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印度去年從中國進口的100大類商品（按價值計算）總值比前一年增長近2/3，印度對中國商品的依賴度越來越大。此前，多家媒體聲稱印度可能會很快放鬆對部分中國投資的審查程序，批准持股比例低於10%的投資。這些都在寒冷冬日裏為中印關係增添了一絲温暖氣氛。然而，要説樂觀，或許還為時過早。
實際上，自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改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接壤鄰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之後，印度“放寬對中資企業投資限制”的信號曾經不止一次出現。2021年1月，印度批准來自香港企業的三項投資；2021年3月，又有報道稱印度政府將“有選擇地考慮批准中國的投資”。但是，印度政府迄今從未就此做出過官方表態。
應該怎樣看待諸如此類的風聲呢？首先，目前印度對中國投資的政策風向並不由經濟因素決定，而是隨着地緣政治局勢的鬆緊而變化。2021年4月至10月，受到疫情影響，印度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約為25.6億美元，相比2020年同期下降33%。但是即便如此，印度政府並不需要通過放鬆對中國投資的限制來表示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歡迎，因為過去20年，中國對印直接投資僅佔印度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0.51%，而且集中在科技初創企業等有限領域。中國投資退出這些領域造成的空缺，不難被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彌補。因此，如果印方放鬆對部分中國投資的限制，更可能是基於政治因素驅動。與長期的經濟需求不同，政治因素驅動缺乏可預測性，隨時可能發生變化。
其次，印度的政策反覆不一定是因為短視導致的朝令夕改，更可能出自一種長期考量，即印度政府通過將中國塑造為外部威脅的首要來源來鞏固自身的合法性，但又希望“中國風險”是可控的，希望避免直接衝突和不可挽回的損失，因為印度政府對自己的脆弱性還是有認識的。通過政策上的“反覆橫跳”來避免中方“以牙還牙”的憤怒和報復，也是其慣用手段。切勿忘記，就在“放鬆限制”的消息放出來前不久，印度政府還要求小米繳納65.3 億盧比（約合8780 萬美元）的進口税。然而，印度政府依然可以將針對中國企業查税的行為解釋為“財政部年底拼績效”的“正常政府行為”，同時又放出放鬆投資限制的風聲。在這種缺乏誠意的反覆無常之中，企業受到的傷害無疑會是最大的。
再次，印度的“寬鬆”也是極具功利性的：被“允許”進入印度市場的中國投資必須是“安全”的，不能對印度本土企業形成強烈競爭關係，不能造成所有權變化；大規模投資只能限制在“關鍵領域”和“本土能力不足”的領域，説明印度只希望通過中方投資來彌補自身的資金瓶頸或解決重大技術問題。然而，印度的關鍵產業和“能力不足”的領域，要麼利益關係盤根錯節，隱形門檻極高，外來投資很難進入；要麼本土產業鏈發展滯後，前後聯繫缺失，正常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必須從海外大量進口設備、原料和引入人才，如此一來又與印度政府縮小逆差和當地用工要求的政策取向相矛盾。我們甚至不能不考慮這樣一種可能，即印度政府會強迫中資企業進行技術轉讓，然後在未來某一領域能力得到完善之後，又通過各種手段強迫中資退出印度市場以坐收漁利，而中資的投入將會完全打水漂。
最後，印度並沒有一個類似於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強勢外國直接投資監管機構，但除了審批程序之外，印度還有複雜的直接投資政策和龐大繁雜的法律體系，其中存在諸多充滿不確定性的灰色地帶，這讓印度政府有着非常充裕的“可操作空間”。換而言之，一旦風向有變，印度政府擁有許多“合法”針對中資企業的手段。
印度確實是一個擁有諸多機會的新興市場，但風險同樣是巨大的。中國企業要進入印度市場，需要有充分準備和長期的風險研判，切忌被印度政府短期內釋出的“信號”干擾了理性判斷。（楊怡爽，作者是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