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沒落 陸權復興 全球地緣格局或迎大變？
而這一改變，也深刻的影響了世界地緣格局，最典型的就是邊緣型板塊上位，傳統的大陸中央型板塊沒落——比如從洲際格局來説，坐擁兩大洋，遊離於亞歐大陸這個人類文明中央板塊的北美洲，孕育出了美國這個現代羅馬帝國，將傳統亞歐大陸列強紛紛壓在身下；大洲內部，邊緣板塊也明顯要比傳統中央板塊要更具優勢——位於亞歐大陸西端邊緣海上的英國，就以一己之力，力壓歐陸，成為百年世界霸主；而亞歐大陸東端邊緣海上的日本，也曾在長達百年的時間裏稱雄亞洲，力壓作為東方世界傳統大國的中國。而即便是在中國內部，以長三角、珠三角為代表的東南沿海，也在這場轉變中，迅速拉開了內陸傳統華夏文明核心區的差距。
這種轉換是有其規律的。隨着人類文明的發展，貿易在人類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而海運成本低、運量大，且受政治以及地緣等主客觀環境阻礙相對較小，本就是最合適不過的貨運方式。以前人類征服自然能力有限，海運還不得不受技術阻礙。可隨着人類造船術的進步，征服海洋的能力不斷提升，海運的優勢就此顯現，逐漸取代陸運，成為主要運輸方式——並且這種地位還隨着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而不斷鞏固。
伴隨着海洋貿易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地位的提升，對海上貿易線路的掌控，也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和文明強弱的重要標準。無論是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或者後來的荷蘭英國乃至美國，他們都是依託自己的海洋霸權，進而建立其全球霸權。而傳統的大陸型龐大帝國，如果不能掌控海洋，不具備打造全球貿易體系，收割世界的能力，那其結果就是，無論這個帝國領土有多遼闊，自身資源有多豐富，都不得不在與能夠收集全球資源的海洋型帝國的叫陣中敗下陣來。
這套邏輯，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就屢試不爽。直到今天，海洋型國家，或者國家內部的近海地區，依然在人類的經濟、政治活動中佔據明顯優勢。對海權的掌控能力，也成為決定國家強盛與否的主要標準之一。
但近年來，輿論場上關於“陸權復興”的論斷逐漸流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海上貿易，以及隨之衍生的海權，其之魅力已經達到頂峯，而沉淪已久的陸權，將重新奪回昔日的榮光。
那麼，這種論斷，到底是否正確呢？在雲石君看來，雖然這裏面未免有些誇大其詞，但總的來説陸權復甦，還是有一定依據的。
為什麼這麼説？這主要是因為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部分商品的內容形態出現了變化。以往的國際貿易，主要是以大宗商品和傳統工業耐用品為主。而無論是作為大宗商品的石油、礦產、鋼鐵、農產品，還是作為傳統工業耐用品的比如襯衫、玩具，乃至於傳統機械，這些商品相對而言保質期較長（或者就不存在保質期一説），所以對運輸時間的長短並不特別在意；相反，由於這些商品的單位利潤較低，要想盡一切辦法控制成本，所以他們對運輸費用的高低十分看重。
對這類商品，耗時長，但運費低，單次運量大的海運，無疑是最合適的運輸方式。在世界貿易主要以這些傳統商品為主要內容時，海運當然是不二的選擇，相應的，海上貿易在全球經貿體系中，自然也佔據着只高無上的地位。
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商品內容逐漸出現了些變化。近些年來，電子產業蓬勃發展，電子產品及其原配件，以及精密儀器之類，在全球貿易中佔據的份額越來越高。電子產品更新速度快，所以對時效性要求極高，如果用海運的話，會嚴重消耗此類商品的有限生命週期。同時電子產品普遍單個體量較小，而附加值較高，所以也完全能承受較高的運輸費用。
