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化縱橫（ID：whzh_21bcr）
作者：付宇 桂勇
題圖：視覺中國
“不是雙休的工作我不幹！”一位大學生的求職“宣言”，讓許多過來人對新一代年輕人的就業觀念驚歎不已。如何看待當代青年對個人命運與道路的不同選擇？
本文將這一代年輕人定義為“豐裕一代”，在他們的成長期，中國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在他們成長後，又遭遇了“資產社會”，在這種社會里，資產-勞務回報率差異以及擁有資產的多少，要比工作表現的好壞，更能決定個人機遇。豐裕的物質生活，讓這一代青年表現出鮮明的個體化特徵，以及在物質基礎上的精神追求；但“資產社會”不斷加劇社會分化，又讓他們當中的後來者產生沉重的無力感和底層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原題為《當豐裕一代遭遇資產社會——解讀當代青年的社會心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90後”正逐漸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其社會心態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時代的觀念演進和變遷。在長期跟蹤研究這一羣體社會心態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一系列潛在的或正在形成的衝突，其中既有對既定經濟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滿（例如“躺平主義”）、對資本與工作的反抗（例如“996.ICU”），也有對主流家庭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不認同（例如“父母皆禍害”“不戀愛、不結婚、不生娃”），還有源自亞文化共同體與泛意識形態的衝突（例如飯圈等）。
與那些產生於特定社會結構與制度背景下，以現實經濟利益分配為核心訴求，以利益糾紛、維權、抗爭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傳統衝突形態完全不同，這些新的衝突背後是青年人獨特的觀念與認知模式。
因此，廣泛存在的輿論爭議並非無關緊要的“意氣之爭”，相反，它們可能成為另一種形態的社會衝突的來源，甚至成為左右社會共識走向的動力機制。我們有必要站在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理解當代青年羣體的社會心態特徵及其後果。
除要求雙休之外，年輕人寧願待業也不願委屈求全，工資與工作時長、企業文化、乃至出差與否都會成為擇業的決定性因素
具體到社會心態層面，當代青年羣體身上呈現出很多耐人尋味的悖論：他們既是心態開放、多元包容的一代，願意接納那些有爭議的觀念、行為和羣體，卻又是眼裏容不下沙子的一代，“一鍵舉報”“人肉搜索”屢有出現。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發展道路高度認同、充滿信心，卻又對個人命運前途迷茫不安、焦慮彷徨。他們擁抱物質、嚮往財務自由，卻又對財富精英嗤之以鼻、極盡嘲諷。他們一邊渴望戀愛結婚，過上理想中“一日兩人三餐四季”的美好生活，另一邊卻又懶得戀愛、懶得結婚，只想養一隻貓，陪自己過個“躺平”的週末。他們是現實生活裏的“社交恐懼症患者”，卻又在網絡世界裏徹夜狂歡。
這些悖論看似對立，背後卻指向了共同的時代背景，正是後者所塑造的核心觀念決定了青年羣體的社會心態特徵和社會行動取向，並部分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可能遇到的潛在問題。
基於此，我們嘗試提出一套分析性框架。本文認為，理解青年一代社會心態的核心鑰匙與時代大背景有關：青年一代成長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可以被稱為“豐裕一代”；在他們成長後，又遇到資產多寡的重要性相對於勞動力市場表現優劣逐漸提高的“資產社會”。豐裕一代塑造了年輕世代的個體化特徵及物質基礎上的精神追求，資產社會則塑造了這一世代的無力感和底層感，這些核心觀念的共同作用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心態特徵，包括用躺平對抗權力、渴望“35歲財務自由”、呼喚新經濟秩序、融入強大的國家，並呈現出當代青年羣體獨特的“圈層化生存”狀態。
