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普數據”看中國經濟潛力後勁
我國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簡稱“四普數據”），以足夠長的時間跨度，以全面、客觀和權威的數據，充分展示了2013年到2018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反映出經濟結構變化中存在的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對我們尋找和破解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真正根源，很有啓發。
從“四普數據”看，從2013年底到2018年底，我國二、三產業各項主要指標增速呈現出典型的梯級分佈特點：企業數量增長率（100.9%)>企業資產增長率（95.9%)>營業收入增長率（32.6%）>從業人員增長率（7.6%），呈現出典型的“兩快兩慢”特徵。“兩快”是指二、三產業的企業數量和企業資產規模均翻番，“兩慢”是指二、三產業的營業收入和從業人員數量增長相對緩慢。通過對“四普數據”的系統分析，再結合其他相關數據，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外部環境，制約我國經濟更好發展的因素主要來自幾個方面，破除制約因素的改革發展政策當然也需要從這些方面着手。
第一，找到撬動國內消費市場的“鑰匙”，是實現未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
二、三產業的收入增長速度取決於市場需求的增長速度。從“四普數據”看，簡單加總，我國二、三產業總收入接近280萬億元，其中約100萬億元為最終需求、180萬億元為中間需求。從總需求來説，我國二、三產業對境外市場的依賴度約為10%，其中服務業約5%、製造業約20%。可以説，二、三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內需。國內需求增速緩慢，是二、三產業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因素，其中，製造業受國內需求的影響更為明顯。
國內需求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創造投資需求的能力和效應大幅下降。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是基礎設施的投資主體，持續推動着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和工業投資需求高效釋放，如今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投資需求持續下降導致工業領域中能源資源採掘加工業、大部分裝備製造業和建築業出現了明顯的需求不足，收入增長緩慢。
與此同時，國內消費需求增速也在逐步放緩。具體表現為，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率持續下降，城鄉居民消費率差異拉大。制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債務持續上升和部分富裕人羣消費傾向持續下降；制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不夠穩定和社會保障不夠完善。
面對這一情況，我們既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高供給質量，優化供給結構，發揮互聯網時代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又要注重從需求側發力，最大限度將內需潛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推動國內需求持續穩定增長。對此，各級政府都要從過去主要依靠投資來發展經濟的路徑依賴中走出來，着力解決部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率低於經濟增長率、當期消費支出增長率又低於收入增長率的狀況。關鍵是要對症下藥解決問題，從降低金融和房地產投資收益預期、完善社會保障等方面入手，引導居民適度降低當期儲蓄率。同時，要提倡宜居適住的現代居住觀念，防止居民在住房上支出過高、債務過大。
第二，需改變企業資產規模增長過快、投資回報率逐級下降的態勢，引導社會資金投資實體經濟
“四普數據”表明，即使撇開金融資產，我國二、三產業實體經濟總資產也高達590萬億元。企業資產規模增長速度較快，但收入增長緩慢，利潤則幾乎不增長，這造成企業總資產和淨資產收益率逐級下降，實體經濟總資產回報率增長緩慢。為何如此？主要原因是企業資產規模增長太快、絕對量太大。我國企業利潤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偏高，但是拿龐大的資產規模作分母除下來，總資產收益率仍然較低。
總資產和淨資產收益率是投資的“總指揮棒”。當資產收益率低於正常水平，就會影響社會資金投資實體經濟的信心，可能導致資金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金融投資領域。對此，必須對二、三產業的資產進行全面“消腫”，更好提高投資收益率。一是要加快對“殭屍企業”以及國有企業不良資產的處置速度，壓縮資產泡沫；二是要優化財務制度，改變折舊方法，根據技術替代情況加速折舊；三是要完善國有資產考核制度，將總資產和淨資產收益率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四是要完善股權融資制度，改變“股權融資沒有成本”的錯誤觀念，防止企業盲目進行股權融資、擴張資本；五是要推動行業組織和相關機構不簡單以資產規模和行業收入為依據對企業進行排序，以此引導企業更加註重提高資產收益率。
第三，勞動力宏觀流向態勢值得重視，勞動力要素宏觀配置效率亟待提高
從“四普數據”看，我國勞動力流向呈現出從製造業流向服務業、從單位法人機構流向個體户的趨勢。2018年末，二、三產業從業人員比2013年末增長7.6%。具體來看，二產從業人員減少2005萬，下降10.4%；三產從業人員增加4726.2萬，增長28.9%；個體經營户從業人員增長5918萬。
我國勞動力的宏觀流向值得重視，很多行業和領域吸納勞動力的數量實現了五年翻番，但是這些行業和領域在經濟中的佔比並沒有明顯提升，可見這些領域的勞動生產率是下降的。我國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領域流向了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領域已是普遍現象，勞動力要素資源的宏觀配置存在結構性不平衡，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應該看到，隨着社會網絡化、扁平化和產業的跨界融合，人們的就業觀念和方式正在發生變化，自由職業者的佔比越來越高，“宅經濟”正在快速發展，居家辦公成為趨勢，“一身多職”成為常態。這些都要求我們重新審視就業結構的變化趨勢，並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
還要看到，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的“人口紅利”概念，作為劃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核心概念，可能會產生誤導。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巨大紅利主要藴藏在勞動力素質提高、結構優化和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完善之中，這也是我國更好提升勞動力要素宏觀配置效率的關鍵所在。
第四，科創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有待提高，科技創新和傳統產業融合度不足，傳統產業的發展同樣值得重視
從“四普數據”看，2018年我國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數量佔規模以上製造業的比重為9.5%，僅比2013年的7.8%提高了1.7個百分點；產值佔比從10%左右上升到13%左右，佔比上升也較為緩慢。這説明，除了少部分地區外，更多地方如果單純依靠高新技術產業來帶動經濟發展，效果不會十分明顯，因為高新技術產業在經濟中佔比較低，且佔比提高的速度也較為緩慢。當前，各地發展製造業的傾向多是要高端化，而高技術往往又是高端化的基本內含。高新技術產業佔比難以快速提升這一現實提醒我們，各地政府要更加聚焦在如何讓科技創新真正轉化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上，而不是聚焦在發展幾個貼上“高新技術產業”標籤的具體產業上。