基於上述邏輯，像電子產品這類高科技，高附加值商品，越來越多的不走海運，而是走速度更快的陸運甚至空運。
這就降低了海運的價值和戰略意義。尤其是隨着人類社會科技化水平的不斷提升，電子科技產品在全球貿易中佔據的份額會越來越重要。鑑於無法在這塊大蛋糕中分一杯羹，海運面對陸運、空運兩種其他運輸方式，就無法再保持以前那樣的絕對優勢。
既然電子科技產品不選擇海運，那它的產業集羣——至少是工業集羣，就沒有必要非停留在沿海不可了。這也是富士康之類大型代工廠，以及相關產業集羣這些年大舉遷往內陸的邏輯基礎。同樣面對沿海日益昂貴的綜合成本，襯衫玩具這些傳統產業的外遷，基本上都是指向東南亞，少有遷往內地者；而電子產業的工業集羣，卻依然能大舉內遷，二者之所以路徑有極大差異，歸根結底就在於它們在成品運輸方式的選擇上不一樣——前者的外貿運輸只能依賴海運，所以不可能遷往內地，而電子產業，已經越來越多的通過空運和陸運發往全球。
總而言之，商品內容形態的變化，使得它們對運輸渠道的選擇發生了變化。海運這個傳統運輸方式，在電子產業這個新興門類面前，失去了自己的優勢。而電子科技產業在全球經貿體系乃至人類工業體系中地位的愈發重要，又使得趕不上這班車的海運重要性相對下降，而與海上貿易相伴相生的海權，其之優勢也自然會隨之縮窄。
其次，則是非實體經濟的蓬勃發展，打破了海權賴以生存的地緣基礎。
海權之強勢，要義在於其控制了全球實體商品貿易的戰略通道，進而把控住了全球實體經濟的命門。
但互聯網經濟、服務貿易以及虛擬經濟的興起，打破了這個限制。互聯網經濟和服務貿易，其中相當一部分在理論上不受地緣條件限制，並不需要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物理上儘可能的接近，甚至很多都沒有實體性質的流通商品。所以海權這種基於對現實運輸渠道掌控而形成的強勢權利，並不能直接對許都互聯網、服貿等經濟產生阻礙——換句話説，海權在這些行當，並沒有直接用處。
當然，直接用處沒有，間接用處還是有的。畢竟現在非實體經濟最發達的，還是全球海上霸權掌控者——美國。甚至中國內部，這些行業興盛的，也依然主要是沿海地區。
但這種優勢，並不具備不可替代性。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沿海地區，他們之所以能把非實體經濟發展的如此興盛，主要還是因為前期通過實體經濟的發展，在當地培育了良好的營商環境，沉澱了大量的人才和資金，並形成了足夠的美譽度，這樣才為後來的非實體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但問題是，人才和資金都是可以流動的，良好營商環境這個也可以通過後天努力營造——無論是美國的西海岸，還是中國的珠三角，他們發展之初都是一窮二白，人才資金都是慢慢積累和吸引，營商環境也是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改善。總而言之，這些本質上都只是技術性的先發優勢，憑藉它們，縱然在非實體經濟的發展中佔得先機，但並不足以藉此確立面對內地競爭時的不可替代地位。
實際上，內陸地區如果軟環境發展到位，同樣可以成為非實體經濟的領頭羊——至少能分一杯羹——印度的班加羅爾，就是最好的例子。班加羅爾作為德干高原上的內陸城市，卻力壓孟買、加爾各答等著名國際港口城市，成為印度科技中心，這本身就證明了一個事實——近海區域與非實體經濟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
對海上貿易通道的掌控，並不能對非實體經濟構成必然影響。這一點對海權的地位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近年來，非實體經濟在人類經濟活動中的佔比越來越大，重要性越來越凸出，既然海權無法像對實體貿易那樣，對這塊非實體經貿蛋糕予以控制和支配，那麼據此認定海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和把控力相對下降，自然也就是符合情理的。
