迪汽車。財報顯示，比亞迪的副總裁廉玉波2019年從上市公司取得的税前收入為1056萬元，是接近百名高管中唯一一位收入過千萬元的，該薪酬接近王傳福的兩倍。而在比亞迪內部，除廉玉波外，還有6位副總裁薪酬超過600萬元，均超過王傳福。
事實上，由於公司體制等原因，民營企業高管比國企和央企高管薪酬高已經成為常態。數據顯示，同為國企的廣汽集團，其董事長馮興亞2019年度薪酬為110.8萬元，央企東風汽車集團董事長竺延風年度薪酬甚至不到百萬元，為93.7萬元，且還是在比2018年增長了的情況下。
受全球車市低迷影響，國際車企掌門人的薪酬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數據顯示，2019年通用CEO瑪麗·博拉薪酬達216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54億元）比上年降低了1.1%；2018年7月上任的FCA CEO麥明凱在薪酬144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02億元），據悉，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FCA宣佈，在今年4月至6月期間，麥明凱的薪資將減半；福特CEO吉姆·韓愷特薪酬為174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4億元），同比2018年下降了2.2%。不過，這三家跨國車企一把手的薪酬仍均為國內車企一把手最高薪酬的10倍及以上。
在銷量規模和盈利規模上，通用汽車2019年在全球銷售774萬輛，比國內銷量最高的上汽集團高出100多萬輛；淨利潤6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76億元），是國內利潤最高車企上汽集團的接近兩倍，不過，其“掌門人”薪酬是上汽集團董事長的100倍，是國內最高薪酬高管廉玉波的15倍。而福特2019年全球銷售490萬輛，淨利潤0.4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34億元），利潤只有上汽集團的百分之一。
且在國內汽車行業中，並不是每個車企都像比亞迪那樣“慷慨”。經濟觀察網記者發現，在所有車企高管中，有人年薪已經低至部分城市白領水平以下，如海馬汽車董事、COO陳高潮，財報顯示其2019年獲得的税前報酬僅為22.93萬元，2018年則為僅為9.12萬元。縱觀海馬汽車五年以來的財報，高管的低薪酬已是常態，即便是“一把手”董事長景柱，其2019年的薪酬也僅為52.5萬元，在所有高管中墊底，這可能是受海馬汽車市場表現持續低迷等影響。
從車企高管薪酬總支出來看，在經濟觀察網記者統計的18家車企中，有10家車企出現下滑。其中，下降幅度最高前三名為北汽藍谷、長城汽車、吉利汽車，它們的高管薪酬分別的下降幅度為25%、24%、23%，另外2019年銷量大跌的上汽集團，其高管薪酬總額也下降了19%。
超過一半的乘用車企在高管薪酬支出部分進行了縮減，主要的原因被認為是2019年車市下行導致業績走低。數據顯示，吉利汽車全年淨利潤僅為82.6億元，下滑幅度更是達到了35％。長城汽車利潤為44.97億元，較2018年同期下降13.64％。而上汽集團淨利潤256.03億元，同比下降28.9%，為上汽集團近10年來首次出現淨利潤下滑。不過，北汽藍谷是個例外，雖然其2019年利潤實現25.54%增長，但高管薪酬不升反降了25%，這可能與補貼退坡導致的銷量下滑有關，數據顯示北汽新能源2019年銷售15.06萬輛，同比下降4.69%。
在高管薪酬增長的車企中，有憑實力給高管漲薪的，如華晨中國。2019年，在華晨寶馬的利潤加持下，華晨中國淨利潤為67.62億元同，比增長16.18%，其2019年高管薪酬總額上升了7%。但也有企業在銷量、利潤雙下滑的情況下，仍然調增了高管薪酬，如一汽轎車、一汽夏利和比亞迪。
數據顯示，比亞迪2019年淨利潤同比下降了42%，但高管薪酬總額同比增長18%；一汽轎車在利潤下滑74%的情況下，高管薪酬大增61%；一汽夏利2019年淨利潤-14.8億元，同比下降4068.32%，但其高管薪酬同比上漲26%。值得注意的是，江淮汽車高管薪酬大幅增長62%，為上市車企中漲幅最大，2019年江淮汽車實現了利潤扭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