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世君
香港6月，亞熱帶海風吹過中環碼頭，不遠處的港交所熱錢洶湧。
一家優質公司的掛牌上市，就已經是交易所的節日，何況是兩家。
6月11日，網易迴歸港交所，代碼9999.HK。鳴鑼開盤133港元，較發行價上漲8.13%，市值攀上4500億港元。
6月18日，“很京東”的日子。京東在港交所二次上市，代碼9618.HK。首日高開5.75%，報239港元，市值逾7000億港元。
港交所已經彙集騰訊（0700.HK）、阿里巴巴（9988.HK）、小米（1810.HK）、美團點評（3690.HK）、網易、京東等中國最頭部的互聯網公司。
其中，中國內地公司（包含H股、紅籌股、民營企業股等）1261家，佔總市值的76.9%，佔總成交金額的81.9%。
錢湧香江，港交所與全球資本，共同寫下時代中國的倒影。
鮮明的時代分期
觀察港交所歷史上IPO募資額（含股東售股）排行，不僅可以看到近半“中字頭”企業，更能看出非常鮮明的時代分期：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移動（1997）、中國聯通（2000）、中國石化（2000）翩然而至。
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改革深化至金融領域，中國資本市場逐步興起。
大型銀行“排隊”入場。於是港交所有了建行（2005）、中行（2006）、工行（2006）、農行（2010）。
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上海、香港的A+H股同步上市，當時創下全球歷史最高募資額——191億美元（當時匯率約1527億港元）。
2010年代開始，港交所或者整個業界，在經歷了新世紀初狂飆突進式的資本盛宴之後，意識到“後勁”可能不足。
最優質的大型央企、國企、金融機構，甚至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很多已經完成香港上市。想要挖掘新的、大體量的上市公司，港交所的開拓空間越來越有限。
而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互聯網、新經濟企業，卻被港交所拒之門外。
標誌性的事件，是阿里巴巴轉投紐交所。
時代倒逼改革
2012年6月，以2B業務（alibaba.com）為主體的上市公司“阿里巴巴（1688.HK）”從港交所退市。阿里巴巴此後謀求集團整體IPO。
2013年春節後，市場傳出消息，港交所、紐交所、納斯達克，都在接洽這艘中國電商巨輪。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質：與資本、投資密切綁定，同時在企業控制權方面，頻頻創新。
互聯網企業家們需要資金，卻不想放棄企業控制權；資本們願意只要投資回報，不求左右企業發展。
二者一拍即合，於是大量的“同股不同權”企業在互聯網領域湧現。
港交所當時的上市規則，並不允許“同股不同權”企業上市。這讓與雅虎的控制權紛爭後，對控制權非常“敏感”的阿里巴巴無法接受。
港交所希望推動改革，最大阻力來自一條基本法律原理——出資和權利對等，投票權與股權比例對稱，“一股一票”。
即便現在，港交所最新版的《主板上市規則》，開篇“一般原則”依然明列：“上市證券的所有持有人均受到公平及平等對待。”
2013年下半年，香港特區政府財庫局局長、香港證監會總裁先後對改革表示否定和“中性”。
2014年9月，阿里巴巴集團在紐交所掛牌，隨即引領一波中概股赴美上市浪潮。
改革呼聲漸強。
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接納“同股不同權”；二是讓中概股（如阿里巴巴）二次上市。
此前，港交所對二次上市有一定的限制——防止企業先在海外交易所以較低標準上市，再回到香港，規避較為嚴格的上市標準。
2017年12月，港交所宣佈新上市規則“達成共識”。2018年4月，新版主板《上市規則》實施。
改革從被否決到落地，用了四年時間。本質上是時代推動了改革。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對此認識很清晰：
“幸運的是，在這四年中，新科技和新經濟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浪潮……雖然我們錯過了一兩個大的IPO，但是大家開始認真地思考香港應該如何與時俱進、如何鞏固自己獨特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了……”
正如李小加強調“新科技和新經濟”，新規幾乎是精準瞄準中資互聯網巨頭。
“同股不同權”必須是“經營成功”的“創新產業公司”——市值底線是400億港元；或者放寬至100億港元，但必須年利潤大於10億港元。
