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歷史座標，基本廓清了產業經濟供給體系基本思路和階段任務。如何進一步將需求有效納入中國當前增長體系和發展階段內，廓清需求管理的戰略框架和內需體系，應該是“十四五”期間宏觀治理的關鍵。
新時期高質量發展與需求側管理兩個認識
第一，當前應特別關注適應高質量外需並防範工業內需水平降級。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財税、金融、投資、國資等制度安排，做好了全面接入全球經濟的準備。加入 WTO進一步推動了改革開放，實現了二十年中高速增長，確立了在全球產業鏈以及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在國際需求引導下，我國生產供給體系逐步完善、規模和份額不斷擴大，在全球初步形成了兩個生產體系。 “十四五”及中長期內，還應該是要適應這個分工格局。我國在相對短期內成了全球工業產能最大國家的同時，工業基礎薄弱、阻斷產業升級“卡脖子”技術等剛性約束也很難在短期內完全克服。與此同時，全球高水平工業質量體系動態發展並未止步。阻斷因素的疊加，會導致我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分工深化程度、協作範圍及產品多樣性受限。
第二，關注“十四五”期間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關鍵變量的變化。首先，生態影響持續改善，但資源約束更加趨緊，氣候變化影響更加剛性。我國提出了2030年“碳達峯”和2060年“碳中和”目標，這一剛性約束傳導會在“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間逐步增強。其次，未來國內市場需求規模對全球供給的拉動作用仍然會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繼續鞏固。利用好外需誘致內需總量增長和結構高水平變化的作用關係，培育內需提高滿足國內中高質量需求的程度。最後，在外需和內需作用過程中，還需要注意避免消費和需求的不斷擴大對產業供給效率改善產生的不利影響。
融入全球需求中長期變化，調整國內需求體系
第一，錨定全球需求中長期變化，接續融入全球貿易新體系。加入WTO二十年來，全球高水平需求市場在不斷進化擴展，體現為貿易規則的標準不斷提高與貿易品質高水平的持續提升。譬如發達經濟體進口貿易強調更嚴格的原產地規則。在TPP、RCEP條款內，原產地貿易加工規則對我國中低工業質量的生產體系也有衝擊。貿易產品的設計含量、R&D含量、技術密度、綠色含量和可持續責任都更高了。數字貿易、跨境電商貿易、綠色貿易、信息貿易以及人力資本貿易都在增長。當前生產供錨定這些高標準貿易規則和高品質產品服務變化，換言之，就是跟近二十年來世界主要經濟體在貿易和產品上的新進步、新變化再接軌、再融入。從對美日歐外需的貿易變化看，對日長期保持貿易逆差、對美歐順差也在持續收窄，短期內貫通外需也首先需要考慮將之作為切入點。
第二，中國收入增長相對主要發達經濟體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所帶來的需求釋放效應差距大。二十餘年來，全球貿易增長快於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快於收入改善。發達經濟體處於中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帶來的全球消費釋放慢於大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與收入改善大體一致，但是收入和國際需求的邊際潛力較小。國內需求份額在全球總量佔比持續提升，而美國總需求份額的變動在一定的波動區間範圍內，短週期內變化較小。從中國內部行業結構來看，金融、房地產與製造業部門收入與增長結構過於失衡，相當程度上擠壓了製造業高質量需求。2020年金融行業利潤可能處於近幾年中最高水平，而製造業利潤水平堪憂，是我國諸多結構失衡中最緊迫的。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作者：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 馬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