總體上看，我們發展製造業需要理清三方面問題。一是製造業中高端和中低端的關係。各地政府都想以高端替代中低端，但是客觀現實是，中低端產品的市場空間更大，高端產品替代不了中低端產品的市場空間。我們要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但中低端製造業也不能撇下。需要注意的是，低端產品和低劣產品完全是兩碼事，低價格、高質量仍然是我國產品的主要競爭優勢。二是科技創新改變不了傳統產業產品仍然是市場主體產品的現實，高新技術必須與傳統產業結合起來才能有更大的市場空間。必須看到，沒有所謂的“傳統產業”，只有不思進取的產業。跟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產業永遠是最有市場空間的產業，難以被替代。三是不能簡單地給各行業貼上“高新技術產業”或“傳統產業”的標籤。需要看到，即使是釀酒業也有傳統工藝和現代工藝的差別，也可以發展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國家從戰略佈局的高度重點研究和部署突破一些重大科技瓶頸，扶持一些重要產品和細分行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各地在具體實踐中不能以“給行業貼標籤”的方式形成歧視性產業政策和投融資政策，推動傳統產業更好發展也非常重要。
第五，民營企業數量大幅增長，需創造出更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市場環境，促進其做大做強
從“四普數據”看，2018年末全國二、三產業法人單位中私營企業數量達1561.4萬個，比2013年末增加1001.0萬個，增長178.6%。民營企業數量雖然大幅增長，但是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從2012年的18.9萬家增長到2018年的22.1萬家，僅增長了17%。從近兩年的情況看，一些地區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的數量還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説，民營企業數量急劇增長，但是能做大做強的不多，總體來看，產業龍頭型企業數量少，世界級企業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型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建築、建材和能源原材料等傳統行業中，高技術含量的大型民營企業數量較少。
從歐美企業成長的路徑看，能成為龍頭企業甚至世界級企業的企業，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其成長路徑基本上有四種：一是金融資本和實體資本結合，形成了金融壟斷型大型企業；二是技術和實體資本結合，形成了技術壟斷型企業；三是網絡和實體資本結合，形成了網絡壟斷型企業；四是通過全球化佈局形成產業鏈壟斷型跨國公司。目前，我國民營企業在這四種發展路徑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礙，比如，民營企業就很難藉助金融資本做大做強。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更要規範市場競爭策略，為民營企業做大做強、走向世界創造條件。
第六，高度關注服務業的發展態勢，進一步推動社會服務業改革，更好挖掘服務業增長潛力
從“四普數據”看，我國服務業資產規模、收入、從業人員數量的增速都遠遠快於製造業。2013年至2018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平均增速在8%以上，快於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然而，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服務業增速正在逐漸下降，2019年服務業增長速度已降至6.9%。目前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佔比已超過50%，服務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們需高度關注服務業的發展態勢。
從服務業內部結構看，我國服務業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傳統四大支柱性服務業，包括商貿和餐飲業、金融、房地產、交通運輸，佔整個服務業近60%。即使是跟服務業高度發達的美國相比，我國這四大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也已經跟美國相近，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已經難以實現更大幅度的提升。
第二類是新興生產性服務業，包含信息軟件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技服務業等，約佔GDP的8.6%，與美國同類服務業的佔比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間。這幾年我國服務業增長率之所以能快於製造業，主要是靠新興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拉動。但是，這類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佔比還太小，且商務服務業增速正在快速回落，未來總的趨勢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第三類是社會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文化、體育、養老、社區服務、政府公共服務等，約佔GDP的15%。跟美國的情況相比，我國這類服務業的發展空間很大。但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這類服務業看作是公共服務業，屬於公共產品，主要由財政資金來提供支持、以事業單位來提供服務，民營經濟難以進入，這一情況較大制約了這類服務業的發展。
應該看到，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的實施主體是國家，但是並不代表社會服務產業和社會保障都屬於公共產品，在我國很多社會服務業中都存在政府和市場角色錯位的現象。這不僅導致財政公共服務類支出壓力越來越大，也阻礙了民營企業進入社會服務業領域。近年來，我國持續推動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多渠道多元化，鼓勵民營企業進入社會服務業領域。但是，長期存在的一些陳舊觀念仍未切實轉變，人們對由民營企業來提供公共服務心存疑慮。對此，只有進一步解放思想，推動新發展理念貫徹落實，才能真正讓社會服務業巨大的發展潛力被充分激發出來。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從長期看，核心難題依然是內生動力不足。一方面，很多政策和改革效應的釋放需要一個過程，也有部分政策針對性不夠強、着力點不夠精準等因素；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面對新情況新問題，缺乏解決難題的新思路新手段，在政策選擇上較為趨同，發展上的實績亦難彰顯。在此背景下，找準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真正根源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問題根源之所在，往往就是更好發展的潛力和動力之所在。我們更好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以問題為導向，找到根源、精準施策，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研判，不失時機推動改革，善於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繼續發揮制度優勢，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楊成長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