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 |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導讀：內外情勢劇變之際，國內國際“雙循環”成為中國戰略轉向的一個顯著標志。其中，為什麼要搞內循環、怎麼搞內循環、如何處理內循環與外循環以及國際經濟體系的關係等問題，尤其引人猜想。
9月6日，黃奇帆出席“中國經濟發展與信用建設論壇”並作了《疫情下的世界經濟趨勢和中國經濟的雙循環》主題演講，他認為：在過去十多年出口遭遇天花板、貿易摩擦增多、勞動力緊張、比較優勢減弱、環保成本上升等五大壓力下，中國走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道路，不僅是因為脱鈎倒逼或疫情下的產業鏈困局倒逼，而是更深層次改革和更高層次開放的必然路徑。他認為，單靠外向型經濟支撐不起強國戰略，當今發達國家沒有一個靠外向型經濟成為強國，而是把內需作為一個磁鐵，吸引天下各國與之相關聯，由此奠定國家強大的基礎。
他提出四條建議：首先是把創新作為內循環的重要載體，尤其要彌補創新的薄弱環節；二是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會，把“新基建”搞上去；三是挖掘傳承產業的新發展空間；四是解決社會內循環的消費能力的問題。他特別指出，中國還有六億低收入人羣，主要是農民。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只佔全年收入3%，40年都沒變，這是農民窮的基礎性原因。如果能讓其財產性收入從3%變成30%，不僅農民的收入會有巨大提高，也對中國未來發展意義重大。
五種壓力與內循環的必然性
5月份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內循環為主的戰略，這個戰略對中國影響深遠。
中國可以這麼説，從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是經過了近30年的外循環為主的戰略，然後到了2010年以後逐漸開始往內循環為主的方向轉。
2010年前後，中國工業產值成了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2012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成了世界第一。所以我們GDP第二，工業和進出口貿易的第一都是在2010年前後形成的。
但是就在這個階段，世界對我們的外向型經濟形成了五種壓力、五個座標面的變化：
第一個由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經濟進入了衰退期，我們的出口碰上了天花板。
第二，從2006-2015年，10年WTO裏各種貿易糾紛案件1/3是跟中國打的，因為中國的出口突飛猛進，等於佔領別的國家的市場，所以摩擦不斷。
但這個摩擦，和美國現在和我們搞貿易摩擦是兩回事，那屬於WTO常規的經濟次序裏產生的摩擦。
第三，從2012年以後中國的勞動力邊界條件變化了。
2012年以後中國每年退休的人達到了1500萬，每年新增的勞動力每年1200多萬，實際上每年要少掉200多萬勞動力。整個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了，這幾年勞動力成本提高一倍以上。
5年來少掉1000多萬勞動力，為什麼大家沒有感覺勞動力普遍的緊張？因為經濟下行了，從11、12的增長率現在到了6，去年是5.9，降一個百分點涉及200萬人就業，降了5個點就有1000多萬人就業崗位沒了。
但是那時候正好需求上勞動力供給上少了1000多萬，兩邊是平衡的，這本身就説明了勞動力少了以後經濟要下行的。
第四，中國在這樣的大工業發展中，油電煤氣運包括城市土地成本都提高了很多，比較優勢開始減弱。
第五，生態環保的壓力增加，對環保的治理成本也大大提高。
面對這些變化，中央審時度勢，從2013年提出了新常態，2014、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變了過去以出口拉動為主的狀態，轉化為供給平衡的狀態，多餘的供給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這一套循環措施出來以後已經把中國的經濟其實就在往內循環方向走了。
所以2019年中國GDP100萬億，中國的進出口折算人民幣32萬億，所以中國經濟的外向度從2006年的64降到了32，這説明其實在十八大以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已經轉了一個彎，從外循環為主逐漸變成外循環、內循環雙循環。
這次在疫情下，在美國脱鈎的壓力下，我們推出內循環為主體、雙循環格局，是個順理成章的事。
它不僅僅是因為脱鈎倒逼的，也不僅僅是疫情下支離破碎的產業鏈倒逼的，而是中國的強國戰略，是中國更深層次改革、更高層次開放的必然路徑。
外向型經濟支撐不起強國戰略
當今發達國家沒有一個靠外向型經濟成為強國的，而是把內需作為一個磁鐵，吸引天下的各個國家和他發生關係，由此奠定強國基礎。
美國去年GDP總量是21.5萬億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國過去十幾年一直維持這個平衡的比例。
強國不是以拼命的出口去佔領市場成為強國的，恰恰是以全球都跟他做貿易，東西賣給他，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的進口國，中國在進口方面是第二，出口方面我們是第一。
再看歐盟，歐洲這個22個國家每個國家單獨算的話，進出口的外向度都是每個國家GDP的60%。
但是，當歐共體變成一體化，如果你把歐洲這20個國家在申根協議範圍內互相交易的都算內循環，歐洲20個國家整體出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這麼算的話，歐洲的進出口佔歐洲的GDP就是22%。
