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4月21日發表題為《拜登執政百日：美國變得更加歐洲化了嗎？歐洲是否應更加美國化？》的文章，作者為米格爾·奧特羅-伊格萊西亞斯和費德里科·施泰因貝格。文章稱，美國總統拜登走過了執政的第一個百天。他的經濟政策被打上了“革命性”的標籤，可能會徹底埋葬新自由主義。全文摘編如下：
然而，拜登政府提出的方案——增加公共支出，改善基礎設施，減少不平等和不穩定，並通過更高的累進税率來支持政策的推行——可能會效仿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為應對“大蕭條”而提出的“新政”。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使美國經濟更接近歐洲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基本原理的一種嘗試。換句話説，增大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以努力為數字化時代創造新的社會契約。美國民主黨內共識的很多內容其實正是歐盟或其大多數成員國正在實行的措施，而這些做法恰恰是華盛頓過去曾經反對的。
要理解如此歐洲化的拜登，在五個不同的層面——理論分析、現實、概念性、經濟政策、地緣政治——分析他的計劃是非常有用的。
讓我們先從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儘管可能並不十分明顯，但政府和市場是互補和相互依存的。沒有制度基礎，市場就無法運作，而政府需要市場體系來產生創新和財富。
即便如此，數百年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以或多或少的監管、税收或再分配的形式實現）一直在變化。在過去的150年中，我們在19世紀後期經歷了“野蠻”的資本主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奠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羅斯福新政”和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以及上世紀80年代裏根和撒切爾——曾説過“政府是問題所在，市場是解決辦法”——領導的新自由主義革命。
“鐘擺效應”不可避免
所有這些巨大的轉變都影響到了國際經濟領域：金本位制和英國霸權下的自由貿易；佈雷頓森林體系對資本流動加以限制，以賦予國內經濟政策更大自主權和促進更好的再分配；蘇聯集團瓦解後，金融領域的高度全球化。
但是，正如卡爾·波拉尼1944年在《大轉型》中解釋的那樣，當市場脱離其運行所在的社會體系時，對維持經濟外部平衡（低通貨膨脹和預算平衡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痴迷導致民眾的需求被忽略，不平等嚴重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於這種模式喪失了合法性，於是出現了推動調整的內部政治力量。這種調整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但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所謂的“鐘擺效應”，導致在經歷一個放任自由和放鬆監管的時期之後，緊接着進入了一個干預程度更高和公眾參與更多的時期。正如各種資本主義文獻所指出的那樣，政府的這種參與程度在歐洲一直都更高，而現在美國正在回到這條路上來。
將這種理論觀點落在現實中，意味着將可以理解發達國家許多民眾的物質生活條件為何出現惡化，特別是由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的財政緊縮政策，現在又加上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後果。
過去幾十年中實現了巨大的增長，並且對許多新興國家非常有利，但是它們的分配製度卻極不平衡。不平等的加劇，尤其是富裕國家社會流動性和機會均等性的下降，部分是由於就業不穩定所致，再加上“西方的衰落”以及對國家政策缺乏認同所產生的挫敗感，共同促使民眾要求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保護。自從經濟大衰退開始，這種影響就已顯現出來，但是現在又因為COVID-19而進一步加劇。
這有助於我們瞭解拜登在上台頭100天內實際取得的成績以及他的計劃可能對國際政治經濟產生的影響。
這位總統意識到有超過7000萬美國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於是似乎深信他必須彌合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內部鴻溝。與歐洲相比，美國這些鴻溝更為巨大。拜登的口號“重建美好未來”反映了重新建立社會契約的願望。這種契約的破裂使該國陷入分化，而如果得以恢復原狀，將使美國社會更加歐洲化：屆時美國的不平等現象減少；財政壓力更大；對全球化和技術變革中的“失敗者”給予更多的支持；更好的基礎設施以及健康和教育系統；促進機會均等並重新激活社會的上下流動性。而與此同時，歐洲也必須對這種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進行改革，以使其適應21世紀的要求。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