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全國人口900多萬，只佔全球的萬分之一，卻是數千家創業公司的創始和總部所在地。該國在納斯達克外國上市公司數量中排行第二，僅次於擁有14億人口，創新投資資本規模大出數十倍的中國。
在疫情肆虐、全球創投放緩的2020年，以色列科技創業公司完成了高達140億美元融資，同期有150億美元資本通過19家公司上市完成了退出。首都特拉維夫作為創投聚集地，科技 deal flow 活躍度極高，僅次於硅谷。有報告指出整個工業4.0領域的全球VC投資當中，有11%進入了以色列公司。
相信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疑問：這樣一個幾乎“四面楚歌”，緊張到不得不全民皆兵的國家，是如何創造創投奇蹟的？近日，硅星人來到以色列，見了不少當地創業社羣的人，和他們聊了聊。
戰場上練就的創業社會在介紹以色列有多小的時候，當地人常會用一個比喻：
世界是六度分隔的，也也即任意兩個人之間，最多隻需要五個兩兩認識的中間人就可以建立聯繫；而以色列是“一度社會”，在這裏每個人和每個人都互相認識。
有趣的是，在以色列的創業社羣，這個比喻並沒有偏離事實很遠。
創業者、導師、投資者、行業支持者等多方之間的緊密聯繫，對於這個國家科技創業市場的活躍和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在世界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那些大學畢業就進科技公司，做產品經理的人，他們憑的是什麼？有什麼能力？”一位本地分析師説道，“在以色列情況不一樣了，我們進入社會的標誌不是18歲成年，而是21歲退役。”
由於以色列實行強制兵役，男性公民參軍三年左右（女性兩年），一些優秀的士兵在強制服役期間就能夠升至軍官，管理下一茬新兵。結果就是，以色列的大量年輕公民普遍接受過帶領團隊且面臨生死的訓練和考驗。退役之後，他們把管理以及與戰友同生死共患難的經歷和心態，又帶入到科技公司當中。
參軍的經歷不僅給科技從業者帶來了更加緊密的戰友情，還讓他們懂得承擔更大的風險，勇敢試錯，並且對失敗寬容。那位分析師對我説：“以色列人知道自己一定會死，但是不知道期限是多長，也許明天就掛了。所以我們以色列人創業也是這樣，一個商業決定你做不做，也許明天都會死，所以又怕什麼失敗嘛。只要今天過完你還活着，虧的錢明天還可以賺回來嘛。”在以色列，即便是最頂級的任何行業的公司，都沒有人一身西裝革履。幾乎所有員工，不分上下級，都穿得不講究、很休閒。更重要的是，和其它主流國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普遍工作文化不同，有什麼對於產品、業務和公司有幫助的想法，以色列人更習慣直接説出來，即使這意味着下屬對領導發出挑戰。“這種心態都是從戰場上來的，生死之間沒有什麼軍官和士兵的區別，”那位分析師説到，“士兵當然應該服從命令，但是如果你有什麼想法，能夠提高所有戰友存活的可能性，那你不應該憋到大家都在陰間相會了再説出來。”
除了軍人的心態之外，以色列人的軍旅生涯還為他們的創業之路提供了另一層幫助。
前谷歌員工 Roy Baharav 創辦了 Hi Auto，做的是專供 drive-thru 汽車餐館使用的虛擬點單助理系統。值得注意的是，Baharav 和他的聯合創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81畢業生”。
對於那些在當兵之前和期間對於科技更感興趣的年輕人，以色列軍隊編制內也有一些科技屬性更強的職位。而“第81部隊”則是最高級別的科技部隊之一，專為作戰和情報人員開發尖端通訊情報科技。
正如前面提到，以色列是一個幾乎所有人和所有人都相互認識的國家，而這些曾經在第81部隊共事的戰友，在退役後也把“戰友情”帶到了工作——以及創業當中。
結果就是，第81部隊成為了字面意義上的以色列科技創業“黃埔軍校”。它的畢業生在進入科技行業後進一步相互提攜，彼此提供各種聯絡幫助。
以 Hi Auto 為例，它的兩位聯合創始人都曾在第81部隊服役。Baharav 退伍後去到美國工作了16年，上一份工作在谷歌領導某廣告產品部門；另一位聯合創始人 Eyal Shapira 還是軍民融合精英培育計劃“泰培歐” (Talpiot) 的畢業生。
該公司的董事長 Zohar Zisapel 是以色列知名投資人、科技創業者，被譽為“以色列高科技行業之父”。但他還有另一層身份是以色列國防軍電子研究部門的前負責人，算得上是第81部隊的“老領導”。
根據當地商業報紙 Calcalist 的統計，截至目前至少有100名第81部隊的畢業生，在退役之後創辦了50家科技創業公司，涉及國防科技、網安、移動互聯網、醫療、新能源、自動駕駛、企業軟件、雲計算等諸多領域，融資總額超過了40億美元，累計估值超過了100億美元。其中，不少公司已經被亞馬遜、微軟、英特爾等美國科技巨頭所收購。