高速經濟增長下成長的豐裕一代
豐裕一代不僅普遍擁有更加豐厚和充裕的物質條件，而且在其成長階段見證了新千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高質量城市化、高等教育大眾化、互聯網普及化等時代進程為代表的“繁榮”和“增長”敍事，與以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歷史事件為代表的集體記憶，構成了塑造豐裕一代的兩條邏輯主線。
“豐裕”既體現在物質條件方面，也體現在教育、工作、落户等社會流動性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新世紀前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始終維持每年7%以上的高速增長，“90後”個人生命歷程的昂揚向上與國家前途未來的蓬勃發展之間形成了時代與世代的共振。如果説，“50後”“60後”與國家同呼吸的集體記憶建立在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匱乏”經驗之上，那麼，“90後”與民族共命運的世代體驗則藴含在少年中國、未來可期的“豐裕”憧憬之中。
經濟增長在當代青年羣體的觀念層面導致了兩方面的結果，即個體化與物質基礎上的精神追求。
個體化表現為追求個人價值實現，以個人興趣、價值、觀念為導向。市場經濟時代，國家不再在道義上承擔保障所有人均等生活機遇的責任，而是市場經濟秩序的協調者，個人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被推向時代的舞台。當經濟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時代精神，年青一代越來越多地將個人興趣和價值作為思考經濟行動的出發點。與此同時，豐裕的物質基礎為“90後”創造了温飽之上追求自我與個性的條件，“我”與“個性”作為這一世代的精神座標原點得到前所未有地放大和延展。今天的年輕世代不僅是“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還是從個體經驗出發理解和認識世界的一代人。
物質基礎上的精神追求則代表了一種對於舒適、自由、有成就感的生活狀態和生命體驗的渴望，同時以相對優渥的物質條件為前提，在觀念層面表現為既重視物質，又輕視物質。以繁榮和增長為主旋律的敍事塑造了年輕世代關於物質生活的樂觀主義迷思，並在觀念層面塑造出兩種潛藏着矛盾衝突的取向：一方面，他們有底氣嚮往超越了物質財富的理想生活方式，認同“財富不過是追求夢想、自我實現的副產品”；另一方面，這種對於物質基礎的樂觀想象一旦遭遇現實的無情打擊，又會反過來從根本上動搖他們關於個人發展的信心和預期。
資產社會與後來者的“下流化”
伴隨着經濟貨幣化程度加深，金融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斷升高。世界經濟體系的金融化進程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國家治理模式與經濟組織結構，而且深刻地改變了財富分配與社會分化的邏輯。
資產在金融化經濟體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那些曾經無法（或者是被認為不應該）市場化、貨幣化的要素和資源（例如住房、創業活動、公共基礎設施）被金融化浪潮裹挾，成為各種可計算、可交易的金融資產形式，被納入資本週轉與循環的過程之中。資本的自我增殖與複利增長邏輯於是佔據主導，資產價格伴隨着金融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呈現出遠超經濟增長速度的上漲趨勢。
全球範圍內，資產在國民財富中佔比越來越大，初始資產佔有量不同的羣體之間財富差距快速拉大，出現“資產分層”現象。那些以非市場化形式獲得資產或者在金融化早期以較低價格購入資產的羣體成為“新貴階層”，並在金融化進程中以更低成本不斷撬動更大規模資產。由此，一套以金融市場為樞紐、以資產多寡為機制的分層體系，疊加在以勞動力市場為樞紐，以教育、職業、收入為機制的既有分層體系之上，構成了我們理解資產社會及其觀念後果的基本邏輯。
金融化驅動的資產社會的全面崛起同樣塑造了兩個維度的核心觀念。
其一，資產社會後來者的無力感。金融化加劇了勞務-資產回報剪刀差，資產的複利增長、自我增殖使得剪刀差進一步擴大；而先賦因素主導的資產傳遞使得代際累積劣勢不斷放大，階層代際再生產以一種穩定且不存在合法性挑戰的方式得以實現。資產價格與升值速度取代了精英教育與職業准入成為社會封閉賴以維繫的基礎，寄望於“鯉魚躍龍門”的“小鎮做題家”們在難以跨越的資產鴻溝前敗下陣來，“大錢靠命，小錢靠掙”成為這種無力感最真實的寫照。
