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經濟危機和中美貿易摩擦，引發了宏觀經濟思想與政策的大論戰、大變革。我們應該如何戰勝危機，走出衰退？
在此背景之下，新基建經濟學應時代而生，成為危機應對和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任澤平先生作為國內較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研究學者，長期旗幟鮮明地倡導新基建，引發了市場的廣泛關注和業界討論。
任澤平在《新基建》一書中指出：未來，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充電樁、城市羣等領域的新基建大規模展開，將給各行各業帶來深刻變革和重大機遇，為吸引全球產業鏈、搶佔科技創新制高點、破局美國戰略遏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2020年春節期間，疫情在國內蔓延，舉國上下共同抗擊疫情，使疫情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但海外疫情從2月下旬開始大面積暴發，美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等成為重災區。全球經濟深度衰退難以避免，當前我們面臨的情況類似於2003年“非典”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疊加。
疫情打斷了中國經濟2019年底的弱企穩，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全面衝擊中國宏觀經濟、中觀行業和微觀個體。疫情大流行一度引發全球流動性危機，2020年2月19日—3月20日，美、英、法、德的股市累計下跌均超過30%，美股10天內四次熔斷，債券也遭到拋售，全球一度陷入流動性恐慌。流動性危機通常是金融危機的前兆，美、歐被迫推出大規模刺激計劃，力度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疫情嚴重衝擊了全球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諸多國家採取了“封國”、“封城”、停工停學等措施。美、歐經濟衰退將從貿易、外需、產業鏈、金融市場等渠道對中國進行傳導。因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和應對。
“新基建”是應對疫情、對沖經濟下行和推動改革創新的有效辦法。需求側有助於穩增長和穩就業，服務於消費升級，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供給側為中國創新發展，尤其是搶佔全球科技創新制高點創造了基礎條件。
中國基建在全球處於什麼水平？中國可以在哪些領域發力？“新基建”的發展空間有多大？本章旨在客觀、專業、系統、深入地對比中國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探究“新基建”各領域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在此基礎上提出“新基建”的五大新理念。
要真正起到惠民生、穩增長、補短板、調結構、促創新的重大作用，必須改革創新，防止“新瓶裝舊酒”“重走老路”“四萬億重來”，避免淪為又一次純粹貨幣超發的飲鴆止渴。治國有常，利民為本。
通信基礎設施為數字經濟提供底層支撐，是各國發展高科技和保障戰略安全的必爭之地。歐、美主導了1G到4G的發展，美國在4G的領先地位累計帶動了1萬億美元的產出及年均4 750億美元的GDP增長，鞏固了其科技霸主地位。未來5G將以萬億美元級的投資拉動十萬億美元級的下游經濟價值，是中美博弈的關鍵領域。
中國移動通信行業經歷了1G空白、2G落後、3G追隨、4G同步的發展歷程，終於在5G時代走在了前沿。歷史經驗表明，前瞻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轉化為產業生態優勢，從而佔領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制高點。
我們建議應推動以5G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深化產學研融合，並促進5G與工業互聯網、車聯網、人工智能等垂直行業應用融合發展，加速形成5G創新生態。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特徵的數字經濟重要性日益突出。按照中國信通院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部分。數字產業化指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產品生產，主要包括電子信息製造業、信息通信業、互聯網行業和軟件服務業等行業增加值。產業數字化指國民經濟其他非數字產業部門使用數字技術和數字產品帶來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增加值）。
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佔GDP比重達34.8%，就業人數佔比達24.6%，成為經濟和就業的重要支柱。2020年，數字經濟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和復工復產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海量的數據需求，數據中心應運而生，成為數據集中計算、傳輸、存儲的“圖書館”。數據中心建設受到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成為新基建的核心領域之一。在數字經濟時代，新基建意味着新機遇。
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量，將推動數萬億元數字經濟產業轉型升級。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表明，不論是機械技術、電力技術，還是信息技術，都可以極大地促進生產標準化、自動化、模塊化，具有很強的通用性，人工智能技術同樣具有類似的特徵，應用潛力巨大。
國務院發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指出，到2025年中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將超過4 000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將超過5萬億元。
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競賽的制高點，對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在這場全球競爭中，中國的優勢在於百度、華為、阿里巴巴等平台型公司積累了紮實的技術基礎、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海量數據，在新基建大戰略下，這將為國家發展打造競爭新優勢，注入增長新動能，有望成為人工智能新基建的領軍力量。
當然，在基礎科研、基礎算法、核心芯片、高端人才等方面，我國仍存在短板。大國科技實力是國家實力的核心，能否抓住智能時代的變革機遇，是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
人口流動的基本邏輯是“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從全球來看，隨着全球城市化整體進入中後期，人口將越發向都市圈和城市羣集聚。
從中國來看，儘管當前人口流動整體放緩，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為明顯。隨着自然增長率走低、人口峯值見頂，未來越來越多的地區將陷入人口減少的收縮局面。
據估計到2042年，1.9億新增城鎮人口中的約80%將分佈在19個城市羣，約60%將分佈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山東半島七大城市羣。
基礎設施是為人口和產業服務的，需在人口持續流入的城市羣和都市圈適當超前建設。當前中國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羣交通建設明顯滯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不足，未來伴隨着人口持續流入，上述矛盾將日益突出，並將帶來潛力巨大的投資機遇，這屬於新基建的新地區。
縱觀全球歷次金融危機，內在邏輯都在於債務和槓桿的快速積累和不可持續，高槓杆是風險之源。
從根源來看，貨幣超發、金融自由化、監管缺位、銀行放貸失控、過度投機是危機的土壤。
從導火索來看，政策收緊、監管趨嚴、流動性退潮等外部衝擊引爆了危機。
從傳導機制來看，金融危機通過資產負債表衰退向銀行危機、經濟危機傳導，國內危機通過貿易、外需、金融市場等鏈條向全球傳導。
從影響來看，金融危機對經濟、金融、社會穩定造成全面衝擊。
從應對來看，緩解流動性危機，修復償債能力，及時阻斷風險蔓延，政策應對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將影響危機的破壞程度。
歷次危機的實踐證明，正確的危機應對措施是先通過貨幣政策緩解流動性危機，再通過財政政策擴大需求走出衰退。新基建經濟學是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一次思想革命，是人類社會認知的一大進步，我們長期旗幟鮮明地倡導新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