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投入巨資對抗疫情是各國政府和央行的必然選擇，但經濟學家還是越來越擔心不斷增長的公共債務將給市場造成重大沖擊。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經合組織和IMF等傳統上支持財政緊縮政策的組織，對主權債務不斷增長這一趨勢的容忍度高了許多。
（各國政府債務與GDP之比）
這些組織的觀點是，只要央行將利率維持在超低水平，債務可持續性就不是什麼大問題。疫情當前，政府應該拋棄從前的種種限制（比如控制債務與GDP之比），專注於經濟援助，關注如利息支付佔GDP的比例等指標。
然而，上述邏輯之所以成立，是基於一個關鍵的假設：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讓央行繼續維持低利率和大規模資產購買。
也就是説，如果通脹前景與預期脱節，甚至持續上升，必將迫使美聯儲及其他央行收緊貨幣政策，以平衡通脹目標。屆時，投資者的注意力將重新轉向債務與GDP之比等傳統指標之上，從而加大了金融不穩定性。
更何況，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止利率和債務，任何看起來萬試萬靈的市場規律，都有被打破的一天。
上世紀60年代，各國政府也確信通脹和失業率之間存在穩定的關係——即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政客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可以簡單通過控制這條曲線穩定通脹和就業市場，一切只取決於他們更願意保護就業還是控制價格。但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表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今天的經濟學家也大都對菲利普斯曲線抱有懷疑態度。
另一個例子是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
當時發達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認為，他們已經永久性地控制了商業週期的更迭。一些人甚至認為，央行的存在就是為了制定通脹目標，因為這在理論上錨定了價格上漲預期，並防止政府使經濟過熱。
但事實證明，還有其他更微妙的因素控制着富裕國家的通貨膨脹，包括全球化、技術革命。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大衰退，徹底扼殺了任何關於“經濟週期輪換已經結束”的説法。
當然了，有許多經濟學家聲稱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併為通脹將長時間維持在低位提供了各種解釋。
其中包括：技術對價格的調節作用；老齡化社會的通縮影響；收入不平等正在限制總體支出等等。
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市場表示，則給這羣經濟學家提供了最好的辯論武器。
當時各國央行同樣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批評人士也十分擔心這會引發惡性通脹。但最終，主要發達經濟的通脹都很好地控制在了2%左右。
然而，疫情爆發後的市場，很多規律都失靈了，低通脹是否會持續下去沒人説得準。
隨着需求激增，供應限制繼續發揮作用，企業試圖重建利潤，我們可能會看到通脹壓力再次出現。
比如在歐元區，剔除食品和能源等不穩定項目的核心通脹率在1月份躍升至1.4%，為五年多來的最高水平。
在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1.9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嚇壞了一些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和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他們對該計劃可能引發的惡性通脹感到擔憂。
理論上，通脹對公共債務未必是壞事。加速上漲的價格幫助政府解決了之前的鉅額債務，因為這推高了税收，而名義上的債務仍保持不變。各國還將受益於它們在通貨緊縮時期建立的有利債務結構，包括低利率、期限較長以及央行持有的很大一部分主權債務。
然而，我們不能忽略金融市場的動態發展。隨着通貨膨脹捲土重來，我們不難想象投資者將為了避免債券損失而匆忙退出。如果債務與GDP之比惡化引發投資者的擔憂，情況可能會很糟糕。
畢竟此時央行無法進行更多幹預——因為它們擔心這會損害自己設定的通脹目標。
現在，有兩件事需要決策者們好好考慮。
首先，是政府支出計劃的合理性。在疫情肆虐之際，政客們必須盡其所能支持本國經濟。即使他們已經推出了疫苗接種計劃，政府也應該繼續提供幫助，特別是那些遭受最嚴重衝擊的家庭。
然而，正如意大利候任總理德拉基去年夏天所説，債務有“好”和“壞”之分：
一些有針對性的、明智的支出計劃對提高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率大有裨益；但過多的援助或者把錢花在錯誤的地方，則可能帶來反效果。
第二，央行需要考慮是否調整自己對通脹的看法。
在美國，美聯儲已經明確表示願意容忍通脹水平適度超過2%，及引入所謂的平均通脹目標，這可能有助於減輕市場對貨幣政策突然收緊的擔憂。
歐洲央行方面正在進行戰略評估，拉加德需要思考是否向美聯儲看齊。
來源：金十數據