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議簽訂後，五國央行開始拋售美元，導致美元匯率大幅度貶值。這麼做的後果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解決了，而日元對美元匯率出現了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採取了增加貨幣供給和降低基準利率的政策，導致國際投機資金流入日本，使日本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廣場協議”後，日元很快升值一倍以上，導致日本出口急速跌落，經濟增長率下降。1989年，日本實行收縮性的貨幣政策，經濟泡沫破裂，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
1979-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能源價格大幅度上升，美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治理通貨膨脹，美聯儲連續三次提高利率，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資產流入美國，導致美元匯率上漲了60%，從而嚴重削弱了美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使美國的製造業出口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八十年代，日本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但是兩國貿易逆差規模達到462億美元。為彌補貿易逆差，美國需要大量吸引外資。可是美國流入資本遠遠超過外流資本，日本政府大量持有美元債券，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
二戰以後，日本發展迅速，到六十年代末，已超過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日本鋼鐵、造船、機械、化工、電器、汽車等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廣場協議”本身是一個旨在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綜合性處方。各國根據自身的情況做出抑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赤字、擴大國內市場開放度、減少貿易保護障礙等不同的經濟政策調整承諾，重申將堅持不懈地推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維持低利率，以一定的數額和比例向欠發達國家提供融資，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當前經濟和財務困境。
美、英、法、德、日等五國的承諾主要包括實現無通脹基礎上的均衡增長、削減公共開支，降低政府需求佔社會總支出的比例；將經濟增長方式轉化為內需引致型和民間投資引致型、促進金融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匯率彈性化；推動市場開放、貿易開放，抵制保護主義；密切監視匯率，實施靈活管理的貨幣政策。
“廣場協議”的出發點，是調整當時失衡的世界經濟，優化經濟結構，實現均衡增長。這也就能解釋為什麼日本在簽訂“廣場協議”時，慷慨表示願意協助美國，採取入市干預的手段壓低美元匯率。然而，美國以及世界上的市場投機者，並沒有滿足日本讓美元對日元貶值20%的讓步，而是進一步打壓日本，便美元對日元的匯率繼續下跌。
“廣場協議”後，美國為了刺激經濟，強烈主張下調美元利率，推動美元進入貶值通道，以達到壓縮經常收支赤字的目的。
迫於美國的壓力，日本在一年之內連續5次調降官方貼現率，以保證在日美元“迴流”。但有意思的是，日元升值在短期內讓日本的經濟出現了繁榮。GDP甚至出現了6. 8%的高增長。這是因為為了應對升值帶來的影響，日本政府大幅度放鬆銀根，實行超低利率政策，而此時的日本企業剛好抓住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機遇。
但是好景不長。日元的持續升值，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出口。日本經濟是一個出口主導的經濟，為了防止日元對美元匯率大幅度升值引發經濟的衰退，日本政府採取了增加貨幣供給和降低基準利率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充裕和低廉的貨幣資金誘使投資者湧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助長了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上升，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而正在此時，美國以防範金融風險為由，率先與英國達成雙邊協議，脅迫日本簽署了“巴塞爾協議”。日本不得不在美國的要求下“擠泡沫”。在持續提高利率、提高官方貼現率和採取緊縮的信貸、限制對房地產貸款等政策的多管齊下之下，日本經濟實現了”硬着陸“，自此進入長達１０年經濟蕭條期。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也不能完全怪這個”廣場協議“。80年代日本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但監管制度沒有跟上，導致商業銀行承擔了不少高風險的貸款；再加上當時日本全國上下都對房地產缺乏清醒認識，盲目認為房地產價格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使得資源過於集中房地產行業，進入了房地產價格虛擬膨脹的惡性循環，最終釀成巨大的泡沫。
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比“廣場協議”時更為複雜。從經濟學角度來説，隨着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力的持續增強，人民幣升值壓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民幣升值，應採取漸進、微調的方式，如果人民幣升值是因為外來壓力導致的，就更應隔離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
穩定的金融環境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面對因金融市場投機因素導致的升值壓力，我們不應過分被動跟隨。我們應立足國內經濟的發展，保證國內物價穩定，注重經濟結構調整，刺激產業升級。並且及時調整我們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把握本幣資產的最終定價權，防範各種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