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託公司逐鹿萬億“ABS”市場

　　本報記者陳嘉玲北京報道

　　兼具標準化與服務信託特質的資產證券化業務（ABS），正在成為信託公司轉型的重要“武器”。

　　根據監管主體劃分，中國資產證券化產品主要包括信貸資產證券化（信貸CLO）、企業資產證券化、交易商資產支持票據（ABN）和保險資產證券計劃。

　　Wind數據顯示，年內共有36家信託公司參與到資產證券化業務。綜合信貸CLO、企業ABS和ABN的發行數據來看，今年以來，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總規模已超過2萬億元。其中，信託公司參與的項目規模約為10296.76億元，佔總規模的51.36%，佔據半壁江山。

　　在監管倒逼行業深度轉型之下，資產證券化的佈局思路和業務邏輯開始發生轉變，信託公司通過通道角色向主動管理的轉型，向ABS價值鏈的上下游延伸要利潤。

　　業內人士提醒，信託藉助ABS業務實現非標資產轉標的過程中，仍存在着不少的業務難點和風險：資產池的質量把控、資產證券化產品潛在的違約風險，以及部分業務存在規避融資類規模監管、通道業務和風險資產出表的可能性等等。

　　攻下半壁江山

　　今年以來，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總規模已超過2萬億元，其中，信託公司參與的項目規模約為10296.76億元。

　　“信託資產證券化團隊的招人方向是券商，把具有三到五年工作經驗的人引入。”某信託公司資產證券化團隊負責人近日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信託公司未來要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並形成業務體系。

　　根據公開招聘信息，某信託公司正在高薪挖角資產證券化人才，要求“具有5年以上券商投行、承銷等相關工作經驗，具備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項目經驗者優先。”此外，部分信託公司近期也通過校招招聘資產證券化崗位人才。

　　Wind數據顯示，年內共有36家信託公司參與到資產證券化業務。截至11月4日，有34家信託公司參與發行ABN，累計發行347只項目，發行規模3576.99億元，同比增長67.85%，已超過去年249只項目、2887.36億元的全年發行總規模。

　　此外，19家信託公司發行了信貸CLO，累計發行109只，發行總額4695.97億元，同比下降32.24%，小於信貸CLO發行總額35%的降幅。

　　企業ABS業務方面，除獲得管理人資格的2家信託公司之外，其他信託公司亦加快介入這一市場。

　　根據Wind數據，2020年以來，共有10家信託公司作為企業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原始權益人，參與了172只企業ABS項目的發行，項目總規模1966.42億元，在1.1萬億元的企業ABS中佔比近兩成。此外，2019年同期，僅4家信託公司作為原始權益人蔘與9只企業ABS項目，規模為114.8億元。

　　目前，信託公司已成為ABS產品主要發行人/計劃管理人。綜合信貸CLO、企業ABS和ABN的發行數據來看，今年以來，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總規模已超過2萬億元。其中，信託公司參與的項目規模約為10296.76億元，佔總規模的51.36%，攻下半壁江山。

　　此前曾有ABS業內人士預測，參照國外資本市場經驗，未來證券化市場有約20萬億元增長規模。廈門信託總經理助理何金認為，“信託公司將資產打包，出售給銀行、私募等機構，這本質上也是資產證券化。從這個視角來看，資產證券化市場就很大了。”

　　事實上，信託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迅猛，得益於其多方面的優勢。

　　平安信託ABS及債券承做部高級董事總經理白洋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信託公司在非標業務中積累的盡調風控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和客户資源，都可以延伸到資產證券化業務中。

　　除了特定目的載體（SPV）的法律地位和資產獨立、風險隔離和破產隔離方面的制度優勢外，白洋認為，擁有貸款牌照的信託機構，在介於非標資產管理和標準資產證券化退出之間的業務上，有着獨特的競爭優勢。

　　比如，在普惠金融資產證券化領域，信託公司可先以PRE-ABS/ABN的方式，以融資類額度形成基礎資產，再通過證券化退出，從而將非標債權資產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標準化的ABS資產。

　　轉變角色求賺錢

　　在投資階段，信託公司還可以投資人的身份參與其中。也就是説，信託公司可以發行主動管理產品，投資於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夾層檔和次級檔，從而賺取超額收益。

　　事實上，在監管倒逼行業深度轉型之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佈局思路也逐漸發生轉變。

　　比如，平安信託相關人士對記者介紹，目前公司已搭建了全方位的資產證券化業務體系，並形成承攬、承做、銷售的全業務鏈條。光大信託董事長閆桂軍此前也曾表示，“要重點突破信貸類資產證券化業務、Pre-ABS業務及標準化ABS投資業務，打造業務全流程閉環運作。”

　　某金融機構ABS資深人士分析認為，信託公司加速佈局資產證券化業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基於資金信託新規的監管要求，信託公司通過ABS業務模式，能夠實現非標資產轉標。另一方面則是，在資產收益率下行的市場背景下，信託公司要從之前向投資人非標募資轉為向標準化的資本市場募資，進而降低資金成本。