其二，資產社會後來者的底層感。以金融市場為樞紐、以資產多寡為社會封閉機制的分層體系使得資產成為決定生活機遇的關鍵因素，這意味着年輕世代在勞動力市場通過努力奮鬥獲得的職業晉升和收入增長，只有在轉化為金融資產的情況下才可能指向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態的改善。然而，由於剪刀差的存在，收入增長往往“追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最終淪為“為房東打工”，由此導致了底層感的產生。這種底層感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諸如“打工人”“內卷”等網絡流行語的走紅，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是高學歷、高收入羣體，也呈現出較低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例如自嘲“金融民工”“碼農”等）。
當豐裕一代遭遇資產社會：青年羣體的社會心態特徵
豐裕一代與資產社會的疊加，導致一系列社會心態特徵，具體表現為用“躺平”對抗權力、渴望“35歲財務自由”、呼喚新經濟秩序、融入強大的國家。
（一）用“躺平”對抗權力
年輕人為什麼會“躺平”？拋開價值判斷，回到塑造青年羣體社會心態的時代背景及其核心觀念，筆者認為必須注意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體化的豐裕一代渴望擺脱外部責任對個體的束縛。這種束縛可能來自傳統家庭的倫理秩序（例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可能來自集體主義時代的工作倫理（例如“艱苦奮鬥”“舍小家為大家”），可能來自工作場所的企業文化（例如“996是大福報”），也可能來自社會輿論的刻板印象（例如“剩女”）。在年輕世代看來，既然只有“自己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其他社會角色並不會在道義或現實利益層面為自己的人生選擇承擔後果，那麼也就只有“我”才有資格決定個人的生活方式，也只有“我”的興趣、價值和觀念是需要被考慮的。
由此，那些曾經訴諸價值的社會性行為被剝離成為個體福利層面的理性計算。一旦被證明無助於個體福利改善，年輕人就會自然而然地選擇抗拒這種外部責任和角色期待。在我們的研究中，“覺得麻煩”“擔心生活質量下降”成為很多年輕人在婚戀議題上選擇“躺平”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已經結婚的年輕人，也會因為“生育影響職業發展”“養孩子太貴”而選擇推遲生育甚至“丁克”。
第二，無力實現物質條件期望的年輕人試圖跳出資產社會的結構性困境。當期待着“畢業十年，年薪百萬”的年輕人遭遇了現實的“毒打”（買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小孩），強烈的落差催生出對於個人命運前途的迷茫焦慮。那些無法通過代際轉移獲得資產的年輕人，要麼是在勞動力市場通過超時工作爭取超額薪酬以換取獲得資產的可能性，要麼只得在加速上漲的資產價格面前默默承受勞務-資本回報率的剪刀差。儘管行動者看似在“自由選擇”，但無論怎樣選擇，都難以掙脱權力的結構性束縛，淪為“困在系統裏”的人。
面對個體無力超越的結構性困境，“躺平”成為一種彌合心理落差、擺脱現實困境的有效策略——“一旦決定了‘躺平’，還有什麼可‘卷’的，上班‘摸魚’，到點下班”。從這個角度而言，“躺平”也就擁有了一種對抗權力的意味。
當我們理解了“躺平”現象背後的時代背景與動力機制，則不難推斷，一味指責“躺平”對全社會的消極影響可能適得其反，讓渴望擺脱束縛和困境的年輕人更加牴觸。只有重塑社會性價值的共識，打破資產社會的困局，才有可能讓年輕世代擺脱“躺平”，重新迴歸主流價值的期待。
（二）渴望“35歲財務自由”
當個人興趣和自我價值凌駕於生存的物質需求之上，年輕世代呈現出後物質主義傾向，有勇氣也有底氣不再將物質條件作為人生目標，轉而追求超越物質層面的“詩和遠方”。然而一切無不以物質基礎為前提條件。作為一種達致“詩和遠方”的手段，工作與否或者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本質上基於投資回報率的選擇。因此，與談及生活意義時的後物質主義相反，年輕世代在選擇工作時呈現明顯的物質主義傾向。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即使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仍有超過半數的大學生拒絕在“薪酬待遇”方面做出妥協，遠高於行業、崗位、工作地點、企業性質等方面。然而，資產社會的時代特徵決定了勞務與資本回報率的剪刀差。面對無力跨越的資產鴻溝，工作/奮鬥不再是自我實現的手段，反而成了阻礙。
