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丨持續改善收入分配並擴大國內需求

部分人羣收入低與成本高的矛盾需要及時解決，這不僅影響消費與經濟增長，也影響生育。

最新數據顯示，我國消費市場繼續呈現穩步恢復態勢，傳統消費提質升級，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萬億元，同比增長17.7%，比2019年同期增長8.8%。1-4月，社零總額13.8萬億元，同比增長29.6%，比2019年同期增長8.6%。

但是，數據同樣顯示消費恢復還不均衡，基礎尚不穩固，一些領域恢復還比較慢。從結構看，中高端消費較快增長，限額以上單位金銀珠寶、服裝鞋帽、建材、傢俱、化妝品零售額同比分別增長48.3%、31.2%、30.8%、21.7%和17.8%。海南離島免税店免税商品銷售額同比增長2.5倍。一些大型購物中心、金銀珠寶企業中高端產品銷售額都出現了大幅增長。

這與去年疫情逐步受到控制並開放市場後的表現基本一致，即高收入羣體整體消費並未受疫情衝擊影響，相反，由於無法出國消費而增加了在國內中高端商品與服務領域的消費力度，從全球奢侈品公司在中國地區的營收增長也可證實這一點。我國應該積極開發中高收入羣體的消費潛力，提高高質量的商品與服務供給，中國正在擴大進口並降低關税，但服務業開放和高質量供給還有巨大空間。

數據也顯示消費基礎不牢，後勁不足。數據顯示，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長4.3%，但3月增長了6.3%，增速回落了2個百分點之多。“五一”假期消費也不盡如人意，其間國內旅遊出遊人次達2.3億，按可比口徑恢復至疫情前同期的103.2%，國內旅遊收入1132.3億元，恢復至疫情前同期的77%，折算後人均旅遊支出僅為疫情前水平的74.6%。當然，由於擔憂疫情，今年“五一”短途旅遊比重大增，這種結構性變化會降低旅遊消費支出，同時，為了吸引遊客，很多旅遊產品進行了打折促銷。

事實上，早在疫情前中國消費增速就開始逐年放緩，而疫情對低收入羣體的收入和就業衝擊較大，並且給中低收入者製造了不確定預期，對消費構成短期影響。此外，需求尚未完全恢復，同時上游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對下游企業構成壓力，影響了企業招工意願與工資增長能力，數據顯示16-24歲青年羣體失業率高達13.6%，就業工時比3月也有所回落。因此，在短期內就業和收入仍然存在結構性不振，持續對消費構成影響。

目前中國消費遇到更多長期因素的挑戰。首先，消費所表現出的結構性現象背後，實際上是收入分配失衡，高收入(財富)羣體並不會因為疫情衝擊或經濟暫時波動而受影響，但中低收入羣體依賴工資收入維持基本生活支出，更容易受市場環境影響，他們缺乏可以帶來安全感的儲蓄，在就業市場缺乏競爭力而面臨失業風險以及工資議價能力很低，靈活就業的規模越來越大，這部分人也缺乏社會保障。作為人口基數最大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受到抑制。

其次，截至去年年底，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高達62.1%。居民部門在2008年後的槓桿率快速上漲，主要是兩次房價上漲引發，對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疫情前消費放緩的原因也與2016年前後樓市上漲帶來的槓桿率上升有關。去年以來，部分地區再次出現樓市過熱問題，槓桿率過快上漲。勞動薪酬在分配環節佔比逐步降低的同時，居民部門負債率持續走高，其結果必然是削弱國民消費能力。

其三，最新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老齡化加速，這個因素會對消費增長構成長期的壓制。與此同時，受收入與房價等因素影響，作為消費主力的一大部分年輕人也從“佛系”進化到“躺平”。所謂“躺平主義”是指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維持生存最低標準。實際上，這種思潮背後是年輕人沒有足夠收入支撐這些基本的生活目標。收入低與成本高的矛盾需要及時解決，這不僅影響消費與經濟增長，也影響生育。

一直以來，消費拉動力量不足就會強化投資作用，並形成了路徑依賴。而投資會進一步削弱勞動薪酬在分配中的佔比，並推動資產價格，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政府與居民部門的負債，強化貧富差距。目前，中國需要在不影響經濟運行的前提下，改善收入分配，擴大國內需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意味着發展模式與利益分配調整，但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