日本在外向度蒸蒸日上的時候，正好是他從50年代戰敗國重振旗鼓，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推動下，他以出口利國帶動發展，但外向度發展到了GDP50%以後，日本也開始轉向內，現在它的外向度是25%左右。
講這段的意思，強國戰略不是外向度極高的情況下形成的。
現階段中國經濟外向度還比較高，但今後的二三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個意義上講強國之路，內循環為主、雙循環，不是在閉關鎖國情況下的內循環，而是開放條件下的內循環為主，是以內循環來支撐開放，這是總的概念。
內循環對中國經濟的五大好處
內循環會對中國經濟今後十年、二十年帶來什麼好處呢？至少五條：
第一，內循環下經濟效益質量會提高。
大家知道加工貿易大進大出，如果有1000億的產值出口的話，你產生的GDP只有12%左右，因為80%的零部件從國外進來，你賺的就是零部件進來以後的組裝費勞務費，只佔10%。
但是，這1000億帶動的是外國的80%，800億外國的零部件企業的產值，這帶動了外國的就業和外國的利潤税收，但你自己的效益質量並不怎麼高。
內循環下至少產值GDP會佔到30%-33%，這就是內外循環的差距。
你要把兩頭在外的國際市場需要的產品，變成一頭在內一頭在外，零部件、原材料70%、80%本地造——本地造不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自己造，還是開放的，你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優秀的企業七八百個引過來，告訴他們我這有世界1/3五六千億的市場，你到這來這個市場就是你的。
這樣七八百個外資企業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時、一小時的半徑內齊聚，形成開放、國際化的產業鏈集羣，但是垂直整合一體化放在國內。這樣，這些零部件的税收、勞動力帶動的都是我們國家的，這是第一條。
第二國民經濟更安全，這也不言而喻。
如果兩頭在外、大量依靠外國的進口，一旦有經濟危機、有地質災害或者社會災難，總之一個企業停了，哪怕其他100個企業都是好的，少了這1%，產品也做不出來。
第三就是企業的技術進步，核心器件、自主開發這方面會加強。
外循環的情況下會認為世界是平的，一切都可以交換的，在這種情況下什麼東西都可以通過買買買來的，資源優化配置沒有任何干擾，這樣去想的時候，就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什麼都可以買賣。
最近很多輿論總是有點詬病聯想，如果用歷史的寬容度來説，他過去30年就是買買買的外循環，所以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換一個戰略，整體上如果以內循環為主的話，還真應該像華為這樣自主開發，加強研發核心根基、基本面、基礎性的東西。
第四，內循環基礎上要素市場就會充分的發育。
要素市場不復雜，最多一個國家就那麼十來個品種，什麼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石油天然氣能源市場。
這些市場非常重要，因為這些要素是支撐一切企業、一切商品流轉的基礎，這種要素市場可以有一二級市場，有期貨市場，有常規的交易市場，這樣的市場如果充分發育，就會支撐整個社會的商品市場發育。
我們的要素市場這幾十年發育不夠。今年4月9日黨中央、國務院發了一個文件，就是《關於進一步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意見》。
這個文件極其重要，講了一系列的要素市場，如果按中央政策操作到位，一個要素市場至少產生1-2萬億的紅利，那這五六個要素市場可以產生10萬億，一年產生10萬億，十年100萬億，30年300萬億量。
我們常規經濟系統裏的各種壞賬什麼的，都可能通過要素市場改革產生紅利，把它對沖掉，而且要素市場不需要國家投資100億產生100億，它是通過改革生產關係產生了生產力，這個紅利是改革的紅利。
所以大家注意，應該把中央的這個文件當做十分重要的文件把它給搞懂。
那為什麼過去十年、二十年要素市場發育不夠暢呢？因為我們在外循環，世界的要素市場是充分發育的，你的商品各方面在世界要素市場的循環中，你不會感覺有什麼問題，國內的哪怕沒發育你也覺得很正常。但內循環為主的時候，這些發育就十分重要。
第五，一旦內循環為主，國內的市場潛力充分發掘了以後，進口對中國顯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大量進口代表中國國內的老百姓相對富裕，有消化世界產品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大量進口你的國際市場的地位就更高，貿易摩擦就更少，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就更強，因為你是世界最大的買主。
中國現在和美國就差五千億美元，他比我們採購量、進口量多五千億，我覺得中國其他的第一都不那麼重要，如果進口量能夠今後幾年內實現第一然後一直保持下去，就憑這一個，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會大大增強。
還有一點，進口多的國家有定價權，買東西多就可以打折，對手看到你買的多也容易遷就你。
再有一方面，進口多的國家有貨幣支付的決定權。
最近幾年中國這種決定權逐漸增加，大家看到跨境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去年是七萬億人民幣，規模也不小，相當於一萬億美元。
從這個角度最近大家看到一些新聞，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用人民幣計價，從中東進口原油，期貨市場用人民幣計價，石油美元變成石油人民幣，當然這個量現在還小，如果你是進口大國，如果不斷的推進這一環，人民幣國際化就出現了。
