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餘思毅
6月1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發佈滿一週年。
去年此時，該《意見》正式發佈，其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羣眾的共同期盼。這一年來，關於“共同富裕”的話題在全社會引發了廣泛討論。
近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賈康與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碩導蘇京春合著出版了《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國夢》，書中指出，當前經濟發展戰略實現由“先富”向“共富”的階段性轉換顯得愈發追切，並且轉換時機和條件也已趨於成熟。
6月7日，在接受時代財經專訪時，賈康從疫情下如何使用財税手段刺激經濟，談到了如何利用財税手段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
賈康指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退税減税約2.5萬億，疊加近日國常會推出的一攬子措施中增加了1400多億元退税，使得全年退減税總量達2.64萬億元。當中的留抵退税約1.64萬億元，能夠實實在在直達企業，改善企業現金流。
“至於一些經營較為困難的企業，沒有收入，那就要從救濟的途徑輔助它們，比如暫緩交納房租款，提供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賈康補充道。
賈康稱，賦予地方政府與履職相應的財權，加快構建地方税體系，適度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財權，使其未來享有必要的税種選擇權、税率調整權、地方税收政策制定權。
賈康提出，像個人所得税、房地產税、遺產和贈與税，這幾種直接税要特別納入改革“啃硬骨頭”攻堅克難的議事日程，“正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浙江，可積極考慮加入國家相關直接税改革等試點範圍。”
除了税收體制改革，賈康還提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社會貧富差距逐漸增大，加之有經濟轉軌過程中尚未理順的社會機制障礙，如户籍制度，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醫療資源集聚於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問題，需要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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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或有33項措施的配套政策出台
時代財經：疫情衝擊之下，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是促進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近日國常會推出的一攬子措施，包括增加退税1400多億元，全年退減税總量2.64萬億元，是否在重啓2020年的紓困政策？
賈康：當前的一攬子政策與2020年紓困政策是有一定的延續性。根據情況，後續還有加碼。例如，1400多億退税是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退税減税約2.5萬億的規模上增加的，使得全年退税總量達到了2.64萬億的規模。
其中留抵退税1.64萬億元，退税資金全部直達企業。留抵退税就是把增值税未抵扣完的税額退還給納税人，簡單説，增值税的進項抵扣大於它的後面銷項抵扣形成的留抵退税額，退到企業手裏是實實在在的可用資金，能直接改善現金流。
税收優惠只是很多項政策裏的一項，33項措施出台以後，可能後面還會有實施細則出台，在各個方面進一步優化，因為一攬子政策需要做好相關配套才能充分落實。
至於一些經營較為困難的企業，甚至沒有收入就無所謂税收減免的問題，那就要從救濟的途徑輔助它們，比如説小微企業，需要給它們應交的房租款暫緩交納，給它們提供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讓它們能夠生存下來。
提高直接税比重
時代財經：你提到，要將税收制度的改革置於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的大背景之中來考慮，從中長期來看，還有哪些其他税種開徵以補給財政？
賈康：我國現有不到20種税，要特別注意逐漸提高直接税比重。當前直接税的種類比較少，像個人所得税、房地產税、遺產和贈與税，這幾種直接税要特別納入改革“啃硬骨頭”攻堅克難的議事日程。
在個人所得税上，要優化徵收模式，在工薪所得與其他收人綜合的基礎上，簡化超額累進的税率檔次，拉大低檔間距，降低低檔税率和最高邊際税率，納人部分非勞動收人，更好地體現量能負擔原則。
此外，還要研究開徵贈與税和遺產税。徵收遺產税會有利於從完善税制的角度阻止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結合各税種特點來看，開徵遺產税可以把財產所有人生前的不透明收人也納入其中，從而彌補個人所得税調節功能的不足。
時代財經：能談一下如何推進財税改革和配套改革嗎？
賈康：首先，優化調整政府間財政分配關係。這就要理順政府間事權與財權配置關係，中央政府在認真履行好自身職責基礎上，合理適度上收一部分事權，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
第二，賦予地方政府與履職相應的財權，加快構建地方税體系。在合理上收部分事權的同時，中央應適度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財權，使地方政府享有某些必要的税率調整權、地方税收政策制定權和某些税種的選擇權。
具體而言，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可考慮通過深化資源税、環境保護税等税制改革，培植地方税主體税種，健全和完善地方税體系。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提到，直接税改革和構建“共同富裕先行示範區”是中國今後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操作性始發環節。請問對“現行示範區”建設有何具體建議？
賈康：共同富裕先行先試示範區，更應積極探索財政轉移支付如何切實發揮作用，互助共濟的基本社會保障如何實現，多樣化機制如何構建及實施等。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重要託底手段之一是税收改革。
在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攻堅克難方面，應當有緊迫感。正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浙江，可積極考慮加入國家相關直接税改革等試點範圍。
浙江省委十四屆九次全會提出，實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羣體雙倍增計劃，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先行示範。在此方面，可結合直接税的改革空間，更加積極地探討推進相關制度安排與政策創新。
2022年4月10日《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佈，決策層更在此前改革舉措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初次分配規則和過程公平性指明瞭方向，與此同時，仍十分有必要花大力氣繼續營造更加公平公正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
作者：賈康 蘇京春，廣東經濟出版社，2022年5月
户籍改革分步走
時代財經：你提到要實現共同富裕，要建立一些推進的配套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社會收入分配預警機制。疫情導致不少人收入鋭減，同時也加速了數字經濟、大數據的發展，建立相關配套機制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
賈康：造成居民收人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除了通過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進行調控之外，還要在“問題導向”下有針對性地推進與收入分配製度機制相關的配套改革。
建立相關配套制度不只是時機的問題，更是決策層和管理部門始終要有上午一種預警意識。比如説決策層注意到在疫情衝擊之下，很多社會成員生活困難，低收入階層怎麼樣得到必要的救助，這就是所謂從預警到採取措施，要關注社會全面的收入分佈情況，特別是低收入羣體的困難情況。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提到，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貧富差距逐漸增大，加之有經濟轉軌過程中尚未理順的社會機制障礙，如户籍制度，如何破除？
賈康：現在户籍改革的思路還是很清晰的，要達到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的，即所有的社會成員最終不要再區分城市户籍和農村户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享受一視同仁的公平待遇。這有助於促進共同富裕，讓農村的廣大社會成員更好地一起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至於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待遇，就涉及子女受教育、考大學、自己和家庭成員怎麼樣享受養老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當前存在三大類情形，第一種類型就是户籍在一些能夠放開的中小城市要趕快放開。第二種類型就是暫時不能一下子放開的城市要分步做。不能放開的城市，主要是因為供給能力還達不到，地方政府還沒有能力達到一視同仁的均等化，那麼就得有居住證和積分制度來過渡，讓隨着工業化、城鎮化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有盼頭，知道經過什麼樣的努力可以辦户口，比如積分制。
第三種類型就是不得不實行最嚴格户籍管理的一線城市。像北上廣深這樣壓力大的區域，現在還得有嚴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未來遠景當然也是創造條件取消城鄉户籍的二元分治，但這是要經過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才能解決。當前可以借鑑前面第二種類型的打分制度，讓大家有一個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