沿着上述邏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相信“選擇比努力更重要”的年輕世代中間，崇尚奮鬥的傳統工作倫理日漸式微；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頻繁跳槽甚至“裸辭”，也不願意“與企業共同成長”。當年輕世代擁有相較於上一代更多樣化的“賺錢”機會以及更高的物質條件期待時，踏實工作與延遲滿足成為一種回報率不高的選擇。
“35歲危機”為焦慮的年輕世代劃下了一個明確的時間節點：如果在35歲之前還沒實現“財務自由”，擁有作為物質基礎的資產，那麼精神追求（自由、舒適、成就感）也就岌岌可危。當資產價格的飛速上漲動搖甚至打碎了年輕世代期待的物質基礎，“搏一搏單車變摩托”不再是一句玩笑話，反而成為一種“資產配置手段”。
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炒作以比特幣、以太坊、萊特幣為代表的加密數字貨幣。沉迷於“炒幣”的年輕人並非缺乏金融常識，也不是不瞭解其中的風險，而是常規的財富積累方式已經無法滿足他們跨越資產鴻溝的願望。類似地，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佈的數據，超過六成的電信詐騙受害者為“90後”，打破了傳統上認為“只有老年人才會上當受騙”的刻板印象。究其原因，豐裕一代賴以支撐精神追求的物質基礎與資產社會塑造的無力感共同決定了年輕世代對於“35歲財務自由”的渴望，後者讓“90後”在“躺平”的同時尋求通過非常規手段實現物質財富的快速積累。
（三）呼喚新經濟秩序
繁榮和增長為主旋律的敍事塑造了豐裕一代關於物質生活的樂觀主義迷思。然而，一旦這種樂觀想象遭遇資產社會的無情打擊，則會反過來從根本上動搖個人發展的信心和預期。無論是“知乎”上那些動輒瀏覽量突破千萬的“扎心問題”（例如“房價讓當代青年有多絕望”），還是自嘲“985廢物”的十餘萬“豆瓣”網友，都是這種樂觀主義迷思破產之後的懷疑與彷徨。因此，對於年輕世代的種種讚賞（例如“樂觀、自信、有追求的一代人”）與批評（例如“經不起挫折，總是愛抱怨”），都不過是豐裕一代“物質基礎上的精神追求”這一核心觀念導致的一體兩面的社會心態後果而已。
當資產成為決定生活機遇的關鍵因素，努力奮鬥卻依然難以擺脱底層感的年輕世代不可避免地將個人生活境況歸因於超越個體層次的結構與制度。這種歸因機制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呼應，最終指向抽象甚至虛假的社會對立面，例如代際（“房價就是中年人對年輕人的剝削”），或者資本（“資本利用我們創造了更好的世界，我們卻被驅逐了”），或者是更為抽象的市場（“自由市場就是自由地炒作房價”），甚至不排除在極端情況下指向國家。
根據我們對多個社交媒體平台的追蹤研究，年輕世代對於資本（包括作為具身化運作策略的“996工作制”“大小周”“應屆生薪資倒掛老員工”“期權代替工資”以及通過資本市場獲得超額收益的鉅富羣體）的態度在過去兩三年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從過去崇拜鉅富羣體、認可超時工作換取超額薪酬，到質疑和反抗資本及其運作策略——資產社會的底層感伴隨着諸如“35歲失業”“‘90後’員工猝死”這樣的新聞事件愈發真實且強烈，直到“打工人”一詞在2020年火爆網絡。以至於從未真正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的“90後”們，開始懷念起“畢業分配、單位分房”的80年代。“考公上岸”（即考取公務員）再次成為擇業熱門。年輕世代正在呼喚一種能夠讓他們擺脱底層感、實現精神追求的新經濟秩序。
在特定輿論熱點的催化下，青年羣體對於資本的普遍不滿可能轉化為集體性的反抗行動。2019年3月，一個名為“996.ICU”（即“工作996，生病ICU”）的項目在開源代碼託管平台GitHub上誕生，該項目旨在揭露那些實行“996工作制”的企業。短短兩週時間，超過20萬人響應該項目，併發布“反996許可證”（Anti-996-License），禁止被列入“996公司名單”的企業使用自己貢獻的開源代碼。此後，發起者還創建了“955.WLB”項目，為超過1300家企業評分，鼓勵“用腳投票”，拒絕加入“996公司名單”中的企業。