最後一點，則是陸權構建方式的變化。過去，各大陸強國在增齊構建自己的陸權時，更多的是採用政治和軍事方式，既通過壓迫和征服，來拓展自己對他國的影響力。
這無疑是很不穩定的。一方面，弱小一方不會打心眼裏認同這種受制於人，但凡逮到機會，就會予以反抗。另一方面，大國之間，更是會因這種政治軍事的博弈，而爆發綿綿不斷的衝突。
這也是陸上貿易通道所面臨的一大難點。與主要利用公海的海上貿易通道不同，陸上貿易通道，因為整條線路都掌控在不同的國家或者政治勢力手中。這種格局，決定了政治、軍事衝突幾乎是很難避免的。而這些此起彼伏的政治軍事衝突和潛在風險，嚴重限制了陸上貿易通道的形成和功能發揮——古代絲綢之路的衰落，就與當時中亞的混亂有着直接的關係。
但現在，雖然貿易通道各段依然各自為政，但隨着時代的發展，情況依然還是出現了一些向好的趨勢。而這一切，還得多感謝核武器。
核武器的出現，首先斷絕了大國之間直接爆發戰爭和武裝衝突的可能。
這個對陸上貿易通道是最大的威脅——擱在核武器誕生之前，大國之爭，動不動就綿延百年，在此期間雙方閉關自守，不通聲息，陸上貿易通道基本關閉——當年大航海時代之所以來臨，就是因為奧斯曼帝國崛起，滅了東羅馬帝國，阻斷了東西方傳統貿易通道，這才逼着歐洲人通過開闢海上新航線，來維持貿易。
但現在隨着核武器的出現，大國之間都具備了互相毀滅的能力，這種格局下，大家反而形成了恐怖核平衡。誰都不再奢望通過武力對抗方式，強力解決彼此間的衝突。而既然都知道無法通過動武解決問題，大家反而能夠平和下來，通過談判磋商來解決問題——這意味着威脅陸上貿易通道穩定性的大國間顯性對抗風險，被大大降低了。
大國之間的直接矛盾被遏制，那麼光小國，就很難鬧出花來。畢竟小國通常都是要受大國影響的，只要陸上貿易通道的建設，能在沿途大國之間達成共識，那小國就是想折騰一般也沒那麼大膽子。
其次，恐怖核平衡的出現，斷絕了大國通過武力打造自身陸權霸業的可能。這種情況下，大國的陸權構建，也逐漸轉換了形式，從以前通過政治、軍事方面的恃強進取，轉而通過經濟方面的以利相誘。
這裏面的差別就大了去了。以政治軍事力量拓展陸權，這本質上是以力服人，除了主導者，其他參與方在這種陸權體系中是受壓迫，受剝削的，在陸上貿易通道中，他們通常也得不到什麼好處。維繫這種陸權和陸上貿易通道的，僅僅是主導者的強力。
但用經濟手段，那是以利服人，講究的是合作共贏，主導者並不能直接干預參與者的內政，而是通過一起做大蛋糕，賺取財富，來誘使大家參與。參與方的主權並不受到威脅，經濟上還可以藉此獲利。維繫這個通道的，是所有參與者的共同利益——主導方固然獲利最大，但參與者也都能依據自身體量大小和在通道中的戰略地位，分到一杯大小不一的羹。
這樣一比較，二者就高下立判。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構建的陸權和陸上貿易通道，明顯比以主導者強力構建的要更得人心的多，也更具穩定性。
恐怖核平衡打消了大國間的軍事衝突可能，將大家的博弈，限定在了不改變政治現狀的範圍內。而正是這一客觀侷限，反而給經濟手段的上位提供了空間，當陸權只能通過經濟手段來拓展，那在古代一直制約陸上貿易通道發展，甚至最終毀掉傳統絲綢之路的政治軍事因素，反而被限制到了最低。這也為現代陸權的復甦，奠定了政治環境方面的基礎。
綜上所述，隨着時代的發展，海運的經濟侷限性越來越大，陸運的重要性有所回升，同時，制約陸上運輸通道的國際政治軍事風險，也被壓制到較低的程度。這種形勢的變化，使得海權與陸權的傳統格局也出現了改變。雖然不能説海權就此沒落，海上貿易通道不再主流，但其在全球經貿秩序中的地位，確實大不如前，陸權和陸上貿易通道，也在歷經五百年的萎縮後，迎來了一個反轉的戰略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