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低收入人羣收入,為提振內需夯實寬厚基礎

提高中低收入人羣收入,為提振內需夯實寬厚基礎

在內需市場中,中高收入人羣的消費潛力不小,也有着更大的增長空間。資料圖。圖片來源:新京報網

“十四五”規劃建議稿已於11月3日發佈。“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因此,“十四五”規劃受到國內國際各界的矚目。

尤其是,在規劃中提出了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建設,意味着這不僅關乎下一個五年的經濟發展,還關乎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如何邁進。

規劃和遠景建議稿的內容納含了國家發展的各方各面,從國際形勢的戰略定位到民生福祉的具體重點,均提出了明晰的思路,為遠景目標指明瞭方向。

其中,第十二部分“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主要聚焦於民生建設,首要的第四十二條則提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尤其強調需着力提高低收入羣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而這也將為提振內需夯實最寬厚的基礎。

擴大內需市場,中低收入人羣增長空間大

從民生福祉上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引領國家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中低收入人羣如何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至關重要。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升至世界第二位。2019年,中國人均GDP水平70892元人民幣,按照當時匯率折算,正式成為“1萬美元俱樂部成員國”。但是,中國的人均GDP仍然沒有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與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收入佔比偏低,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佔比偏高。

雖然過去20年中,低收入羣體不斷減少,脱貧減貧目標完成較好,但相對貧困和低收入人羣仍然是社會和經濟需要特別關注的,而高速發展雖然帶來了普遍的收入提升,也帶來了收入差距加大等新問題,亦是未來建設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着力解決的。

從經濟和消費上看,中國近4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帶來了市場內需的不斷擴大。但是,初期的“勞動力紅利”“成本紅利”和“出口帶動紅利”,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其歷史階段性使命,其帶動作用仍在,但增長空間已經不大,其所帶來的邊際效應已經極小。有些要素如勞動力等,因人口政策等原因甚至將出現重大結構性逆轉。

經濟發展急需更多的新要素補充和升級。加之近年來全球形勢驟變,保守主義、單邊主義興起,世界貿易和投資都受到阻礙而下降。在此形勢下,提振內需顯得更為重要和關鍵。

而在內需市場中,中高收入人羣的消費潛力不小,但增長空間或有限,廣大的中低收入人羣則有着更大的增長空間。過去20年中,中低收入人羣的消費率基本上保持不變,因此,提高收入對提振其消費意義重大,而且能夠有明顯實際作用——這幾年,電商平台紛紛下沉,着力挖掘“五環外”的消費能量,這同樣需要增加“塔基人羣”的收入作支撐。

提高收入水平,是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需要

在全球政經形勢都極度不穩定的態勢下,2020年一場新冠疫情又“雪上加霜”,給全球需求和供給都予以重大打擊。中國雖然因防控疫情得力,復工復產穩定有序,消費需求也在恢復的路上,但面對如此紛繁蕪雜、波詭雲譎的外部環境和歷史時刻,調整整體戰略定位亦刻不容緩。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如何實現“兩個循環”?提振內需是關鍵。而要提振內需,實現社會、經濟的融合融通,提高中低收入羣體收入就是夯實基礎之舉。

規劃與遠景也提出了更具體的解決方向。一是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羣體要素收入。二是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税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三是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

這其中,以要素變現作為中低收入人羣增收的重要切入點,注重税收、社保調節的作用,都契合現實之需,也勾畫出了未來的政策導圖。

作為有着14億人口的大國,人口眾多既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市場潛力,也給我們帶來了比其他國家地區更多的發展難題。無論如何,我國的發展必須最終立足國內,用收入作為支點,着力培養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促進供需大循環需要擴大內需,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需要挖掘潛在消費需求,避免經濟增長進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以此而言,盤活要素的“存量”和市場需求的“存量”,讓中低收入人羣有更多的收入、更強的意願、更廣泛的選擇進行消費提升和升級,既是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需要。

□萬喆(知名經濟學者)

編輯:何睿 校對: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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