第81部隊還有一個在創投領域更知名的“雙生子”，名為8200部隊。後者同樣是一支情報技術部隊，訓練新兵的主要技能就是計算機編程。8200部隊的畢業生創辦了至少1000家創業公司，包括安全巨頭 Palo Alto Networks、即時通訊開創者 ICQ、導航技術公司 Waze（谷歌收購）、網絡數據公司 Onavo（Facebook 收購），以及微軟 Kinect 技術背後的 3D視覺公司 PrimeSense（蘋果收購）等。
以色列的軍事科技部門畢業生，在過去10年徹底改變了當地科技行業的面貌，決定了創投潮水的方向——這樣説是毫不誇張的。
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和創業蓬勃發展的軍工歷史背景非常明顯，但實際上，國防和軍工科技投入在在最近30多年裏已經有了明顯的降低，從1981年的超過20%GDP，降低到了去年的5%。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出現。Athena Venture Partners 於1985年正式成立，標誌着以色列的第一支民間風投機構的誕生。93年，政府開始利用公有資金補貼創新投資和高科技研發。一位創業者告訴硅星人，以色列擁有區域內最優秀的公立和私立大學，其校友成為了本地和美國頂級 VC 圍堵的對象，情況之誇張甚至不亞於硅谷 VC 忽悠斯坦福在校生輟學創業……
硅星人注意到一個以色列創業圈的一個關鍵特性：這裏的創業者更多本身是技術人士，而非市場和增長專家，但是他們在公司創辦初期，都會把出海和快速擴張作為重要任務。
不誇張地説，以色列科技創業者不會把站穩/佔領本國市場當作什麼關鍵的里程碑，本國市場對於他們來説更像是進軍海外實現進一步增長的試驗田。
以硅星人這次見到的幾家創業公司為例：
Verobotics 從一開始想的就是進入紐約這座全世界摩天大樓數量最多的城市，甚至它的市場調研都是在紐約進行的；
Hi Auto 在以色列創辦，解決的問題卻發生在汽車保有量巨大的美國市場；
以色列三面被敵對國家包圍，海運是最發達的地表運輸方式，但Orca AI 沒有做本國航運業，而是直接找到了希臘的 Maran Tankers 和日本的 NYK，這兩家全球船運巨頭作為合作伙伴。
以色列本身市場太小肯定是最直接原因。一位希望匿名的創業者告訴我，長期居安思危的意識也教育他們不能把雞蛋都放在本國的籃子裏，越早開發海外市場就能越好分散風險，提高公司成功和存活率。另外，正如前面提到，很多參與以色列創投的資本（包括財務和戰略投資）都來自海外，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些公司進軍海外的門檻。
真·全民創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儘管在外人看來猶太人非常團結，實際上在以色列國內的猶太民族內部仍然存在矛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極端正統派（哈雷迪）和世俗化猶太人之間的矛盾。
哈雷迪猶太人遵循一套極為傳統的生活方式，男子不工作，終身的使命就是學習《摩西五經》，並且享受以色列政府並不多的津貼。哈雷迪羣體總體上反對科技，使用非常很有限，對於互聯網等“先進”科技更是拒之門外。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改變了這個維持了數十年的傳統生活方式。一些哈雷迪男子不得不外出工作，大約1000人左右註冊了兵役。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於哈雷迪也開始更多投身科技創業了。2015年，在與特拉維夫臨近的貝內貝拉克市，兩位已經有成功創業經歷的哈雷迪商人租下了一整層辦公樓，建立了一家專門面向哈雷迪同胞的創業孵化器 Haredi Hi-Tech Forum。
這些曾經極度抗拒科技的男人，拿起了筆記本電腦。他們不再每天前往宗教學校研讀《五經》，，坐到了孵化器開放的工位上，研究着如何建立網站和開發移動應用，如何投放網絡廣告，如何整合來自其它公司開發的 API，以及和投資人談論自己曾經最缺的東西——錢。
這座孵化器並沒有顛覆所有的傳統。比如哈雷迪遵循的男女授受不親，在孵化器裏也有所沿襲。樓層被分割為兩部分，一邊留給女性創業者和工作人員，另一邊擠滿了哈雷迪男子。
除此之外，這座孵化器和以色列大量存在的其它孵化器並無太多不同：入孵項目創始人和他們的導師以及前輩見面，每家會收到數十萬新謝克爾（和美元約3:1）不等的種子資金，然後在一到一年半的時間裏組建團隊、打造自己的產品，尋找客户，跑通商業模式。過程中，孵化器還會聯合一些合作的 VC 基金以及政府機構來向入孵項目提供數百萬新謝克爾的早期融資。
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這批創業者可能比全世界更早適應了遠程辦公的方式。
