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風投「大力出奇跡」的時代結束了
採寫 | Jesse
編輯 | 靖宇
編者按：
8 月 10 日，軟銀集團宣佈暫停所有在中國的新投資。
不只中國，過去兩年，軟銀在全球投資的規模劇烈收縮，業績表現也像坐過山車一般跌宕起伏。剛剛過去的 2021 年第二季度，它的淨利潤同比下滑了 40%。
噩夢從 2019 年開始，當時軟銀願景基金重金押注的明星獨角獸公司 WeWork 尋求上市失敗，泡沫破裂，市值瘋狂縮水，給軟銀帶來「重創」。
事後覆盤，WeWork 之所以變成了一堆泡沫，一方面在於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伊曼的獨斷專行，另一方面，也與孫正義的推波助瀾密不可分。
WeWork 崩塌，註定要成為軟銀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也成為整個科技創投市場轉向的一個標誌。
這段故事，被華爾街日報的兩位記者詳細記錄下來，寫進了他們的新書《The Cult of We》中。
本文取材自該書，希望給人們提供一個更深刻的視角，反思這一段歷史。
2018 年 11 月，WeWork 聯合創始人、前 CEO 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到訪中國。
當時 WeWork 進入中國剛滿兩年，就已經在 6 座城市設立了 59 個辦公空間。諾伊曼想要加速擴張的腳步，計劃到 2018 年底，開設超過 70 個辦公空間，並承諾，這個數字還將繼續壯大。
「他（諾伊曼）帶來了決心、承諾和期許」，WeWork 在公眾號文章標題裏這樣寫道。
諾伊曼的擴張計劃是真的。因為就在 2018 年夏天，他剛從 WeWork 最大的資方，軟銀的孫正義那裏，獲得了一筆 200 億美元的投資承諾，其中光是用於鎖定交易的保證金，就高達 30 億美元。
200 億美元，即便對孫正義來説，也是一筆鉅款。他主掌的軟銀願景基金，是全球最大的私募風險基金，資金盤也只有 1000 億美元。歷史上從非公開市場融資最多的創業公司，Uber，所有融資加在一起，約為 120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也是孫正義投的。
孫正義最終沒有拿出這筆 200 億美元的鉅款，WeWork 迅速失血。2019 年，WeWork 開始尋求通過上市來獲得資金，但未能成功。很快，泡沫破裂，諾伊曼被趕出公司，WeWork 估值也從最高點的 470 億美元，縮水至現在的 40 億美元左右，僅略高於孫正義當初許諾給諾伊曼的那筆保證金。
3 年過去了，WeWork 在中國的辦公空間數量停在了 75 處。實際上，WeWork 已經喪失了對中國區的控制權。去年 9 月，因為發展困難，WeWork 以 2 億美元的價格，將部分中國區股權出售給摯信資本，後者的持股比例超過一半，成為了 WeWork 中國的實際控制人。
自 2019 年起，大部分風險基金都開始採取更謹慎的投資策略，科技巨頭們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調查、監管。不少業內人士表示，科技創業領域已迎來「資本寒冬」。
軟銀對 WeWork 200 億美元投資計劃的背後，是諾伊曼和孫正義荒誕的野心，這個故事，也成為那個資本野蠻擴張時代的一個註腳。
兩個野心家的相遇儘管 31 歲才創立 WeWork，但亞當·諾伊曼是天生的野心家。
他出生於 1979 年的以色列，早年因父母離異，隨母親搬到美國。他患有「讀寫障礙」，直到小學三年級才學會讀書寫字。因為跟不上學校進度，11 歲時，諾伊曼不得不回到以色列，在一個農場定居。後來，他進入以色列海軍學院，畢業後做了 5 年的以色列海軍軍官，軍銜「中尉」。
