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芽知春。當一些海外大型基金把中國市場列在美國市場之後，代表着中國市場已經是海外資金青睞的優質市場。之前，全球大型基金資產配置分配的先後順序是美國、其他發達市場、新興市場，中國市場只是新興市場中的一員。如今，中國市場越來越像美國市場一樣成為獨立板塊，前所未有。
這些海外資金看重中國市場，也在增配中國市場。安中集團(Azimut Group)中國區總裁趙柏齡(Stefano CHAO)在接受《紅週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從去年開始，許多海外機構和個人投資者都提高了對中國A+H股的配置。
趙柏齡認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中國疫情控制效率最高，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換，都證明了中國經濟的超強韌性，這其中更藴藏了豐富的投資機會。在安中集團的中國資產組合中，醫藥和科技行業佔比最高。趙柏齡表示，他們還在尋找廣泛機會，“相較於發達國家，中國資本市場有更多α機會”。
他還提出，中國的投資者也需要用全球視野配置海外資產，以實現投資組合的較好收益和較低波動率。
外資自去年開始就在提高中國A+H股的配置
中國經濟追求質量增長帶來大量機會
《紅週刊》：據我們瞭解，像您這樣的機構投資者似乎都在增加中國資產配置，這是基於怎樣的考量？中國哪些資產具有相對優勢？
趙柏齡：事實上，很多海外投資者在去年就開始提高他們對中國A+H股的配置。從中短期來看，首先是因為中國在去年對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其次，A股和港股的估值跟其他發達國家、跟其他新興市場相比是偏低的，無論滬深300、恆生指數或者MSCI China指數，這些指數的估值與標普500的估值差處於歷史上的高點。也就是説，從歷史上來看，A股和港股與美股相比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便宜。這就是為什麼最近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資金在增加對大中華(Greater China)的配置。
從長期來看，包含我們在內的很多海外機構之所以看好A股和港股，主要的原因應該有以下幾點：第一，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優秀的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始邁向國際。這些企業不僅在中國發展得非常好，還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就像美國上世紀70、80年代有大批企業實現全球擴張，比如迪士尼、可口可樂、星巴克、麥當勞等。
第二，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一些重大變化。過去數十年甚至10年前，中國的經濟還主要靠海外需求來拉動增長，出口佔GDP比重很大。如今，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高，超過了出口佔比，這越來越像美歐的一些比較成熟的國家。這是我們越來越看好中國經濟的重要原因。當國家經濟體量變得足夠大了，而且是靠國內消費來推動，那麼，經濟的穩定性就會提高，而且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能抓住中國經濟消費升級的機會。
第三，中國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非常優秀。如果把全球頂尖科技公司列出來，你會發現，世界前20家或前30家最大的科技和互聯網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中國和美國的公司，這麼看就會看到中國的特別之處。海外投資者非常偏好配置科技和互聯網領域的成長股，可是無論歐洲、日本或亞洲的機構，大部分都是配美國的科技和互聯網公司，對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的配置還是偏低的。對於中國科技、互聯網企業已經崛起，海外機構配置卻不高的情況，我認為，這凸顯了海外機構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需求，未來將會給中國市場帶來巨量的增量資金。長期來講，越來越多的海外投資者會提高他們的中國A+H股的配置。