需要指出的是，“996工作制”只是深層矛盾的諸多表現之一，根源仍然在於豐裕一代賴以實現精神追求的物質基礎與資產社會後來者的底層感之間的衝突。在互聯網企業不再實行“996工作制”之後，那些失去超額收入的年輕人並沒有獲得夢寐以求的“自由、舒適、成就感”，對於現存經濟秩序的反思和質疑還將潛藏在年輕世代的內心之中。
（四）融入強大的國家
很多媒體報道和機構研究都指出，“90後”是愛國情緒高漲的一代人。對於這種情感的來源，大多歸結為富足的生活條件、高水平的教育、廣泛的媒體宣傳等，忽略了這一世代的思想觀念和社會心態特徵。本文認為，豐裕一代的個體化特徵決定了“90後”的愛國情感有其獨特的生成機制，同時資產社會所導致的底層感使其對於強大的國家有着熱切的期盼。
一方面，年青一代發自內心地認為中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了中國道路的優越性，這種認可並非來自外部宣傳，而是來自日常生活經驗。當這種源自生命體驗的價值判斷遭遇外部質疑時，年輕世代傾向於自覺地從個人生活經驗中尋找案例予以駁斥和批判。只有在這樣的邏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年輕人樂於被稱作“自幹五”。另一方面，渴望擺脱束縛的豐裕一代不再將家庭或者集體作為生活意義的來源，他們需要尋找一個更加抽象、宏大的對象以獲取意義感，對抗個體化導致的價值貧瘠和意義空洞。對國家的熱愛使得年輕世代將個人瑣碎的、庸俗的日常生活實踐融入了宏大的共同體之中，且不需要因此受到額外的束縛。由此，轉發、點贊、評論與愛國相關的內容表達的就不再只是個人情感，還有一種置身於共同體之中的集體感。
與此同時，資產社會導致的底層感讓年輕世代渴望找到一個足夠強大的外部力量，以打破資產決定生活機遇的邏輯。底層感的歸因往往指向鉅富羣體、資本乃至市場，而建立新經濟秩序的希望則被寄託在國家身上。年輕世代渴望融入強大的國家以對抗那些抽象甚至是虛構的社會對立面。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源自個人生命體驗的認識論，或是藉以擺脱瑣碎庸常的意義來源，還是期待超越底層感的外部力量，無不以共同體的強大為前提。這意味着，當國民經濟發展面臨下行風險時，可能引發一系列的信念危機。類似地，如果國家被證明無法馴服“邪惡的”資本，或者被認為是資產社會的結構性力量的一部分，質疑和挑戰的對象同樣有可能指向國家。因此，我們應該冷靜客觀地看待年輕世代當前高漲的愛國熱情，以及這一現象背後所傳遞的對於國家在績效和道德方面的期待。
圈層化生存：青年人的亞文化與泛意識形態
對於豐裕一代而言，個體化放大和確證了“我”的價值與意義，以個人興趣和價值觀念為基礎的亞文化共同體（例如飯圈、性別議題/LGBTQ、星座、動物保護等）在青年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些植根於賽博空間的社羣為掙扎於資產社會無力感的年輕世代提供了一種解釋現實、超越底層的可能性，對自我成就感的精神追求具象化為特定共同體認可的“大神”。我們將這種狀態稱為“圈層化生存”。
儘管偶有“出圈”事件，但總體而言，圈層大多數情況下是“非意識形態”的，即相對小眾、與主流價值觀念沒有衝突、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此類社羣不存在框架建構和組織動員的能力。相反，由於其擁有一套自成體系的理論和邏輯（例如性別議題），或者在日常實踐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套特定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評判標準（例如飯圈），成員之間能夠在價值與行為層面達成認同，即對內團結、對外排斥，既可以對特定議題進行框架化，又可以成為潛在的動員組織渠道。因此，具有“泛意識形態”特徵。
以性別議題為例，少數極端性別議題社羣對於諸如“三孩”政策、“七普”性別比等社會議題進行再框架化（例如“放開三孩讓女性找不到工作”），將公共討論引向不同性別、不同羣體之間的矛盾對立。這種輿論撕裂和對立情緒非但不會讓成員反思其觀點和認知框架，反而強化其對內團結、對外排斥的心理認同。
更進一步，當同一個社會議題或者輿論熱點在不同社羣內部經過框架動員，指向相反的價值主張或行動取向時，泛意識形態特徵尤其凸顯。例如，在影響廣泛的“227事件”中，“飯圈”社羣使用“維護公序良俗”框架大量舉報相關作品，“耽美”社羣則使用“創作自由”“抵制劣質藝人”框架致使多個品牌宣佈與該藝人解約。在這個案例中，無論是“飯圈”社羣還是“耽美”社羣，都借用主流話語完成了自身價值主張的框架化，也都在社羣內部實現了大規模組織動員，並在社會表演的過程中強化了共同體的認同與邊界。