性格上，諾伊曼非常「要強」。從海軍退役後，他再次來到美國，在紐約市立大學下屬的一所商學院進修。之後通過朋友介紹，和米格爾·麥凱威（Miguel McKelvey）共同做起了「共享辦公室」的生意。那是 2008 年，公司名字叫 Greendesk。
這並不是諾伊曼的原創想法。某種程度上，是麥凱威最早提出要做「共享辦公」的生意。當時美國剛剛經歷了 2008 年的次貸危機，房地產市場萎靡，麥凱威以極低的價格，包下了紐約一些寫字樓裏的空置房間，將房間隔斷，再分租給小公司，賺取差價。
就是這樣一門簡單的「二房東」生意，做着做着，兩位創始人看到了更大的機會。2010 年，他們賣掉 Greendesk，轉而創立 WeWork，將傳統的二房東生意，包裝成了「共享辦公文化」的締造者，行業領頭羊。
這時，諾伊曼開始意識到，這個創業項目有可能會成長為一門「大生意」。他毫不留情地「擠開」麥凱威，奪取了公司的控制權。
諾伊曼或許並不知道 WeWork 要如何成長為一門大生意。但他知道，無論走哪條路，他都需要錢，大量的錢，作為公司發展的燃料。
WeWork 的一處辦公地點｜視覺中國
就在諾伊曼為 WeWork 四處找錢的時候，軟銀創始人孫正義，正在籌集史上規模最大的私募基金——軟銀願景基金。
在科技領域，孫正義可能是資歷最老的投資「大師」。早在 90 年代，他就曾投中過雅虎，不僅投了種子輪，之後又以 1 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雅虎三分之一的股份，在互聯網泡沫時代賺到一大桶金。2000 年，他又成功押寶阿里巴巴，用 2000 萬美元換來了阿里 26% 的股份，到 2014 年阿里上市，這筆投資的價值接近 750 億美元。兩次出手，造就了軟銀和孫正義近 30 年的傳奇。
孫正義的投資風格「簡單粗暴」，他常常靠「直覺」做判斷，而不經常算「細賬」。他一出手就開出鉅額支票，不怕投得多。他喜歡將自己的這種「直覺」比作電影《星球大戰》裏的「原力」。當年他僅花 6 分鐘，就做出了投資阿里巴巴的決定。
早在 2014 年，軟銀就曾考慮過投資 WeWork。當時諾伊曼和孫正義有過接觸，但孫正義的下屬在研究之後，認為 WeWork 的本質仍是一家「房地產公司」，而不是科技公司，估值太高。
2016 年，原本已經到退休年紀的孫正義，從沙特副王儲默罕默德·本·薩勒曼那裏，獲得了一筆 600 億美元的資金承諾。這筆錢定義了軟銀願景基金的「當量」。最終，孫正義為一期基金籌集到 1000 億美元，使軟銀願景基金毫無懸念地成為人類商業史上規模最大的風投基金，相當於第二名規模的 30 倍。
有了 1000 億美元的「彈藥」，孫正義的野心也更大了。他需要一個能從更深層次改變世界的項目。
2016 年末，諾伊曼與孫正義在紐約見面。當時孫正義趕着去與剛剛當選總統的特朗普見面，諾伊曼只有 12 分鐘時間説服孫正義。
事情成了。諾伊曼上了孫正義的車，在前往特朗普大廈的路上，孫正義決定向 WeWork 投資 44 億美元，估值 200 億美元。
「攤大餅式」的發展規劃在 WeWork 之前，硅谷「增長」的最速傳説，是由 Facebook 創造的。
2004 年，當時還沒從哈佛退學的馬克·扎克伯格，第一次和硅谷明星創業家肖恩·帕克相遇。他們在飯桌上聊到 Facebook 未來的可能性，肖恩·帕克認為，Facebook 完全可以成長為一個「價值十億美元」級別的公司。
「十億美元」的目標，讓扎克伯格大受震撼。但僅僅兩年之後，2006 年，就有多家科技巨頭，包括雅虎，向 Facebook 提出收購意向，價格在 10 億美元以上。
孫正義希望 WeWork 成為新的傳奇。投入 44 億美元之後，他給 WeWork 定下了一個更宏大的目標，增長一千倍，把「十億」（billion）變成「萬億」（trillion）。