　　白洋向記者舉例分析，原來都是單筆的非標信託貸款，假設現在將10筆貸款打成一個包，底層都是AA+的政信平台，優先級能分出來70%～80%的AAA級資產。如果這類資產成功對接銀行或險資，融資成本可能就從8.5%降到7.5%、6.5%。

　　儘管戰略佈局上重視、發行規模也快速增長，但由於角色通道化、報酬費率低等原因，資產證券化業務在信託公司營收和利潤貢獻佔比一直較小，是“不賺錢”的業務。

　　“例如在信貸CLO業務裏，信託作為SPV通道，收費基本上是萬分之一到萬分之二左右。”上述受訪的業務負責人強調，資產證券化業務不能單純做通道，如果做主動管理，費率至少1%，發行承銷也是有2‰～3‰的。

　　中誠信託曾在研報亦直言，從2019年的情況來看，信託公司參與方式仍以SPV為主，業務能力和分銷能力尚未完全建立，“Pre-ABS/ABN+發行+分銷”一魚多吃展業難度較大，資產證券化價值鏈挖掘不易。這也是造成信託資產證券化業務同質化嚴重、信託報酬率難以提升、業務人員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根據上述研報的調研結果，券商或券商資管公司通常採取“發行+承銷”打包的服務方式，合計收費在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左右。而信託公司，由於參與程度和管理方式的不同，Pre-ABS/ABN環節的費用是0.1%～1%/年，發行環節費用是0.03%～0.05%/年，分銷或承銷環節則0.2%左右。

　　“信託公司要從被動受託向主動管理轉型，不斷向ABS價值鏈的上游（資產孵化）、下游（投資）延伸，讓證券化業務有利可圖。”白洋認為，在資產證券化業務中，信託公司要擺脱自身通道化的角色定位，比如，深入參與資產篩選、現金流切割、證券分層設計等環節。

　　在白洋看來，在資產創設階段，信託公司可通過設立PRE-ABS/ABN投資基金，對租賃資產、普惠金融、不動產、供應鏈金融等可通過證券化退出的基礎資產進行前期孵化，在源頭把控資產、生成資產。

　　在投資階段，信託公司還可以投資人的身份參與其中。也就是説，信託公司可以發行主動管理產品，投資於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夾層檔和次級檔。白洋坦言，“在投資上，我們是想賺取超額收益的。”

　　警惕轉標風險

　　早在去年就有業內人士提示，市場需持續警惕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違約風險。

　　信託公司長期深耕非標債權，轉型標品投資業務還需要時間積累。白洋表示，在資產證券化領域發展，還需相關政策支持。據瞭解，目前僅有12家信託公司獲得銀行間市場債券承銷資格，信託公司無法作為主承銷商獨立主導項目發行。此外，僅有2家信託公司獲得交易所企業ABS管理人資格。

　　此外，在實現非標資產轉標上，信託資產證券化業務仍存在一些業務難點。比如，資產證券化產品結構相對複雜，在產品設計和規劃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優質底層資產越來越難獲取，加大了信託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的難度。

　　事實上，並非所有非標資產都能滿足入池條件，實現轉標。以公募基建類REITs為例，底層資產必須是成熟基建類物業，經營滿3年且產生持續穩健現金流，且底層資產股權需全部注入。

　　此外，一位受訪人士也提醒：“一旦原始權益人不能對資產池進行嚴格把關，則可能出現資產池質量下降，把風險轉嫁給投資人。”

　　早在去年就有業內人士提示，市場需持續警惕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違約風險。

　　也有部分信託公司曾表示，由於風控上沒有抓手，公司對供應鏈金融ABS業務非常謹慎。

　　何金認為，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風險主要是信用風險和集中度風險。在業務的風險把控上，首先是交易對手的選擇；其次要擁有自主的風控能力，比如供應鏈金融中貿易真實性的驗證等等。何金還強調：“不能完全依賴合作方的大數據，要有獨立的大數據驗證能力或其他第三方服務機構，更不要盲目相信大數據。”

　　除了資產池質量把控、證券化產品違約風險外，部分業務的合規風險更值得關注。前述ABS資深人士表示，信託公司以TOT模式，通過集合資金信託計劃認購單一資金信託，並由集合信託作為原始權益人將單一資金信託出售給SPV，實現集合資金信託的退出。

　　“多個單一信託計劃轉至SPV，可以實現通道業務規模的出表，也可以降低信託公司融資類業務的規模。”上述資深人士説，常規的證券化模式是先融資再申報發行。而通過發行ABS去做非標業務的模式，則是通過引入過橋資金協助信託公司生成非標資產，進而形成信託受益權，再去備案發行。

　　他還表示，在風險資產處置中，信託公司還可以通過對存在逾期的借款人發放一筆新的信託貸款，以借新還舊的方式實現風險處置。繼而，再將這筆新發的信託貸款作為底層資產，發行一個資產證券化產品。

　　“非標轉標資產證券化的這類業務模式，存在被認定為規避監管政策的可能性，目前的監管態度好像還不是特別明確。”這位ABS資深人士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