《紅週刊》：有機構觀點認為，全球投資者最大的風險是不配置中國。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趙柏齡：認同，我認為不配置中國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最近幾年，特別是去年以來有很多海外資金流入中國的A股和港股。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以前，很多海外機構包括歐洲的保險公司、美國的公募、南美的退休基金以及日本的保險公司等，這些機構對於中國A股和港股的配置不是低配而是“0”，但最近這幾年都在增加A股和港股的配置。
對於中國的權益資產，不配置就是一個大錯誤，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中國GDP總量佔世界的17%，不配置中國就等於放棄享受全球17%的GDP增長紅利。
第二，海外機構投資者越來越發現，在他們的投資組合裏，有許多資產都與中國經濟有重要聯繫。在去年四五月的時候，我和一家德國保險公司討論資產配置，他們説不看好也不配置中國，尤其是發生疫情後更不看好中國。我問他們的組合配置了什麼，他們説40%、50%配置在美股，其中很大的比例是蘋果。我跟他們説，你非常看好蘋果，卻不看好中國，蘋果20%的收入和淨利潤來自於大中華，你能説你不看好中國？
第三，在科技和互聯網領域，海外機構重配美國的 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以及Microsoft等，因為歐洲沒有超級互聯網公司。但中國有，中國是惟一一個擁有一些無論從市值或者利潤都能直接與美國同業對比的互聯網和科技公司的國家，所以，中國是惟一能夠分散海外機構在科技和互聯網領域配置的市場，這是中國A股和港股市場對於很多海外機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
《紅週刊》：目前中國GDP已經突破100萬億元，您對此有何觀察？
趙柏齡：第一，GDP總量是非常重要的，可我認為，相比GDP總量，我們要更多地關注人均GDP。因為中國人口的增長率在慢慢下降，人均GDP在上升。像這樣的情況，日本是個例子，過去20多年，日本的人口基本上沒有增長，近幾年GDP年均增速在1%左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會覺得日本沒有投資機會。但實際上，日本有很多投資機會，特別是消費股，受益人均GDP的增長，消費領域提供了很多投資機會。
第二，就中國市場來説，我們會關注某種消費產品的消費增長情況，特別是汽車消費。為什麼呢？因為汽車行業在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汽車消費的增長率首先能很好地反映出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實力，其次還反映了消費意願，我們進而知道中國消費者當前的消費情況是好的還是不好的。這是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比較看重的一些數據。
對於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我認為質量增長的重要性會大於總量的增長。在過去二三十年中，中國已經花了很多的資源培養了規模龐大的大學生。所以，將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不是靠量，而是靠quality(質)，就是靠這些人才。目前，中國許多企業用的工人越來越少，那麼是靠什麼實現增長的？機器人。中國經濟的這種變化，預示着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豐富的投資機會，比如機器人、AI等領域。
中國資本市場正在變為與美股市場並列的獨立板塊
外資、居民資產配置均是A股慢牛基石
《紅週刊》：您曾表示，“隨着對外開放的深化，將來中國會和美國一樣成為全球資本配置的重要獨立板塊。”怎麼理解這個判斷？