諾伊曼很快接受了這個設定。雖然他對「萬億」這個數量級可能並沒有具體概念，更無法將目標分解為具體的發展路徑。
獲得投資後，諾伊曼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改善生活」上。他在加州購買了多處豪宅，其中最貴的一套位於舊金山灣區，價格高達 2200 萬美元。他還花 6300 萬美元買了一架灣流 G650ER 私人飛機。
比「買買買」更誇張的是各種投資、收購。諾伊曼通過 WeWork 投資了一系列業務邏輯和 WeWork 沒多少關係的公司，其中包括一家活動策劃公司、一家衝浪泳池製造商——諾伊曼很喜歡衝浪。以及，為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他還以 WeWork 的名義創辦了一所小學。這一切，用的都是軟銀的錢。
WeWork 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伊曼｜視覺中國
WeWork 董事會對諾伊曼的「揮霍」行為提出過質疑，比如購買私人飛機的做法。諾伊曼表示，自己買飛機，孫正義是支持的。孫正義「格局很大」，不太在乎諾伊曼花錢的細節。
孫正義甚至覺得，諾伊曼需要「更瘋狂」一點。
2017 年 3 月，諾伊曼來到東京，完成投資的交割事宜。在一場飯局上，孫正義曾讓諾伊曼向滴滴學習，他説：「程維領導的滴滴出行之所以在中國市場打敗了 Uber，不是因為程維比 Uber CEO Travis Kalanick 更聰明，而是因為程維更瘋狂。」當時程維也在場。
孫正義多次強調，在商業的戰場上，「聰明人」打不過「瘋子」。他多次拿自己投過的其他企業與 WeWork 做比較，包括滴滴、Uber 和 OYO，他認為，諾伊曼「還不夠瘋狂」，膽子不夠大。
經過孫正義多次「點撥」，諾伊曼開始思考 WeWork 的未來，繪製出一幅「瘋狂」的藍圖。
他決定將觸手伸向樓市的上下游。WeWork 除了當「二房東」，分租辦公室之外，還應該自己籌資買地，開發房地產，並提供更多物業服務，包括向辦公室租客提供付費的辦公用品、咖啡機、零食，在辦公空間設置健身房，以及向小公司出售管理軟件。在他的設想中，租客只需要用一個 WeWork ID，就可以解決辦公空間裏的一切吃喝拉撒。
在孫正義「大開大合」哲學的影響下，諾伊曼也學會了「攤大餅」式的規劃。他計劃籌集一個千億美元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基金，專門為 WeWork 開發寫字樓，他將這部分業務命名為「方舟」。在他的設想裏，房地產開發、辦公空間分租、物業服務會成為 WeWork 的業務三板斧，這三板斧，每一個都將價值萬億美元。
這個計劃聽起來比「投資衝浪公司」更靠譜，公司不少高管也認可了諾伊曼的「願景」。但從數字上，它實現的可能性約等於零。
無限增長的幻覺2018 年夏天，諾伊曼帶着他的大計劃前往東京，向孫正義彙報，並尋求更多資金支持。
在孫正義面前，諾伊曼毫無保留，直言他們可以一起締造一家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地球上規模最大的公司。而這正是孫正義需要的，「從更深層次改變世界」的計劃，是他的願景基金能看到的最廣闊「願景」。
之後整個夏天，WeWork 和軟銀的高管們，開始密集地開會，商討這一計劃的細節內容，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在於，「WeWork 到底還需要多少錢？」
在諾伊曼的報告裏，這個數字是 700 億美元。這個數字的誇張程度，可以輕易打破人類商業歷史上「融資金額」的各項紀錄。歷史上融資最多的創業公司，Uber，經歷 15 輪融資，一共才融了史無前例的 120 億美元。歷史上最大規模的 IPO，阿里巴巴登陸納斯達克，也才融了 250 億美元。
