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印度多家媒體披露，在日本政府提議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貿易和商業部長將於近期就啓動三方“供應鏈彈性倡議”舉行首次會議，試圖在現有雙邊供應鏈網絡的基礎上建立替代方案，以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未來一旦達成諒解，這個被稱為“供應鏈聯盟”的倡議還將對東盟國家開放。此舉既是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業已開啓的產業鏈調整步伐的延續，也摻雜着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考量，背後更浮現出美國撮合“四國機制”的無形之手。
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大潮造就了一個密切交融、相互依存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由於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科技和產業革命勃興、政治民粹勢力泛起以及貧富差距拉大，全球化進程在疫情之前已有逆向發展的勢頭。此次百年未見之疫情嚴重打亂全球物流、商流及生產，暴露了全球化國際分工背景下產業鏈的脆弱性，對不少國家政治、經濟、民生、安全和心理上均帶來衝擊，也促使多國政府重思產業佈局和供應鏈安全問題。中國率先走出疫情並展現出了強大的生產供給能力，但這在為全球抗疫提供巨大支持的同時，也讓部分國家對戰略物資供給過度依賴中國產生擔憂，拉高了其減少對華依賴的呼聲。受中美關係急劇動盪、美國不斷加大對華全面遏制力度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部分國家為規避風險，計劃將相關產業引流回國或轉移到中國以外。
以印度為例，莫迪政府今年5月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提出將審視其土地、就業和税制等法律體系，以振興“印度製造”為重點，在國內構建新的供應鏈和市場。中印邊境對峙及衝突事件之後，印度一方面加大經濟領域“去中國化”步伐，另一方面積極尋求國際合作，迎合美國對華“脱鈎”政策，接觸了眾多美國企業，甚至高調宣稱將劃撥大片土地承接從中國轉移出來的項目。
而早在2012年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問題惡化後，加之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日本企業就開始關注產業鏈依賴中國的問題，討論所謂“中國＋1”策略，試圖將其在中國的生產設施向外轉移。疫情初期，中國經濟一度停頓，更加劇了日本方面的擔憂。安倍政府為此撥出專款補貼，鼓勵企業將製造業從中國外遷。澳大利亞因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緊跟，致使澳中經濟關係嚴重受損。由於在三國中，澳大利亞對中國依賴最重，加之澳自身經濟結構問題，因此澳也迫切想把與中國這一最大貿易伙伴的經貿關聯部分轉向日本或印度。
這一倡議的出台與近來美國政府對華“脱鈎”政策密切相關。去年4月，美國曾宣佈通過一項將與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合作的“經濟繁榮網絡”計劃，試圖重置全球供應鏈，推動有關國家企業撤離中國，以期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體系調整重構的趨勢雖不可避免，政治因素還將持續放大，但經濟利益仍是決定因素。圍繞產業鏈調整，背後糾纏着政治和商業兩種不同邏輯。在政治邏輯作用下，政客考慮的是地緣政治博弈、意識形態競爭和國家安全等問題。而資本趨利，企業在商業邏輯中考慮更多的是成本、利潤、風險以及這三者間的權衡計較。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成為第一製造業大國。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世界份額超過28%。中國巨大且充滿潛力的市場、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源、成熟的供應鏈、政府的政策支持、穩定安全的社會環境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對國際資本具有強大吸引力。基於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需求，企業很難輕易改弦更張、推倒重來。政客可以在台前誇誇其談，最終還得按資本和商業利益的節奏起舞，決定產業鏈調整變化的根本動力還是經濟規律、資本屬性和科技進步。（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