趙柏齡：以前，海外機構在進行全球資產配置時，優先項是發達市場，其次是新興市場，新興市場中涵蓋亞洲市場，亞洲市場中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和地區，這就決定了配置中國市場的資金量會非常有限。比如一家機構非常看好中國，但配置新興市場的比例只有10~15個點，配置亞洲的比例就變得有限，最終配置中國的比例可能會很低。這種配置策略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我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對中國市場進行“升格”，即中國市場跳開亞洲市場、新興市場的“限制”，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被單獨看待。機構的“順位”思考將是：先看美國市場，再看中國市場，然後看其他發達國家市場，最後看新興市場，因為中國的經濟和資本市場已經足夠大了，機構看中國的角度勢必會有大的變化。
當機構把中國市場獨立出來看待，就需要成立專門的中國市場團隊。我們發現，現在比較大的專業機構投資者已經這麼做了。比如南美的一些規模在1000億美元以上的退休基金，已經開始單獨配置中國，他們設立了單獨的中國市場團隊，和單獨的美國市場團隊一樣。未來會有很多海外機構，加入到這個潮流當中來。
《紅週刊》：在中國居民的資產佔比中，地產是大頭，金融資產佔比較低。市場預期會有居民財富搬家的過程，您覺得會這樣嗎？
趙柏齡：我認為肯定會的。在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家庭最大的資產就是房產，股票資產是比較低的。到70、80年代，美國家庭資產分配出現一些比較大的變化，特別是在美國出現401k計劃(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推出的一種非強制性的養老金計劃，401k計劃資金可以投資於股票、基金等金融產品，該計劃的推出促進了以共同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的崛起)，使美國基金業獲得迅速發展，美國居民在資本市場的配置佔比慢慢提高了。這個轉變過程至少有兩個支撐因素，一個是401k計劃的資產總額持續增長，另一個是美國資本市場的繁榮。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美國股市年化增長率大概在10%左右，而房地產只有年化2%、3%，略高於通脹。如果以40年的週期來看，這種差距就會變得非常明顯。
中國也會如此。以往，因為房地產市場繁榮，投資房產有很好的財富效應，也讓中國居民普遍認為房產就是一個低風險、高收益的資產。但長期來説，房產的增長率會變得很低，投資回報也不會太好。從最近幾年的對比來看，長期投資股市的收益已經跑贏投資房產，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投資者配置A股的資產會持續提高。
另外，還有一些因素在促使中國居民財富向市場轉移，比如保本保收益的理財產品打破“剛兑”，之前這些理財產品被認為是一個無風險收益產品，其實這些產品同樣是有投資風險的。真正類無風險收益產品，比如銀行的定期存款、國債等，收益率都是在慢慢下跌，那麼機會就越來越少，買這類產品的資金將來也會逐步轉移到股市上。
《紅週刊》：市場上有很多聲音認為A股已經進入了像美股那樣的長期慢牛行情，您覺得A股慢牛行情是否已經開啓？
趙柏齡：我認為A股的慢牛行情已經開始了，但變化可能沒有那麼快。美國從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居民在股市上的配置提高了，他們不是自己炒股，而是因為他們對於投資美股的產品(比如共同基金)的配置提高了。如果看一下上交所和紐約交易所的交易數據就會發現，上交所80~90%的交易量來自散户，10~20%來自機構；紐約交易所剛好是反過來的，大約90%的交易來自機構，10%來自散户。這就導致美國市場的波動率比A股市場低很多，A股經常出現大牛市或者大熊市。
因此，只要機構佔比增加的長期趨勢不變，未來市場的波動率就會不斷降低，慢牛行情就會走得更穩。不過，現在海外機構在A股市場的佔比只有約5%，距離美股市場的40%比例還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我認為向慢牛的變化不會那麼快。
《紅週刊》：您説過，發達國家的資金在持續流入被動基金，如指數基金，但它們已經很難獲得α。那麼，對於快速發展中的中國而言，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的α機會相對更多？
趙柏齡：我認為是的。2019年，美國被動產品的規模第一次超過了主動管理的規模，我指的是包含固收和貨幣基金在內的整個市場的公募基金，這使得被動配置愈發主導市場，α機會相應地越來越少，因為市場效率、透明度太高了。可是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市場效率、透明度還不是很高，具體到A股市場，因為只有30多年的歷史，目前還是散户市場，因此會有很多波動，但反過來也製造了很多投資機會。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公募基金或海外的一些基金在投資A股市場時，一直能獲得很多α機會的原因。另外，中國經濟依然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催生了許多優秀公司。我們觀察發現，中國有很多優秀公司就是最近幾年上市的，這也是為什麼在A股和港股市場上還是有很多α機會。
