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金報記者 李樹超
在今年股市快速回暖和可轉債賺錢效應下,部分“固收+”基金在加大權益投資外,還大力提升可轉債倉位,獲取增厚收益。
不過,多位行業人士建言,“固收+”基金若重倉轉債,可能會改變產品的風險收益特徵。因此,應對相關債基設置轉債倉位上限,並調整重倉轉債的債基產品分類,以匹配產品持有人的風險偏好。
部分“固收+”基金重倉可轉債
產品超額收益明顯
在資管產品淨值化轉型、銀行理財需求替代效應下,以偏債混合型基金、二級債基等為代表的“固收+”基金今年發展迅猛,各家公募爭相佈局,規模實現快速增長。不過,受限於持股倉位上限要求,部分基金在權益倉位之外,更是通過高轉債倉位獲取組合的彈性收益。
Wind數據顯示,以二級債基為例(排除高轉債倉位的可轉債主題基金),截至今年三季度末,251只(份額合併計算)二級債基持有可轉債平均倉位為23.62%,環比上季度提升了2.69個百分點,處於歷史較高位置。其中轉債倉位超過50%的產品達38只,5只產品加槓桿買入,持有轉債市值佔基金淨值比超過100%。
而從持股倉位看,上述基金平均持股倉位為13.84%,其中有138只產品持股倉位在15%-20%之間,更有49只基金持股倉位達到19%以上,逼近20%的持股上限。
在偏債混合型基金中,也有部分基金持股比例逼近上限,同樣重倉了可轉債提升業績。
“由於偏債混合型基金、二級債基等‘固收+’產品存在20%-40%的持股上限,部分基金就將轉債倉位提升到70%-80%,甚至加槓桿買入,以轉債資產提升權益倉位,在今年權益市場較好的背景下,實現了增厚收益的效果。”北京一位績優債基經理向記者透露。
在這位債基經理看來,轉債資產在偏債基金組合中的作用如下:一是當基金經理預判股市機會即將到來時,可以在權益倉位不變時加倉轉債,這樣可以防止組合大幅波動,同時也可以戰略性加倉權益市場;第二,轉債資產具有股、債之外的期權價值,當出現系統性或個券期權價值時,也可以提升組合超額收益。
“目前轉債市場個券分化較大,各個行業和主題的轉債較多,各家公司可以依託自身的股票研究平台尋找個券的投資機會,只要控制好倉位,在投資性價比較高時加倉轉債,就可以實現中性倉位的收益增強。”該債基經理稱。
從投資效果看,截至11月27日收盤,中證轉債指數今年上漲5.28%,在各類主流債券指數中位居前列,重倉持有轉債的“固收+”基金在今年也斬獲了不俗的超額回報。
Wind數據顯示,截至11月27日,今年三季報持股倉位在25%以上、轉債倉位超20%的18只偏債混合型基金,今年平均收益率17.39%,是同期同類型基金8.5%收益率的兩倍以上;而在二級債基中,持股倉位在15%以上、轉債倉位超20%的68只產品今年平均收益率達10.86%,也高出同期同類產品4.56個百分點,獲取了不錯的超額收益。
“作為一種兼具股性和債性的金融產品,可轉債資產在‘固收+’基金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成為該類基金增厚收益的武器之一。”上海證券基金評價研究中心基金分析師楊晗表示。
在楊晗看來,由於轉債的估值變化與股市相關性高於債市,且基金經理存在擇券和擇時能力的差異,重倉轉債不一定可以帶來收益增強。如果權益市場整體表現不佳,組合表現也不如人意。
“那些加倉轉債的基金,今年總體業績較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彰顯出了專業化資產管理的成效。”資深基金研究人士王羣航也稱。
行業建言設置倉位上限
重新劃分產品類型
雖然收益增厚效果明顯,但轉債被歸類為債券資產,並可以加槓桿買入,而該類資產波動性又明顯高於純債,有業內人士對此表示,重倉轉債可能將改變“固收+”產品的風險收益特徵,並導致無法更好匹配持有人的風險偏好。
北京一位中型公募投資總監表示,由於轉債比純債波動性大很多,將轉債倉位加上去,組合的波動性肯定會很大。具體來説,組合的波動程度還要看選債方式,比如銀行、石油等大盤藍籌股對應的轉債波動相對偏小,而醫藥、科技等成長類個股對應的轉債波動偏大,產品的風險收益特徵也各不相同。
楊晗也透露,在上海證券的公募基金產品風險評價體系中,對於成立滿足一定期限的基金產品,會比較淨值的波動率水平與同風險業績比較基準,當波動率水平超過一定倍數時,會調高產品的風險等級。具體來説,如果一隻基金轉債倉位高於80%以上,可視作可轉債主題基金,對該類產品的業績考核標準也應區別於普通的偏債基金、二級債基。
從規範產品定位和風險收益特徵的角度,部分行業人士認為債基應設置可轉債投資比例上限,並對重倉轉債的基金的產品類型予以重新劃分。
楊晗表示,早在2015年4月上海證券就曾發文,可轉債資產與權益市場的表現相關性更高,同時對固收類基金的業績影響也很大,因此少量高轉債倉位的基金產品,風險收益水平甚至會高於混合型基金,在2014年也一度高於普通股票型基金。而該類產品,混淆於債券型基金中,讓普通投資者難以甄別,確實有不合理之處。“不僅擾亂了基金分類,同時也干擾了基金評價機構的評級結果。”
因此,楊晗建議:第一,以成熟市場為例,美國主要投資可轉債的基金產品並未劃分在債券型基金中,而是歸類於混合型基金產品。因此,建議將專注投資可轉債的基金重新調整分類,歸類於混合型基金;第二,對債券型基金投資可轉債的比例設置一定上限,這一上限應該累加在對股票的配置比例上,將債基的風險收益水平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第三,還需要專業機構對該類產品進行合理的風險等級評定,以引導普通投資者理性購買。
不過,多位行業人士也表示,重倉轉債並非“固收+”基金主流,持有人也無須過於擔心。
王羣航注意到,由於重倉轉債的基金在同類產品中佔比不足10%,以轉債提升權益倉位並不是主流趨勢。相關重倉轉債的基金經理很多也是保持較低風險偏好,市場不必過多擔憂,包括產品的風險收益特徵等屬性方面。
楊晗也表示,從數據來看,由於只有少量偏債混合基金選擇了高轉債高權益倉位的運作方式,一般產品規模也較小,市場影響有限。“大部分同類基金並沒持有高比例的可轉債資產,獲取穩定收益依然是該類產品的核心目標。”
表1:今年三季報部分高權益高轉債倉位的二級債基一覽
(數據來源:wind 截止日:11月27日)
編輯: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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