諾伊曼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讓 700 億美元的融資計劃聽起來不那麼離譜。他計劃用 5 年時間，讓 WeWork 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公司。屆時 WeWork 的租客數量將從 42 萬增長至 1400 萬，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美國互聯網從業人數的三倍。算上房地產開發和物業服務，諾伊曼預測 2023 年 WeWork 的收入將達到 3580 億美元，遠超包括蘋果在內的硅谷科技巨頭。
這樣一份誇張的增長計劃，並沒有嚇到孫正義。相反，他認可了諾伊曼「做增長」的思路。他在諾伊曼「五年計劃」的基礎上，進一步為 WeWork 規劃了一份「十年增長計劃」。孫正義認為，到 2028 年，WeWork 應該擁有超過 1 億名租客，主營業務收入實現 5000 億美元。
孫正義為 WeWork 定下的「發展規劃」｜The Cult of We
為實現這一增長計劃，孫正義也給出了「方法論」上的建議。他建議 WeWork 先用兩年時間，擴充自己的規模，包括銷售人員、房地產相關的經紀人員，以及辦公空間的數量。他在 iPad 上寫下了三個「10K」，意思是 WeWork 在 2020 年，應該有 1 萬名銷售，1 萬名房產經紀，1 萬處辦公空間。
孫正義認為，這三個「10K」，是讓 WeWork 未來 10 年持續下蛋的「雞」，所以他決定先向 WeWork 投一筆錢「養雞」。這筆錢肯定沒有 700 億美元那麼多，他最終決定，向 WeWork 投資 200 億美元，讓軟銀成為 WeWork 的最大股東。他向諾伊曼承諾，會先注入 30 億美元資金，作為鎖定這筆投資的「保證金」。
按照孫正義的計劃，WeWork 將用 3 年時間擴張規模，進而用 10 年時間，成為全球最大的辦公空間。屆時 WeWork 的價值將會是，10 萬億美元。
那是 2018 年的夏天，蘋果剛剛成為史上第一家突破萬億市值的公司。10 萬億美元，是蘋果市值的十倍。
泡沫經濟時代，日本不動產價格飛漲，當時曾有過「賣掉東京，買下美國」的説法。1990 年，泡沫經濟巔峯期，當時美國所有的土地資產加在一起，價值約為 4 萬億美元，低於當時日本的土地資產總值，也低於孫正義為 WeWork 設下的願景。
30 年後，孫正義似乎將泡沫時代的繁榮，投射在了 WeWork 身上。
但是，他和諾伊曼共同打造的 WeWork 增長計劃，很快胎死腹中。
泡沫破裂，夢醒時分孫正義終於碰到了現實的天花板。
即便他已經將投資金額從諾伊曼最初提出的 700 億美元縮減到 200 億，這筆錢還是太多了。願景基金最大的資方，沙特主權基金，對這筆收購案提出了反對。這意味着孫正義必須從軟銀內部拿錢，然而軟銀的股東們也不贊成如此誇張的投資案。
最終，軟銀 CFO 後藤芳光向孫正義發出警告，表示如果繼續執行這筆投資交易，會導致股東拋售，軟銀的股價會受到巨大影響，動搖根基。
此時，諾伊曼正在絞盡腦汁，為 WeWork 尋找收入增長點。想要在房地產業務上實現擴張，需要的資金遠超他的想象。
他開始尋求從邊路突破，希望收購一家主打沙拉的連鎖餐廳 Sweetgreen。他還考慮過收購打車軟件 Lyft，但 Lyft 是 Uber 最大的競爭對手，而 Uber 最大的支持者是孫正義。孫正義得知這一消息之後非常生氣。
直到 2018 年 11 月，孫正義還沒有放棄 WeWork。他開始嘗試削減諾伊曼的權力，與他就投票權和報酬的問題進行談判。