能在中國成為頂級公司
就能在世界上躍上頂端
《紅週刊》：安中要在中國市場挖掘世界級的優秀公司。您對“世界頂級優秀公司”是怎樣定義的？
趙柏齡：我們在前面談到中國企業已經發展到類似美國企業在上世紀70、80年代變身頂尖跨國公司的新時期，中國有很多優秀企業將變成真正的國際化企業。
我們還認為，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發展速度要比日本和韓國企業更快。我們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呢？其實很明顯，在日本，路上的車都是日本品牌；在韓國，路上的車都是韓國品牌。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在上世紀70、80、90年代，這兩個市場是比較封閉的，是本土品牌分享的本土市場。等到日本車企比如日產，在80年代開始進入美國市場時就碰到了很大困難，因為美歐消費者都覺得日本和韓國的品牌是很低端的，不管是汽車還是家電。日韓企業通過十幾年、二十幾年的發展，才把產品質量提高到與最優秀的美國和歐洲品牌競爭的水平上，今天看三星、日產都是很好的公司，這是建立在它們之前經歷很大困難而且長期進行質量改善的基礎上。
對比日韓企業，中國企業是在完全競爭的環境中長大的。無論在上海、北京、廣州還是在深圳，路上的車幾乎囊括了全球所有品牌，為什麼大家都要來中國？第一，因為中國的經濟是比較開放的；第二，中國的市場足夠大，全球品牌都想來分一杯羹。中國的企業已經習慣跟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司競爭，吉利、比亞迪都是在這種競爭中越做越大。同樣，家電、手機中的中國優秀品牌，也是在激烈競爭中成為世界品牌的。
所以，當中國品牌走出去的時候，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在南美、東南亞市場，中國優秀企業產品的質量都是以足夠好的形象出現的。在疫情之前，我差不多每年都會跑一趟南美市場，特別是智利，可能有1/3的汽車都是中國品牌，當地的家電賣場就像國內的國美或者蘇寧一樣，擺滿了中國品牌。
舉個例子，2019年，華為推出了新款手機P30Pro，這款手機在歐洲的售價是1000歐元左右，約等於9000元人民幣，比蘋果新款手機大約便宜10%。意大利米蘭有一家華為專賣店，距離我們公司總部不遠，很多人到那個店排隊買華為P30Pro。如果10年前有人跟你説，將來有一天歐洲人會排隊去買一部將近1萬塊人民幣的中國品牌手機，你會信嗎？我估計很多人不信，但是現在確實就是這樣子。中國優秀的品牌、優秀的企業在海外越來越受歡迎，而且將來也會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能在中國成為很優秀的公司，同樣也能在海外成為很優秀的公司，這些公司將來會給投資者帶來最大的投資機會。
《紅週刊》：目前，騰訊、阿里巴巴、茅台等進入全球前20大市值公司之列，未來是不是會有更多中國公司進入世界公司前列？
趙柏齡：我認為會的，我們再分享一個挺有意思的數據，美國 Fortune Magazine(《財富》)每年都披露世界500強公司，中國企業的上榜數量現在已經超越美國，而之前美國企業上榜數量長期佔據Number One的位置。觀察進入世界500強榜單的中國企業，有些企業可能在過去10年、20年從來沒在這個榜單中出現過，尤其是一些創新類型的公司。我相信，未來20年、30年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優秀公司進入世界頂級公司之列。同時，這些優秀的公司會有很高的市值，在一些指數中的權重也會越來越大。
《紅週刊》：事實上，中國證券市場自設立以來就是一個成長型市場，目前，您看好哪些成長型公司？
趙柏齡：中國的特點是經濟發展的速度太快了，10年前會認為汽車行業屬於成長行業，但現在很少有人説汽車行業是成長行業了。我認為，從中國現階段來説，很多傳統行業的成長機會其實不是在國內，而是在海外，比如家電，頭部家電公司的收入中可能有1/4、1/3是來自於海外市場。我們非常看好那些海外市場收入佔比越來越大的一些行業，尤其是其中最優秀的企業。
《紅週刊》：在科技領域，中國的新電商、移動支付以及短視頻等已經處在領跑位置，您怎麼看待中國科技的未來遠景？