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飯圈，還是性別議題社羣，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新宗教性質。這種新宗教性質既體現在建構社會現實、塑造心理認同方面，也體現在對集體行動的組織動員方面。在當代青年羣體圈層化生存與泛意識形態社羣興起的背景下，既不排除特定議題在框架建構和演化過程中呈現極端化、民粹化的趨勢，也不排除多個議題重疊形成大規模組織動員的可能性。
結語
本文認為，豐裕一代與資產社會構成了我們理解當代青年羣體核心觀念的兩個時代背景。前者塑造了以自我承擔生活機遇與自我價值放大為特徵的個體化，追求超越温飽的自由、舒適、成就感；後者則由於資產-勞務回報率差異以及資產多寡相較於勞動力市場表現優劣在更大程度上決定個人生活機遇，導致了後來者的無力感與底層感。
上述核心觀念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心態後果：其一，用“躺平”對抗權力。渴望擺脱外部責任束縛與無法實現預期的物質條件導致年輕世代在婚戀和工作方面抗拒主流期待。其二，渴望“35歲財務自由”。支撐精神追求的物質基礎無法通過勞務/職業收入滿足，崇尚奮鬥的工作倫理日漸式微，高風險的投機行為被普遍接受。其三，呼喚新經濟秩序。個人生活機遇由資產決定，難以通過勞動力市場實現，精神追求落空，年輕世代渴望打破現存經濟秩序。其四，融入強大的國家。源自個體經驗的愛國主義讓個體化的年輕世代找到了一條擺脱意義貧瘠、超越底層感的可能路徑。其五，圈層化生存。以個人價值與興趣為基礎的圈層為年輕世代提供了精神滿足和價值來源，同時藴藏着付諸社會行動的動員框架和組織能力。
豐裕一代與資產社會塑造了當代青年羣體特有的社會心態與認知模式，並可能伴隨着年輕世代步入社會產生新的衝突形態。其中，某些消極因素如果在特定情形下進一步發酵，可能構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在風險。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個別類型的社會心態如果進一步極端化，不排除在一定範圍內引起對現行秩序的質疑，甚至引發意識形態風險。
在泛意識形態的框架化能力與相關社羣的組織動員能力作用下，特定公共議題的討論可能與那些有廣泛動員能力的、抽象的、虛構的社會對立面結合起來，將公共政策過程簡單化為不同代際、不同羣體之間的資源爭奪，誘導民粹主義情緒，擠壓決策空間，不排除在特定時期、特定議題上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存在張力（特別是資本、性別、婚育議題），爭議矛頭可能指向現行體制。
第二，個別類型的社會心態如果過於蔓延，有可能會造成資本紅利的下降與人力資本培育的不足，影響經濟發展。
資產價格的飛速上漲及對激進投資策略的過分鼓吹，可能加劇年輕世代低儲蓄率、高負債率的狀況，進一步產生結構性金融風險，為中國經濟的平穩運行帶來隱患。人力資本則可能在數量、質量和工作倫理三個維度遭遇挑戰。數量方面，渴望“躺平”抑制年輕世代生育意願；質量方面，難以跨越的資產鴻溝為“讀書無用論”增添了新的註腳；工作倫理方面，努力奮鬥既要承受“內卷”的責難，又要面對“窮忙”的現實。
第三，特定社會心態的極化可能引起價值觀衝突和共識撕裂，新型婚育觀念的發展與消費主義盛行可能引起社會-文化層面的一系列挑戰。
個體化觀念消解了傳統婚育價值觀，並將一些特定的個人選擇行為塑造成對抗社會不平等的“躺平的權利”（例如性少數羣體、不婚主義），這些觀念經由泛意識形態社羣的催化和傳播，在年輕世代中間擁有廣泛的影響。消費主義與互聯網金融的結合為無法藉由職業收入滿足的物質慾望提供了可能的出口，諸如“炒幣”“炒鞋”“炒盲盒”“炒NFT”等投機行為被塑造為實現“財務自由”的投資策略。消費主義與年輕世代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財富焦慮相呼應，導致更大範圍參與。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ID：whzh_21bcr），作者：付宇 桂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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