新規增加《合資格發行人第二上市》章節，“為大中華地區申請人赴港作第二上市提供便利”。
2018年實施新規後不久，港交所迎來小米、美團點評。2019年11月，阿里巴巴衣錦還鄉。
2020年6月，網易、京東迴歸港交所。
互聯網巨頭成為今天港交所的主角。
當下的電子交易時代，港交所沒了熙熙攘攘的交易大廳，但依舊演奏着投行的圓舞曲。
本質上，投行是預期和資金的中介。投行商業模式的根源，就是把機構（可以大至國家）未來的收益預期裝入股、債等證券，在市場上換取當下發展需要的資金。
股票等證券進入市場自由流通之後，投資、投機應運而生。
巴菲特説，股市是為了把錢從躁動的人手裏，轉到耐心的人手裏設計的。無論是冷靜的股票投資者，還是一心做大做強公司的企業家，都是“耐心的人”。
投行是與企業家共生，也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共生。
保薦、承銷的投行，有瑞信、摩根大通、美銀、野村、花旗這樣的國際機構，亦不乏中金、中信、海通等中資身影。
京東的二次上市的承銷，更是集齊了工、農、中、建、交、招六家大行的投行。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將港交所類比為“錢”、“貨”、“場”的匯聚之地。
按照這個邏輯，企業的融資需求，需要以投行為代表的中介機構進行包裝、檢疫、分銷，為這個流淌着“錢”的“場”供“貨”。
最近20多年來，內地企業一輪又一輪的赴港上市，讓中資投行走向前台。
以2019年為例。該年160家企業在港交所IPO，融資規模3142億港元。興業證券援引彭博數據分析，在2019年香港IPO承銷規模前20機構中，中資機構就有11家。
中金是國內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行，成立於1995年。彼時，恰是中國改革、發展的一個歷史節點，是與世界資本合作起步的時代。
中金由五家機構發起——中國建設銀行（時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摩根士丹利、中投保公司（時稱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GIC（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香港名力集團。
成立之初，中金公司就承擔着自己的使命——“引進國際先進的投資銀行技術，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體制改革、戰略重組和海外融資等提供多種服務，併為中國的投資銀行業樹立一個樣板”。
1997年，中金完成首個境外IPO——中國電信（香港）（現中國移動）在港上市，募資324億港元，當時創下史上最大中資IPO。
2019年，中金A股IPO保薦人承銷規模第1，港股IPO承銷規模第1，中資美股主承銷規模第2，科創板IPO保薦人承銷規模第1；境內債券承銷規模券商第3；併購業務方面中資併購第1。
2020年，當中金出現在網易香港二次上市保薦機構首位時，市場並不意外。
以中金為代表的中資投行，正在港交所這個錢潮湧動之處，開創投行的中國模式。
商業誕生之處，就是交易；只要財富存在，交易就不會止息。
2020年第一季度，即便疫情烏雲籠罩，港交所日均交易額，依然達1209億港元，超所有歷史年度日均值。
2020年2季度尚未結束，在網易、京東迴歸的加持之下，港交所截至6月18日，不到半年時間，新增募資總額達816.67億港元（網易、京東合併佔比66.43%）。
回到2000年的6月，彼時港交所合併聯交所、期交所、香港結算，整體上市，掛牌0388.HK，成為全球最早上市的交易所之一。
當年末，港交所有上市公司790家，總市值4.86萬億港元。
20年間，時代巨輪，驅動錢潮在港交所湧動。
2020年3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總數增長到2473，總市值上升至32.8萬億港元（約合4.23億美元）。
這是這樣的大跨步發展，讓港交所也逐步躋身世界前列。
到2020年3月底，按總市值計算，港交所全球排名第5，亞洲排名第3，超過泛歐交易所、倫交所（倫敦證交所）、沙特證交所。
雖然2019年9月，港交所收購倫交所被否，但港交所的戰略企圖心，一覽無餘。
2004年6月16日上市的騰訊，是最早一批登陸港交所中國互聯網企業。16年時間，股價已從IPO時3.7港元，上漲至2020年6月26日的485港元。
一定程度上，騰訊改變了港人“聖誕鍾，買匯豐”（用年終獎購買匯豐股票）的“習俗”。
這正是由於香港市場資金對中國國情，對中國企業，尤其是對中國互聯網企業更深刻的理解，或者是偏愛。
（核心參考資料：港交所官網、李小加網誌、文中提及的上市公司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