所以説，內循環真的很有戰略意義，是強國之路。
推進內循環的的舉措
具體的一旦推進內循環，重要的措施有那麼幾項：
首先要抓好創新，內循環的重要載體是創新；第二，要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會，把新基建搞上去；第三是老樹新芽，挖掘傳承產業的新發展空間；第四，解決社會內循環的消費能力的問題。
我們的創新目前有三個薄弱環節，如果在內循環下要把這三個薄弱環節補上，就會形成巨大的發展動力——
第一，目前中國在核高基的研發投入上還是短板，中國的研發費已經達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億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其中投資到核心、高科技、基礎性的研發，只佔5%約1100億，比例非常低。美國在核高基投入的研發費是我們的20倍。
這方面我們要向任正非學習，任正非一年研發費是他的銷售額的15%，他1000多億的研發費裏面，30%投在芯片這些核高基上，也就是300億。這樣的話，全國1000多億核高基研發投入裏任正非一家去了300億。
而我們那麼多大專院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研發費，都是分散耗散，核高基領域的品種投的真的不多，今後要補這個短板，
第二，科技成果轉化的不多，好不容易有0-1的研發成果，但轉化為生產力的轉化率太低。
4月9日中央要素市場改革文件裏特別講了一個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國的弗勞恩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幹嘛的？
它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是科學技術轉移的機構。你有成果，他有成果轉化生產力的智商，弗勞恩研究所就把兩頭接起來。
我們國家就缺這個，孵化器一大堆，就把發明創造的科學家納到孵化器裏，這個孵化器其實就是一幢樓，房租不要，讓你在這搞，結果那些專家在大學實驗室能無中生有的發明科學進步一等獎、二等獎的成果，但這些成功轉化沒有發生，所以這方面我們路徑有誤差。
好不容易轉化出那麼一點東西，但過去資本市場沒開門，從去年開始科創板出來了，獨角獸科研成果產業化的資本投入體系開始大門打開。
如果這三個環節打通，將是中國今後內循環創新的核心鏈條。
再説新基建。新基建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第四次工業革命。
現在我們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時代、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區塊鍊形成的產業互聯網、消費互聯網等等。
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不僅是跟進者，我們還是引領者之一，在5G一些方方面面我們是比較領先的引領者。所以中央在疫情下推出新基建，非常了不起的前瞻性，把這件事做好也是內需。
第三，老樹新藤，挖掘傳統產業新的發展空間，外循環的時候可以不當回事，但是當內循環的時候這也是新的增長動力。比如汽車我們已經連續三年銷售量在下降，年年下降好像到了天花板。
但仔細想想我們的汽車保有量是17%，每1000人是170輛，美國1000人是840輛，歐洲所有國家加日本、韓國發達國家經濟體系是60%多，我們現在才17%，菲律賓、馬來西亞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有40%以上，憑什麼我們到了17就天花板了呢？這些都是可以動腦筋的。
最後一條，我們有一個社會內循環的消費能力的問題，發展的主體動力源泉一是企業，二是小微企業，三是老百姓，這三塊內循環的主體動力要發揮。
企業有沒有積極性看六條，一就是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能解決好，二税費成本要比較低，三有公開、公平、合理的市場秩序，四要保護企業的資產的權力，五政府和企業之間親戚關係要處理好，六還要保護企業家的家庭財產和人身安全，你把這六條做好企業就發展了，這是一個。
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小微企業不是生產力突破的什麼工具，但它能夠自我解決就業，80%的就業都在小企業裏邊，所以你把它當做民生自己保障自己，能有錢消費的重要的一個羣體。
我們還有六個億低收入人羣，主要是農民。我做過統計，重慶3千多萬人，2千萬農民家庭，財產性收入佔全部年收入3%，97%是勞動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這個問題40年沒變，這就是中國農民窮的一個基礎性原因。
如果能夠讓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從3%變成30%，我就相信農民的收入會有巨大的提高，在這個意義上講還要靠改革。
以上這些,就是我講的內循環下要從技術進步開發到新基建、新的工業革命，老樹新芽，動力系統，企業動力、小微動力、個人消費的動力，把這些事做好，內循環就會很好的轉動起來。
責編:黃鑫 | 審核:李震 | 總監:萬軍偉
（來源：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來源：大河財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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