趙柏齡：中國有很多互聯網科技產品遠遠超過了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前是中國的互聯網公司copy美國，現在是美國公司copy中國的商業模型或技術，比如中國已經流行好幾年的直播和新電商。中國互聯網領域的一些獨創模式本可以參與發達市場的競爭，但實際上有許多困難，未來也會存在一定的困難，這是很可惜的。目前惟一一個在海外發展比較成功的互聯網公司是抖音。
《紅週刊》：內地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以及中概股回潮到港上市，是否意味着港股市場的機會在明顯增多？
趙柏齡：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我和我們美國的同事也討論過這個問題。長期來看，中概股在美國退市其實是對美國資本市場不利的事情，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全球的投資者要配置中國企業，如果這些企業最後回到香港上市，歐洲的、日本的投資者將被迫將頭寸從美股市場轉移到港股市場。隨着越來越多的包括創新類醫藥公司、科技和互聯網公司在香港上市，或者從美股退市轉到港股上市，我們認為這會給國內投資者帶來豐富的投資機會，我們整個組合對港股的配置比例在將來也會提升。
趙伯齡(照片由嘉賓提供)
用全球視野發現比較價值
醫藥和科技是投資組合重配行業
《紅週刊》：目前您所管理的基金，在A+H兩地市場的配置策略是怎樣的？
趙柏齡：我們目前對大中華市場的配置大約是70%配置A股、30%配置港股，主要比較基準是MSCI China，配置大致跟指數一樣。但這不表示我們不會增加港股或A股配置，我們的策略還是比較靈活的，如果我們覺得機會分佈發生較大變化，就會增配或少配一個市場，這與哪個市場無關，主要與公司有關。我們不會把A股和港股分開來看，不會在看好A股的時候卻不看好港股，我們覺得都是中國企業，只是所在的市場不同而已。在我們的整體投資組合裏，醫藥和科技是佔比最高的行業。
《紅週刊》：外資一般都會看好中國消費，在您看來，中國消費領域的投資機會主要體現在哪裏？
趙柏齡：對於消費，我們一般是指大消費，包含部分醫藥股。在過去20年時間裏，中國很多行業都出現了明顯的消費升級現象，比如汽車、手機、家電等，因為中國的中產階層越來越有錢了，消費得起更好的手機、更好的電視、更好的汽車等，但是醫藥行業卻沒有體現出太多的消費升級情況。舉個例子，大部分中產階層無論體檢還是看病還是去傳統公立醫院，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領域需求很大。
隨着收入持續增長，消費水平不斷上升，人們願意花更多的錢接受更好的醫療服務。除了體檢，還包括一些其他領域的藥物，我們認為將來會出現消費升級的趨勢，所以我們對醫藥行業是非常看好的，這也是為什麼醫藥在我們的組合裏面是最高配置的行業之一。
《紅週刊》：從外資持倉A股的口徑來看，食品飲料尤其白酒是外資的重倉配置領域，它們可能基於白酒輕資產、高現金流、高毛利率等一些行業特徵。那麼，您認為白酒板塊是投資中國“不可或缺”的領域嗎？
趙柏齡：我認為白酒行業不是核心行業，而白酒頭部的兩三家公司是核心資產，必須要放在組合裏。因為這些白酒龍頭在指數中的權重比較高，所以從組合管理角度來説是必須要配的，問題是多配置還是少配置。
我不是説白酒行業不好，從行業對比來説，白酒行業有一些獨有的特點，可是從長期來看，從我們看好的未來有比較大的、全球性的發展機會的行業和企業來看，很明顯，白酒很難在海外市場有大的發展，這決定了其市場空間不夠高。比如，中國的空調和手機類龍頭，未來有機會拿到更多全球市場份額，而白酒幾乎只靠中國市場。
《紅週刊》：有分析認為破淨率極高的中國銀行股是價值窪地，您怎麼看？
趙柏齡：我們認為銀行股存在一些好的投資機會，我們比較看好的銀行不是最大的銀行，不是靠傳統的拉存款、發貸款的銀行，而是那些已經向財富管理轉型的銀行。比如偏私人銀行，它們依靠那些新的商業模型增加收入，而且是通過輕資產的方式來增加收入。中國有很多比較優秀的銀行，通過轉型的方式去拓展未來的發展空間。
《紅週刊》：我們注意到，你們也在調研一些中等市值的A股上市公司。除了看得見的“月亮”，您會增加對其他“星星”的關注嗎？
趙柏齡：會的。需要明確一點，包括我們在內的大部分的海外機構投資者，是不會投小盤股的，我們的門檻標準是20億美元市值，即低於120億、130億人民幣市值的公司，我們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投的。