因為大多數哈雷迪的生活範圍僅限在貝內貝拉克內部，而哈雷迪創業者的業務又遍佈以色列甚至世界各地，他們很早就學會並習慣了遠程、彈性的辦公方式。甚至一些哈雷迪男子為了不過分疏遠自己的家人朋友，白天仍然唸經，晚上來到辦公室繼續創業……
哈雷迪創業者是一個獨特的羣體。但他們的存在，更是以色列某種意義上“全民創業”現象的最佳註腳。
以色列的全民創業並不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式的，而是有着自己十分獨特的屬性：創業者、投資人、巨頭公司之間互相扶持、資源共享，卻又不過分依賴關係闖天下，而是用技術實力來達成銷售。
儘管以色列有着上千家創業公司，它們之間的直接競爭並不明顯，因為大家都在想方設法往外走，往北美、歐洲和非洲走，去看更廣闊更蔚藍的天空。這也是為什麼存在了30年的以色列的高科技創業市場，仍然給人一種久違的“大航海”式感受。
全球科技力量的參與包括谷歌、蘋果、Meta、微軟、華為、小米、聯想、索尼等在內至少270家跨國公司在以色列建立了超過320座研發基地，而對於其中的許多巨頭公司，本地辦公室和員工的工作職責也包括關注和參與當地創新創業市場。
不過，應該沒有任何機構能夠超越英特爾對於以色列創投市場的扶持。
該公司在以色列已經累計投資了430億美元，僱傭了超過1.4萬人，以一己之力就貢獻了以色列整個國家2%的 GDP 和80億美元的技術出口（約佔14%）。這家美國科技巨頭公司在以色列的地位之重要和獨特，是毋庸置疑的。
在扶植當地創業環境方面，英特爾也是最主要的推手之一。該公司在以色列累計投資了近500億美元，其中有至少220億美元花在了對當地年輕公司的財務/戰略投資，以及收併購上。
幾年前，英特爾以以色列為總部成立了自己的創投孵化器 Intel Ignite, 參照 YC 的模式，為入孵創業公司提供投資、指導、資源對接、行政支持等全方位服務。不過和 YC 風格不同的是，儘管以色列創業公司眾多，Intel Ignite 卻並不“博愛”，到目前只辦了五期，每期只招收10家公司。
Intel Ignite 總經理 Tzahi Weisfeld 向硅星人透露，英特爾在以色列是最受歡迎的機構投資者，不愁 deal source。當有公司進入到增長階段，需要更多資金時，當地領先的天使投資人和VC會最先把這些公司送到英特爾這邊來。“每期10家，全都是高增長可能性的公司，我們會用盡所有一切的資源幫助他們更加成功，”Weisfeld 表示。
Orca AI CTO 兼聯合創始人 Dor Raviv 告訴硅星人，在自己的公司入圍 Ignite 孵化器後，英特爾直接派了芯片專家、在公司工作了22年之久，管理超過2000名工程師的的 VP Ran Berenson，以及專業對口的前 Mobileye 高管 Tal Babaioff 等人，為 Orca AI 的導師。不僅如此，英特爾還會將公司內部的技術開發團隊資源開放給這家年輕的創業公司。
依靠英特爾的背書，Orca AI 前不久在日本首次投放了公司自主研發的海運貨輪智能感知/遙測/避讓系統，通過完全遙控的方式操縱一艘日本郵船 (NYK) 的測試船，在忙碌的東京灣完成了首次測試。
Hi Auto 的 Baharav 則告訴硅星人，英特爾在孵化創業公司時願意調動全球資源：比如，每台安裝到客户門店的智能問答機背後都是一台英特爾 NUC 迷你電腦；美國總部還會在各種客户行業大會上講述 Hi Auto 的解決方案。Baharav 表示 Hi Auto 能夠在一年內簽下三家美國一線餐飲品牌，進入250家美國門店，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英特爾提供的資源對接和背書效應。
創業者 Ido Genosar 出生於一個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家族，但他本人對科技創業更有激情，於是把兩者結合，創辦了 Verobotics 公司，開發了一款專門用於樓宇外牆清潔的無人機。Verobotics 無人機有兩隻粗壯的機械臂，每一隻的末端有一個吸盤，能夠牢牢地抓住建築物的玻璃、金屬或平整的混凝土外牆，就像《碟中諜4》裏湯姆·克魯斯攀爬高塔用的吸力手套一樣。
當產品正式研發完成後，英特爾位於海法的以色列研發中心 (IDC) 成為了首個測試客户。Genosar 開玩笑地告訴我，公司早期專心做產品，結果忽視了客户拓展，英特爾直接告訴他，“來讓我們先試一下！”
彈丸小國以色列如何創造科技創投奇蹟，有人認為創業者的軍隊經歷和國家軍工科技基礎更重要，有人覺得民間資本的高度活躍貢獻更大，也有人覺得創業能不能成最終還是要看人——這個開放問題沒有唯一的答案，但至少通過觀察以色列的科技創投領域，我們已經得到了很多值得參考借鑑和思考的東西。
*注：封面圖來自於杜晨/硅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