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週報 作者：金子莘
“我在中國內地長大，二十幾歲去美國留學，然後回到中國香港任教。”繞了地球一大圈，肖耿在2018年做了兩個重大決定。
這一年，他發起創立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擔任創會理事、創會會長；將工作和生活重心放至深圳，先是在北大匯豐商學院，2021年加入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下稱深高金），擔任研究院實踐教授、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深高金是一家新機構，2017年成立，是深圳市政府為加快金融發展，依託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按國際一流模式辦學及推動政策研究與實踐的金融學院與智庫。
大灣區的經濟融合發展是肖耿目前的主要研究領域。他看好大灣區發展前景，認為“大灣區是銜接中國內循環和外循環的最重要地區之一，有巨大發展機會和空間”。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 肖耿 圖源：受訪者供圖
“我個人經歷緊貼國家發展脈搏。”1980年，恢復高考的第四年，肖耿以江西省高考前六名成績從南昌二中考入中國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就讀自動控制專業。
五年後，科大選派肖耿出國留學，1985年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我本科學的是電子工程，沒有成為工程師，但成了有工程師思維的經濟學家。”肖耿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工程師思維深刻影響了他的經濟研究方法和路徑。
“在讀博士時，考慮學一些中國最需要的也是自己最感興趣的專業，所以選擇了研究中國經濟。”在美期間，他加入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與同在美留學的錢穎一、海聞、朱民等中國第一批留美學人來往密切，每年聚會探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問題。博士畢業的1991年，他加入世界銀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研究小組的工作，中國經濟是最主要的研究領域。次年，他受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之邀，來到香港大學任教。
肖耿崇尚實地調研和政策研究與實踐，不是閉門埋頭書齋的學究，曾在中國香港證監會工作多年，擔任主席顧問及研究部主管等職，有豐富金融政策與監管經驗。在外奔波闖蕩半生，如今他已獲頒深圳居住證，如願在大灣區開啓學術研究另一程。
系統思維與經濟學
“經濟是一個精妙系統。”在採訪中，肖耿多次強調系統思維的重要性。
他倡導用“複雜開放大系統”思維研究中國經濟。“複雜開放大系統”思維框架由錢學森在1993年提出。系統科學觀點認為，研究與實踐的對象是系統，影響系統運作的主體也依舊是一個個子系統（人亦在其中），各種系統之間的互動與結合仍舊是不斷演化的大系統。
肖耿認同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協調和系統計劃的重要性。“電子工程研究的是複雜系統，經濟本身也是複雜系統。理解系統的關鍵在於認識到，在一個關鍵地方搞錯了，整個系統可能出錯，甚至無法運行。工程師和經濟學家都需要建設性解決系統面臨的關鍵問題。”肖耿回憶，大學期間，他想在校園組織同學聯誼活動，卻找不到一套音響系統。不得已之下，他和幾個電子工程系同學跑去工廠找最基本的電子元件，自己動手做了一套音響系統。音源、音箱、功放的每一個零件都必須正常，整個音響系統才能達到預期效果，而好的音響效果是欣賞音樂和舉辦舞會等聯誼活動的關鍵。
“那時交際舞在大學流行，但市場上卻買不到好的音響系統，我們當初自己動手做高保真功放系統就大大提高了聯誼會的效果，也剛好是學以致用、解決現實問題。”肖耿坦承，個人成長也是一個系統的演化過程，包括許多偶然因素，“人生很多選擇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 肖耿 圖源：受訪者供圖
去美國留學也是偶然。1985年，中國科技大學計劃選派一批本科生通過世界銀行資助項目赴美深造。當年11月，學校就遴選出十幾名學生，肖耿是其中一員；12月考託福，次年1月考GRE，7月就已經抵達美國。
“在美國留學的第一年還是蠻辛苦的。”肖耿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國家每月補貼380美金的生活費，但每月房租就要耗去近200美金，再加上其他開支，生活捉襟見肘。
語言也是難題。剛到美國，肖耿看得懂所有的方程式，但聽不懂老師講課，他就先逐字逐句把本科教科書通讀，既學了英文也補了經濟學基礎，課後再借同學的筆記補研究生課的內容。
1986年，肖耿參加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哈佛大學召開的第二屆年會。學會1985年在紐約成立，旨在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經濟交流，促進國外經濟學者參與中國經濟學研究，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會員們每年都會聚在一起，討論與中國經濟相關問題。”肖耿作為其中一員，與清華經管學院前院長錢穎一，北大匯豐商學院前院長海聞等一批創會會員交往頻繁，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關於中國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生產力比較，在學會的《中國經濟評論》發表。後來，他也當選為學會副會長。至今，肖耿對那段經歷難以忘懷，“我們那一代當時只有二三十歲，年紀經歷相仿，吃過苦，有家國情懷，都希望用自身所學為中國經濟發展做些貢獻。”
調研出真知
肖耿重視實地調研，“總是要到一線看看真實情況”。這一風格是受到周其仁的影響。
在美國留學期間，肖耿參與世界銀行多個研究項目。“世界銀行的數據非常翔實，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礎。”當時，他在梳理中國經濟數據時發現，民營企業發達的地區勞動生產率高，經濟發展也更好。
1989年，他為深入瞭解實際情況，決定回國前往民營經濟聚焦的浙江温州實地調研。肖耿現在還清楚地記得調研的具體日期、工廠。短短兩週內，他和周其仁、劉守英等跑遍了温州，走進鄉鎮企業和個體户，和地方官員、企業家、和工人交談。
“當時，温州的紐扣廠就已經承接來自全世界的訂單。消化不完的訂單，在個體户的體系內轉包，形成了完整有效的生產、銷售鏈條。”市場自發形成的複雜專業分工運營模式與英國早期工業化時代的實踐類似，讓肖耿大感意外。
這讓他意識到實地考察的重要性，通過雙眼看到真實市場才能建立全方位的觀察研究體系。“數據只是一個橫切面。不調研無法驗證數據的真實邏輯，深入市場對經濟政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肖耿現在還保持頻繁的實地調研習慣。
因為身處香港，肖耿較早地把目光轉向珠三角。2010年，佛山的地區生產總值達5651億元，五年連跨3個千億元大關。佛山既非經濟特區，又不是省會城市，這讓肖耿好奇。2011年，肖耿與時任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來到佛山尋求答案。此後數年，肖耿多次往返於香港和佛山兩地做調研。
六年後，肖耿、張燕生等人合著的《中國未來：佛山模式》及《政府與市場》出版。他們認為“佛山模式”代表了中國正通過不斷的改革來驅動經濟增長，而成就主要來源於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與合作。
佛山專著出版的第二年，他來到深圳。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灣區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大灣區是內外循環的銜接帶。香港面臨土地資源不足等發展瓶頸，而大灣區腹地廣闊、製造業基礎雄厚。”肖耿表示，灣區城市有諸多互補之處，發揮各個城市的比較優勢則需要創新細化制度設計。
“大灣區要長足發展，就要進一步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全球人才到大灣區就業、生活。”肖耿還提出，大灣區經濟融合發展也要優化雙循環體系的監管，推動雙體系的機制銜接，升級產業跨雙循環佈局。
今年6月，《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印發。他認為，南沙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地理幾何中心，是雙體系融合發展的突破點之一，有望成為鏈接及銜接粵港澳大灣區多樣化城市羣的新活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