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歧阜縣高山市一家企業最近“東窗事發”，被爆5年來一直將從中國進口的鰻魚偽造成日本愛知縣產的鰻魚批發銷售。這個事件一出，立刻讓人想到日本國內類似“造假”事件已非孤例。本月中旬，日本國土交通省被爆存在長達8年重複記賬、錯誤統計建築業數據，其中部分數據還被用於計算日本GDP，因而恐將導致日本GDP數據被長時間誇大。在此之前，日本近年來已經接二連三地出現造假事件，比如日產汽車涉嫌無資質人員從事車檢；神户制鋼篡改產品數據，將產品以次充好供應給200多家客户；商工組合中央金庫通過篡改財務數據，違規向不符合條件的企業發放高達7000億日元貸款，以套取政府政策補貼等。
為什麼從製造業到服務業，從建築業到金融業，日企造假事故頻發，甚至一些政府部門也牽涉其中？曾幾何時，日本享有相當高的商業信用。將產品做到極致的“工匠精神”，以貨真價實和物美價廉闖蕩世界的“日本製造”，成就了日本的形象。但如今，動輒爆出的造假事件讓“日本製造”含金量大打折扣，讓日本“工匠精神”蒙羞，也讓日企誠信為王的神話不復存在。
客觀來説，日本是一個法制規範、法律嚴格的國家。在商業和個人誠信指數普遍較高、社會對企業造假零容忍的氛圍中，別説長期性、隱瞞性和刻意性造假，就連一兩次的撒謊都被視為商家抹不掉的污點。而且，在日本的商業習慣中，造假的直接和連帶成本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法律和輿論重壓之下，責任人內疚自殺、企業一蹶不振甚至走向倒閉的例子不少。為何在這種條件和背景下，日本近些年來造假事件仍屢見不鮮？從三個方面或許可以窺見個中原因。
一是被不斷趕超的日企經營壓力巨大，導致焦慮下的鋌而走險。日本經濟深陷“失落的二十年”期間，面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諸多領域的後來居上，日企幾十年來建立的行業領先地位屢被超越。日益增多的競爭對手、陡然增大的經營壓力、瞬間放大的焦慮心態等，讓一些日企越來越無法淡定。經營和業績的雙重壓力以及焦慮心態的推波助瀾，導致個別企業在造假上由最初僥倖的試探，到嚐到“甜頭”一發不可收拾。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日企造假行為由局部行為向集體參與乃至全面蔓延演化，造假也從單一行業向多個行業擴大，造假時間由一時興起向多年持續隱瞞肆虐。通過不正當手段牟利緩解經營壓力，成為一些日企見怪不怪的做法。
二是日本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和監督制度日益形同虛設。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企業管理曾被視為東亞範本，成為後發國家研究和學習的對象。但這些在經濟高速增長和“日本第一”時明顯奏效的機制和制度，後來日益被全球經濟迅猛變革和科技經貿一體化甩在身後。墨守成規的管理理念和相對落伍的內容，使一些日企內部治理機制有名無實，監督制度形同虛設，不僅機制上對企業弄虛作假網開一面，制度上也為企業粉飾業績預留空間。就連各級管理人員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長期隱瞞和蔓延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是日本政界頻繁爆出涉及撒謊、隱瞞、造假和違規的操作，帶來負面示範和影響。尤以涉及前首相安倍本人的“森友學園”低價收購土地、“加計學園”套取國家經費和“賞櫻會”費用支出作弊為甚。置事實於不顧以及倚仗權勢閃爍其詞、極力掩蓋等做法，不僅凸顯日本的政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等頑疾愈演愈烈，也直接助長了一些無良企業上行下效、無視規則、淡化誠信、試圖矇混過關的風氣。日本一些政府部門也對此類事件越來越容忍遷就，在涉及自身問題時更是隻圖僥倖躲過。（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