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對華政策在搖擺中醖釀新變化

中歐關係的演變歷程與冷戰結束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緊密相連。2001年中國入世促使經濟全球化駛入快車道，2003年中國與歐盟宣佈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中歐關係進入冷戰後的蜜月期。然而2008-2010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開啓了“潘多拉之匣”，導致經濟全球化積累的矛盾陸續爆發，將整個世界拖入持續動盪的變局之中，歐盟外部的地緣戰略環境趨於碎片化，內部又出現多重危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崛起更使歐洲的社會撕裂日趨嚴重。就在歐洲步履蹣跚之時，中國崛起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二大經濟體，鮮明的反差之下，一些歐洲政治精英和歐盟決策層對中國的戰略認知悄然改變。

歐盟對華認知的變化如同潛流暗淌，經歷了緩慢的過程。2009-2010年爆發的主權債務危機使歐洲經濟劇烈震盪，但歐洲政治精英和專家學者的戰略認知並未立即轉變，就在美國學者預言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可能陷入困境、中美可能走向對抗的同時，歐洲人仍覺得歲月靜好。2016年6月22日歐盟出台了《對華戰略新要點》文件，仍然期待與中國開展多領域的深度合作。但2016年也是歐盟對外戰略認知的深刻轉折之年，就在這一年，英國決定“脱歐”，恐襲潮和難民潮達到頂峯，而特朗普的當選打破了中美歐三邊關係原有的平衡。2016年底，中國美的集團打算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企業庫卡公司，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壓垮歐洲對華優越感的最後一根稻草。歐洲突然意識到，中國已非昔日那個只能製造廉價消費品的低端經濟體，中歐實力對比已出現質變。歐盟對中國的總體研判與決策導向從此逆轉。

2017年歐盟提出“約束全球化”的概念，啓動有關投資審查的立法進程，出台466頁關於“中國經濟扭曲情況”的報告，強化了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傾向。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啓動對華貿易戰，歐盟態度曖昧，希冀美國為歐盟火中取栗，迫使中國做出體制機制上的讓步。2019年3月歐盟出台《對華戰略展望》文件，將中國定位為“合作伙伴”“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而2019年底上台的以馮德萊恩為首的新一屆歐盟領導層則將中國崛起視為全球地緣政治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當前，“地緣政治”“大國競爭”“戰略自主”成為歐洲政治精英和戰略研究界高頻使用的關鍵詞，而歐盟決策層愈加重視和強調中歐關係中的競爭性乃至對抗性，對中國的負面態度不斷得到強化。

2020年初以來新冠疫情的暴發和中美戰略對抗的加劇，使不少歐洲政治精英重新審視中歐關係，並逐漸形成共識。首先，他們對中國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感到恐懼，希望藉助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的合力，抵消中國塑造國際地緣戰略新格局、參與制定世界經濟與政治新規則的力量。今年年初以來，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就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歐盟不希望中國參與制定全球規則，進而塑造歐洲社會的未來，所以美歐應該攜手，在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共同確立新的規則體系。

其次，愈加重視減少對中國的產業鏈依賴，強調建設歐盟主導的“歐洲經濟主權”和“戰略自主”。疫情在歐洲暴發至今，從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和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等歐洲決策者，到歐洲議會研究部和布魯蓋爾研究所等歐盟智庫的報告，都一再強調這一點。

再次，仍然希望在中美之間走鋼絲，玩平衡，既避免選邊站隊，又想從兩邊都獲取好處。一方面，歐盟和法德領導人對於美國希望美歐聯手對抗中國的意向，明確表示不予認可。2020年底儘管美國一再施壓，歐盟仍與中國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今年2月馬克龍警告説，美歐聯合對付中國會“激起最高程度的衝突”，3月的美歐首腦視頻峯會上默克爾談到，美歐在對華議題上“存在分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布魯塞爾之行亦未獲得歐盟的明確回應。但另一方面，面對拜登上任以來伸出的橄欖枝，歐洲方面也一再重申鞏固跨大西洋聯盟的重要性，表示美歐戰略合作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驚訝於中國在疫情打擊之下仍能維持經濟快速增長，歐盟決策層明確反對美國對華“脱鈎”舉措，主張繼續發展對華經濟關係。

曾經的柔情蜜意隨着時間流逝逐漸被消磨，當前中歐雖未發展到“相看兩厭”的程度，但歐盟對華政策正在猶疑搖擺之中醖釀新變化。未來歐盟對華政策仍將保持機會主義態度：在涉及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領域，在有利於歐洲獲益的貿易與投資的特定領域，歐盟仍希望與中國開展合作；而在戰略安全和意識形態領域，歐盟會追隨美國向中國施壓，但會仔細掂量施壓的力度與方向，以避免中歐全面衝突。中國可將宏觀層面的對歐戰略舉措與微觀層面的對歐投資和公共外交相結合，儘量維繫良性互動的中歐關係，為中國應對日益嚴峻的中美競爭形勢爭取更大的轉圜空間。（忻華，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