需要區分看待的是，海外一些超級基金，它們是沒辦法投中小盤公司的，因為他們的資金量太大了，即使配5個點也會給一箇中等市值的公司股價帶來很大的影響。我們投資A股的海外基金屬於中等規模，可以配置A股的一些中盤公司，我們大約有1/3的組合配置中盤股。因為我們覺得未來這其中會有許多機會，如果一隻股票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的時候，可能機會更多。
機構在資產配置分散化中“熨平”波動
中國投資者到了配置海外資產的時候
《紅週刊》：外資向來具有“長期價值投資”的標籤。您的機構主要託管全球機構資金等賬户。那麼，您在投資中國時，持股週期、產品預期收益率以及回撤管理分別是怎樣的？
趙柏齡：我們的投資週期是相對較長的，但也不是無限的長期，無論海外的保險公司或海外的基金公司，都會有一些流動性的要求。我們當然希望能投資5年、10年甚至20年，但要滿足流動性要求，同時如果市場有比較大的波動，我們肯定也要改變投資方向。
我們在做投資決策的時候，判斷一家公司的價值時，不是隻看它未來能帶來多高的收益率，還要考慮行業、股票的波動率有多高，再看風險調整後的收益。我們的投資者最討厭的是什麼？就是波動率。所以，降低波動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去配一些高波動、高收益的股票，可是對於組合裏的其他投資標的，就要考慮如何壓低整個組合的波動率。
所以，我們會一直觀察組合裏的不同投資標的的相關性有多高，這是我們非常關注的一些風控的指標，因為當整個組合的相關性非常高的時候，如果碰到市場比較大的波動，基金產品的波動率也會非常高。我們看到中國A股年化波動率達到25%甚至是30%，這是很多海外投資者很難接受的一個波動率，所以我們得花大量的時間去想辦法把波動率降低。
《紅週刊》：市場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泡沫，對此您是怎樣甄別和避免的？
趙柏齡：投資最難做的一件事就是判斷資產是不是在泡沫階段，很多時候是當泡沫爆掉了才知道它是泡沫。如果你是一個long short equity(股票多空策略)，就是可以賣空，當你覺得是泡沫出現就做賣空操作，這可能無助於收益反而可能是風險，就像美國的一些對沖基金賣空GameStop、AMC一樣。
泡沫是很難識別的，投資者惟一能做的事兒就是避開這類投資。如果覺得存在泡沫或者偏泡沫，就不去投資或者降低倉位，或者也可以用一些衍生工具降低整個組合的風險。
《紅週刊》：有觀點表示“買不如藏”，對於好公司只需要“買入和持有”。您對此怎麼看？
趙柏齡：這種“buy and hold”(買入並持有)策略，就像巴菲特以前説過的，買了一家自己看好的公司，可能持有30年都不看它的股價。
買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從當下的視角認為這家公司質量好、價格好，但接下來就“躺贏”是不夠嚴謹的。如果你是一個認真的投資者，就需要一直關注這家公司。這種關注，不是天天盯着彭博或看它的股價變化，而是要一直去做調查研究。當然，在買入之前你已經做了大量的調查，但在買入後還要把這種跟蹤行為持續下去，因為現在很優秀的公司不代表未來會一直優秀。即便一些有很長曆史的優秀公司，也不一定代表它有光明未來，像雷曼兄弟有150年的歷史，在2008年很短的時間就消失了。所以，認為投資就是買一家好公司，然後閉着眼一直持有，是過於簡單化了。
《紅週刊》：如果用未來10年、20年的視角看，中國的投資機會主要分佈在哪些行業？
趙柏齡：我覺得未來10年、20年，新的、好的投資機會會集中在科技和互聯網行業，這些行業一直在發生變化，並且是很大的變化。10年前誰會想到快手、嗶哩嗶哩、抖音？對比其他行業，有些行業也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是業務形態是沒有太大變化的，特別是一些傳統的行業。因此，互聯網行業會“發明”一些新的子行業，會不斷有新的商業模式出現，大大增加投資者的投資範圍和投資機會。
《紅週刊》：您對中國投資者有哪些投資建議？
趙柏齡：我有兩個建議，一個是應該降低房產資產的配置，因為現在在大類的資產配置中，房產的配置太高了。第二個是要慢慢考慮提高海外的資產配置。因為只有當資產組合充分分散，而且資產相關性比較低的時候，才能有效降低組合的波動性。我覺得，目前國內越來越專業的投資者有必要把投資組合適當地分散，同時開始增加海外資產的配置。
(簡介：安中集團，是歐洲領先的全球性獨立資產管理集團，1989年成立於歐洲，2004年在米蘭交易所上市，是Stoxx歐洲600的指數成份股，亦是歐洲最大的600家上市公司之一。截至目前，安中集團管理資產規模逾5700億元人民幣，逾90%的資產專注於二級市場主動投資。安中集團也是投資大中華市場最大的海外資產管理集團之一。)
（文章來源：證券市場紅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