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雙循環”內涵的理解，有以下要點：
第一，“雙循環”是應對當前疫情以及惡劣的國際環境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略轉型。從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歷可知，參與全球分工、貿易投資自由化是使得世界各國都獲得好處、實現經濟增長的不二之道。現在之所以提出“雙循環”，而且是以內循環為主體，就是因為全球化的環境被破壞了。這中間，既有某些國家的人為因素，也有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經濟“大關閉”的因素。
第二，中國“內循環”有自身的經濟、制度的優勢和得天獨厚的條件。很多小國基本上沒辦法、也沒有條件來重建自己的循環，只有中國可以。中國是少數幾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身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擁有超級大市場，國內區域發展形成梯度結構，從而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具備建立國內循環體系的經濟體。
第三，要想用“雙循環”來取代原來的積極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新發展格局，我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這是一個需要瞻前顧後、久久為功的長期戰略。這一戰略的推行，首先必須依託高度發達的市場機制。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特別要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改善我國營商環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次，必須進一步調動企業這一主要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在當前的情況下，特別要大力鼓勵發展民營企業，大力引進外資，深化國企改革，“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其三，必須充分利用我國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目前躋身全球第一方陣的有利條件，在資源配置格局重新調整過程中，深入推動我國經濟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使我國得以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國資源配置格局。總之，這個從雙循環向內循環為主的轉型過程，應當是一個進一步深化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唯有如此，這個轉變才是積極健康的，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
第四，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若用進出口總額作為衡量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指標，則情況不容樂觀。十餘年前，我國的對外依存度曾高達60%以上。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該比例逐年下降，2019年依然在40%以上。應當清楚地看到，就是這個GDP的40%，是需要從對外循環轉型為對內循環的；有些行業的依存度高達70%、80%！需要轉移和被替代的規模如此之大，絕難一蹴而就。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説在很多領域要用國內循環代替國際循環，但是實際操作起來，要解決很多問題。諸如成本問題、物流問題、適配性問題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體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損失，蒙受福利損失。
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無窮 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潛力無窮。“超大規模”主要指市場有各種各樣的需求，不僅總量龐大，結構也很完備。如果出現問題，可以靈活進行調整。而且產業體系完備，從最基礎的土地生產物，到製造業，到服務業，再到高新科技，中國基本上都具備。但是，國內或許可能有“內循環”所需的各種資源，但是不如國外的質量好或者不如國外便宜。所以，從經濟角度考慮，很多企業更多地選擇使用國外的資源，有其合理性。如今要把這些同國際市場之間的循環轉變為國內的循環，恐怕須費時日。更有甚者，有一些資源、產品和服務，國內原本就是沒有的。這些資源和產品構成中國經濟內循環的“斷點”，若不能有效地彌合這些斷點，中國經濟的內循環就會受到阻滯，就會有瓶頸；依據短板原則，經濟的增速和質量就會下降，嚴重者，會遇到比較大的麻煩。當然，這就提供了一個壓力，一個迫使我們攻關的壓力，過了這個階段，我們的經濟發展，無論是速度和愛是質量，都會有大的提高。
總之，從宏觀上看，超大規模是我們的底氣所在。但是，若要將這個掩蓋大量問題的“宏觀”，拆分為結構、拆分為微觀、拆分為區域、拆分為企業，就會發現存在大量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顯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恐怕還要忍受大量的不利衝擊。
理性的國家不會聽任企業大規模地撤出中國
在投資領域，一些國家正在推動企業迴流，一些跨國公司也開始審視自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外資的撤離是一個肯定的趨勢，不可阻擋。但是撤多少、撤哪些領域，等到大家冷靜地思考這個問題時，答案很可能會和原來所想的不太一樣。為什麼呢？因為經濟是相互依賴的。外國企業從中國撤走，中國固然會受到損失，但是，同樣的問題是，撤走的企業又該從哪裏獲得收入？
一二十年前，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公司曾經壟斷了對中國的鐵礦砂供給。當時研究這個問題時，我就曾非常尖鋭地指出這個問題，我認為是中國造就了澳大利亞的一些百萬富翁。如果中國不需要澳大利亞的礦石，當地還會是一片沙漠，當地人還是窮光蛋。因此，世界各國實際上是相互依賴的。整個經濟過程就是供給者和需求者不斷博弈的過程。毫無疑問，利用好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掌握好時機、規模、分寸、重點和優先順序，是一門非常大的學問。這種關係處理好了，我們會遊刃有餘，福利增進；搞的不好，我們作為主要的需求者，卻不能對商品交易的規模和價格置喙。這種極為扭曲的情況，過去我們已經見到多次，今後不能再讓它們發生。
我們一定要記住：經濟由供求兩面構成，供求相互依賴，需求沒有了，供給還有何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相信，理性的國家不會容忍、也不會聽任企業大規模地撤出中國。當然，可能一些關鍵性的產業、關鍵性產品會發生變化。例如當下的美國，動不動打着安全、人權的幌子，推動關鍵領域、關鍵產品與中國脱鈎，這顯然會對我們產生較大影響。應對這種情況，當然只能依賴我們自主攻關了。
總之，我個人認為，最終會對中國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可能是一些關鍵環節和關鍵領域。對於其它的民用領域，不必過於擔心，因為世界是相互依賴的。中國經濟下滑，其他國家也會受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其他國家都會受益。而且，其他國家對於經濟下行的容忍程度肯定沒有中國高。 我相信，等到這些撤出的企業痛定思痛的時候，就會反思自己的行為。大家若果理性地考慮自己的發展，就不會有大規模撤離的發生。因此，我認為，我們在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時，必須對國民經濟運行的關鍵環節、關鍵領域受到的影響，給予特別的注意。
下半年貨幣政策寬鬆的可能性比較大
疫情以來，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的制定邏輯都已經十分清楚。如果實體經濟發展不好，流動性肯定會進一步寬鬆。反之，則會逐漸地收緊。
所以，下半年流動性到底處在何種水平，取決於疫情發展的狀況。現在研究經濟的人，至少一隻眼睛要看疫情的發展態勢，要看國內和國際的互相影響。疫情如果得到控制，形勢好轉，貨幣政策肯定要稍微收緊，“迴歸正常”；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貨幣政策還會再放鬆。目前來看，我覺得下半年寬鬆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本文轉載自新浪財經意見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