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跨國藥企集採報出無效高價自動出局:它們的藥價為何難降
8月20日,第三批國家藥品集中採購在上海龍柏飯店進行。現場報價環節,阿斯利康、禮來、輝瑞等多家跨國藥企因為報價超過最高有效申報價格,而直接出局,引發廣泛關注。
從現場流出的部分數據來看,禮來原研藥奧氮平口崩片,7片每盒,5mg規格,報價129.91元,平均每片18.56元,而此前集採文件中的最高有效申報價是9.2571元/片。
羅氏製藥卡培他濱片0.5g,每盒12片,報價298元,每片24.83元,而集採文件的最高有效申報價是7.6667元/片。
類似的還有輝瑞的西地那非,集採文件的最高有效申報價50mg是48.19元,輝瑞競標的報價是58.73元。
默克雪蘭諾公司的糖尿病藥物二甲雙胍片,集採文件的最高有效申報價0.34元,默克報出的價格是1.401元。
最高有效申報價開始於第二批國家藥品集採。業內人士介紹,集採藥品的最高有效申報價的設定,會參考該品種在全國各個地區的均價,在每次集採的《採購品種目錄》中公佈,超過最高有效申報價的,則直接出局。這個數字的設定,主要是讓參與競標的藥企儘可能降價,這也是整個藥品集採的最終目的。
有觀點認為,跨國藥企集體無視集採規則,“故意”報出高價是向此次集採“示威”。就此爭議,澎湃新聞聯繫阿斯利康、禮來方面,兩家企業均稱,對此暫無評論或回應。
國家醫保局新聞處8月21日向澎湃新聞表示,此次集採的結果已經出來,一切都按規則操作,對於其中發現的現象,在以後的工作裏面加以研究完善。
高價競標:跨國藥企和國內藥企均存在
北京鼎臣管理諮詢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史立臣認為,跨國藥企為什麼明知報價不可能中標,還要來集採報價,應該是為了表明作為一家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對這個國家醫藥政策的重視態度,最終未中選不是沒有積極參與,而是價格沒有拼過其他企業。
從集採規則來説,並沒有禁止報高價的企業參與競標,只是不會中標。實際上,在此次集採中,國內藥企也有類似的高報價,如華潤的注射用阿扎包苷100mg也因為高出了最高有效申報價出局,而青島百洋製藥二甲雙胍4.1元/片的報價,也高於有效申報價。
對於百洋製藥的報價,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澎湃新聞,百洋旗下的是一款滲透泵控釋劑型鹽酸二甲雙胍緩釋片,成本比普通二甲雙胍的確要貴一些,無法降到更低的價格。
跨國藥企高價競標背後:進集採獲益不確定?
史立臣認為,跨國藥企在今年集採的舉動是否屬於示威,關注這一點並沒有意義,最主要的問題是集採背後存在的某些問題。
首先,並不是所有集採中標的企業都能保證銷量和盈利的上漲,前不久剛發佈2020年中報的拜耳是典型案例。
拜耳的降糖藥阿卡波糖參與了此前的國家第二輪藥品集中採購,報出了0.18元每片的低價,被稱為“自殺式降價”。進入集採雖然促進了銷量的增長,但單價的下降依然影響了最終的銷售額。2020年拜耳的上半年報數據顯示,阿卡波糖二季度的全球銷售額為4000萬歐元,下滑74.2%。
相比之下,輝瑞在第二批國家集採中立普妥和絡活喜兩個藥物未中標,但輝瑞旗下核心子公司普強,今年上半年實現收入20.06億美元,在中國區,普強中國的核心產品正是上述兩款未中標藥物,推動二季度收入實現同比增長17%。
史立臣表示,輝瑞未中標產品還賣得比較好,其他外資藥企可能也有類似想法。
跨國藥企高價競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並沒有絕對關上非集採產品不準進去醫療機構銷售的大門,這意味着,即使不中標,依然有機會憑藉產品質量、營銷手段等進入醫療機構銷售。史立臣認為,從第二批國家集採開始,跨國藥企和國內大藥企對此觀望的態度越發明顯。
值得一提的是,帶量採購的過程中,醫療機構帶量採購產品在內的藥品進銷存情數據,需要醫院自己上報,這些數據的真實性也存疑。
史立臣舉了個例子:“某一個醫院某個藥品一年用一萬件,但可能報上去只有3000件。”如果這種情況成立,那麼按照第三批集採的規則,各品種各地首年約定採購量在50%到80%之間,那麼,中標企業最終的約定採購量很可能是3000件的50%到80%,中標企業佔的市場份額依然有限。
(澎湃新聞記者 李瀟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