諾伊曼獲得了很好的條件。即便軟銀在 200 億美元投資後成為最大股東，他也能保留自己對公司的控制。以及，如果諾伊曼實現一些業績目標，他就能獲得最多 9% 的股份獎勵，按照當時 WeWork 的融資計劃，這些股份可能價值數百億美元。
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了。12 月，孫正義正式通知諾伊曼，200 億美元的投資取消了，包括 30 億的「保證金」也無法交付。孫正義提出可以向 WeWork 再投入 10 億美元。但這個數字，早已無法填補諾伊曼野心的溝壑。
諾伊曼轉而開始嘗試 IPO，但沒有了孫正義的背書，市場也最終看清了迷霧背後，WeWork 的真相。沒有投資者願意為這樣一個體量巨大卻沒有實際立足點的企業買單。WeWork 上市失敗，估值從巔峯時期的 470 億美元迅速融化，跌至今天的 40 億美元。
諾伊曼則被趕出了 WeWork。
孫正義就投資 WeWork 失敗向資方道歉｜視覺中國
事後，當我們從外部去看 WeWork 的野心計劃，它幾乎荒謬到不可理喻。
一億租客，5000 億營收，十萬億市值。這些數字經由兩個野心家的振盪，落地成一輪又一輪誇張的融資。
書中，《The Cult of We》的作者專門用幾個章節，解釋了泡沫經濟的歷史，WeWork 如何誇大了公司的運營指標，以及那些風投基金，為何會為這樣一個荒謬的項目買單。
與所有的投資者一樣，基金經理也被恐懼和貪婪這兩種情緒支配着。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裏見證了太多的財富神話，特別「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錯過），只要有其他的大基金壯膽，他們就會慷慨地打開水龍頭，將資金注入任何一家創業公司。
而正是鉅額的資金，扭曲了諾伊曼的人格。將他從一個擁有巨大野心的普通人，變成了一個自詡「半神」的瘋魔式的人物。諾伊曼投過一家研究衰老相關疾病的創業公司，他對這件事毫不避諱，告訴別人他想要獲得永生，「長生不老」。
WeWork 上市失敗後，軟銀願景基金也遭受重挫。2020 年 3 月，軟銀股價已經開始暴跌，6 月，結局揭曉，受 WeWork 股權貶值影響，願景基金鉅虧 180 億美元，孫正義向資方鞠躬道歉。
之後不久，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孫正義開始進軍二級市場，購買了大量與科技股掛鈎的看多期權，價值約 40 億美元，關聯的股票市值高達 500 億美元。上一波浪潮還未平息，孫正義已經開始了他的下一場豪賭。
過去幾年，軟銀投資的諸多重點項目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不順。其中包括 Uber、OYO，以及滴滴。軟銀在滴滴身上投入了 110 億美元資金，直到滴滴上市，也並沒有賺到多少錢。根據軟銀二季度的財報，公司淨利潤同比下跌了 40%，股價相比今年最高點，已經下跌了 35%。
軟銀開始逐步減輕負擔，減持了 Uber 股票，這也曾是孫正義大筆押注的對象。願景基金二期的投資策略也開始變得相對保守，共向 90 多家公司投資了約 200 億美元，策略開始變得更加保守、分散。8 月 10 日，孫正義對外宣佈，因為中國的監管舉措變得不可預測，軟銀及其基金將暫停在中國進行投資。
1999 年末，第一波互聯網泡沫時代末期，依靠着雅虎的成功，孫正義曾超越比爾·蓋茨，當過 3 天世界首富。之後 20 多年，他似乎一直在嘗試回到那個時刻，再實現一次押中雅虎、阿里巴巴那樣的「壯舉」。
WeWork 或許是他的最後一次嘗試，或許不是。孫正義敗給了諾伊曼，敗給了他自己的野心，更重要的是，造就他的那個資本野蠻擴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